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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 9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8-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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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发展历程与展望
    孙通, 封志明, 杨艳昭, 林裕梅, 吴艳娟
    2018, 9(4): 331-340.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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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资源承载力关注区域土地资源对其发展的限制作用,其已有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本文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简单回顾,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发展逐渐由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向综合承载力发展,其关注重点也由最初的人—粮关系转向土地—社会经济活动关系。相应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方法也逐渐由静态、单要素研究走向动态、多要素研究。具体而言,农业生态区位法（AEZ）、系统动力学（SD）、生态足迹（EF）以及土地资源综合评价法是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方法。作为传统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对象,人粮关系在现代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因为粮食是土地资源最重要的限制性因素,同时也是区域人口与土地资源平衡的重要判据,特别是对于人口大国而言。传统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方面应该加强对耕地资源、食物消费水平估计的精确性以提升评价结果质量水平,同时科技的发展、生活方式对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影响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近年来,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其不仅扩充了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领域,同时也试图在一个开放系统下讨论土地资源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性,但其在承载机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等领域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 森林转型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贵州遵义市为例
    董顺舟, 赵宇鸾, 李秀彬
    2018, 9(4): 341-351.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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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研究区2004-2014年统计资料,运用ESDA方法从空间形态和功能形态两方面对森林转型空间分异进行测度,并在DPS环境下构建径向基神经网络模型,分析了森林转型的影响因素效用,为科学认识山区森林转型发生机制提供了参考。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期间空间形态转型和功能形态转型全局Moran°s I指数分别为0.0336、0.2323,表明森林空间形态和功能形态在空间分布上体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功能形态转型整体全局Moran’s I高于空间形态转型,前者空间集聚特征更明显。各时段全局Moran’s I指数呈上升态势,两者空间集聚程度进一步增强。（2）森林空间形态转型的冷热点格局演化特征稳定,表明县级行政单元间森林数量增加的空间差异小;功能形态转型的县域热点数目上升,热点以西缘为集中分布区逐渐演变至东北缘为中心的连片发展模式。（3）森林的空间形态转型和功能形态转型均受城镇化率和二、三产业比影响效用最大,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是驱动区域森林转型的主要因素,凸显了经济增长在山区森林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未来,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是促进山区森林转型的有效路径。
  • 江汉平原水稻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的关系研究
    王佳月, 辛良杰
    2018, 9(4): 352-364.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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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产生冲突,在全国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对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成为了热点。本文利用368份江汉平原水稻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应用“DEA-OLS”两阶段分析方法,对水稻种植的规模效率进行了测算,并考察了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江汉平原内农户水稻种植的规模普遍较小,平均为0.77公顷,规模效率平均为0.88,规模效率是限制水稻种植综合技术效率增加的主要因素,有88.32%的农户都处在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2）水稻种植规模与规模效率之间确实存在稳定的倒“U”型关系,在考虑户主特征、土地质量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农户水稻种植规模达到5公顷时,规模效率最大。（3）户主特征因素中,户主年龄对规模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从事非农工作的家庭比户主纯务农的家庭规模效率低。耕地质量因素中,地块的灌溉条件对规模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特征因素中,使用机械播种的家庭比手工播种家庭的规模效率高3.07%。因此,我们建议当地政府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实行阶梯式的规模经营补贴,增加在灌溉条件改善和机械设施普及上的投入,以鼓励农户扩大种植规模,提高规模效率和种植收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 宁波市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因素分析——基于区县面板数据的研究
    牟初夫, 王礼茂, 屈秋实, 方叶兵, 张宏
    2018, 9(4): 365-373.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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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2003~2012年宁波市下辖区县的面板数据,结合面板计量模型与分区域回归、逐年回归方法,分析了宁波市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经济总量、人口和产业结构调整系数每增长1%,建设用地规模会增加0.35%、0.52% 和 -1%。（2）不同区域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驱动因素有所差异。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中心区、余姚、慈溪和奉化,人口增长因素用地扩张的作用最为明显（系数分别为4.880, 1.383, 3.036和0.583）,产业结构调整因素的作用次于人口增长（系数分别为1.235, 0.307, 0.145和-0.242）,而经济发展因素则显得越来越不显著;而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象山县和宁海县引起城市扩张的主要驱动因子是经济发展因素（系数分别为0.413和0.195）,人口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力相对较弱。（3）逐年回归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因素的驱动作用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系数从2005年的-1.531到2012年的1.459）;人口增长因素的驱动作用则缓慢下降（系数从2005年的1.249到2012年的0.044）,在2008年后已小于经济发展因素的贡献力度;产业结构系数与建设用地增长暂时为负相关,且负相关性越来越弱（从2004年的-5.312到2012年的-0.589）。
  • 雄安新区如何选定起步区：土地利用视角
    姜鲁光, 吕佩忆, 封志明, 刘晔
    2018, 9(4): 374-381.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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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新区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 km2,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 km2,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 km2。深入分析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的现状空间特征,对于科学选定起步区、推进新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时相Landsat-TM/ETM+/OLI遥感数据解译,分析了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特征,并重点研究了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潜力和耕地质量的区域差异,提出了雄安新区起步区的三个可能备选方案,并分析了其各自利弊。研究表明,雄安新区土地呈“六田、二建、一水、半分林”特征;现状建设用地占比较高,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潜力较大;耕地质量及其利用强度的空间差异较大,容城、安新耕地质量好,复种指数高,分别达1.92和1.87,雄县耕地质量较差,复种指数明显偏低,仅为1.32。综合考虑功能区域的完整性、未来发展的可拓展性、与周边县市的兼顾性和防洪安全性,统筹权衡优质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征用拆迁成本等因素,先期规划建设的100 km2起步区可以有三种备选方案,位于容城县东部、兼顾安新县和雄县的“中方案”是现阶段作为起步区相对合理的方案。针对新区建设需要大量占用土地的现实需求,本文建议优先通过农村（含乡镇）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与节约集约利用解决;新区建设不可避免会占用耕地,建议优先安排占用等级较低的耕地,尽量保护优质高产耕地;同时指出,雄安新区大部分地势相对较低,新区规划、选址和建设需要高度关注防洪排水问题。
  • 国内外生态补偿机制对比研究
    刘桂环, 马娅, 文一惠, 朱媛媛, 谢婧
    2018, 9(4): 382-394.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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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补偿作为缓解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协调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及政府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外已开展了大量有关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并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首先尝试从生态补偿的内涵、要素（利益相关者、补偿标准、补偿模式、补偿方式、补偿资金、补偿效果）、实践案例等方面对国内外生态补偿的研究与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次,结合上述成果,归纳分析国内外生态补偿存在的差异;最后,总结提炼我国生态补偿研究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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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杨伦, 刘某承, 闵庆文, 伦飞
    2018, 9(4): 395-406.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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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实现我国水资源合理配置,缓解北方广大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大战略性基础工程。建立跨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水资源永续利用的关键核心,而生态补偿量的测算与分配是建立补偿机制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通过机会成本法和支付意愿法,建立了针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的横向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引入分别反映水源区和受水区自然资源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整系数,共同确定水源区受偿量和受水区补偿量的分配权重系数和具体金额。结果表明：（1）贯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的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为25.2亿美元,下限为22.0亿美元。（2）不同受水区的支付标准和水源区的受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受水区支付横向生态补偿的出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 河南省出资40.71%,河北省出资35.04%,北京市出资13.67%,天津市出资10.58%。供水区接受横向生态补偿的受偿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 陕西水源区受偿68.45%,湖北水源区受偿21.56%,河南水源区受偿9.99%。（3）影响受水区居民支付意愿的显著性因素包括居民年龄、居民受教育程度、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对南水北调工程的了解程度和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5项。本文基于理论分析,通过实证案例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的有关问题,为我国建立行之有效的水源地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并对其政策化和法制化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 河北迁西板栗农林复合系统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王佳然, 刘某承, 杨伦, 闵庆文
    2018, 9(4): 407-415.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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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生态补偿已成为激励生态保护的重要手段,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成为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迁西传统板栗复合栽培系统是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典型农林复合系统,但由于当地生态环境脆弱,同时受到短期利益驱动,导致板栗单一种植逐年增多,水保防护林受到蚕蚀,造成了水土流失等问题。本文以迁西板栗农林复合系统为例,在对当地100名农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和模型构建法,就板栗复合栽培系统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地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情况、对环境破坏行为的关注程度、环境保护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户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都显著影响其受偿意愿。通过对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明晰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机制提供案例,其研究结果也可为进一步制定科学的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为当地环境的保护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 基于官厅水库流域产水和水质净化服务时空变化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文一惠, 刘桂环, 吴瑞
    2018, 9(4): 416-425.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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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厅水库（GR）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最重要的水源地之一,曾因水质污染严重而被迫退出北京市饮用水供应系统,经过全面治理后于2007年恢复成为北京市备用水源地。为了从整体上定量分析官厅水库流域生态系统的产水和水质净化服务,基于InVEST模型,选择官厅水库退出北京市饮用水供应系统和恢复成为北京市备用水源地为时间节点,定量评估1995—2010年官厅水库流域生态系统的产水量和TN、TP输出量,分析其产水服务和水质净化服务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1995年至2010年,官厅水库的产水服务服务先减弱后增强,整体呈现减弱趋势,流域产水量从1995年的1.89×109 m3降至2010年的1.43×109 m3,产水服务减弱24.0%,水质净化服务表现为先减弱后增强,但整体呈增强趋势。TN产量从1995年的4028.7吨下降到2010年的3611.4吨,TP从1995年的379.7吨下降到2010年的354.0吨。TN和TP净化服务分别增加了10.4％和6.8％。研究显示,气候和土地利用的变化是导致官厅水库水利服务变化的主要因素,不同时期的水资源保护政策导向也与水质净化服务变化趋势相吻合。一方面,以上研究成果可以为确定官厅水库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领域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设定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保护的目标情景,在这个目标情景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可以获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增量。这种方法直接反映了自生态环境得到保护以来新增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这与土地利用/覆盖类型视角下,基于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生态补偿标准相比,更具说服力和可行性,并且为官厅水库流域及其他地区的生态补偿提供了新的途径。
  • 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居学海, 薛颖昊, 习斌, 靳拓, 徐志宇, 高尚宾
    2018, 9(4): 426-433.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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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的持续支持下,我国粮食实现了多年连续增长,农民收入显著提高。但农业生产方式整体而言较为传统粗放,导致农业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农产品生产成本增高、质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而将目前的以保护产量为主的保护价收购等补贴政策,转化为以农业生态补偿为主的绿色补贴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介绍了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义,分析了我国当前农业补贴政策的效能,借鉴发达国家农业生态补偿的经验,阐述了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选择,提出加快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 中亚能源安全的定量分析及其政治影响因素
    陈晓鹏, 成升魁, 吴良
    2018, 9(4): 434-443.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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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国家距离公海遥远,仅凭管道出口或进口石油,因此面临着来自油气管道沿线国家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本研究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作为中亚出口国代表,选取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进口国代表,从相关性、多样性和国际关系影响三个角度,利用2005—2016年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的能源贸易数据,分析中亚国家所面临的能源风险。研究结果显示：哈土两国的石油市场多样化程度较高且市场之间相关程度较低,这种市场配置使出口国、过境国和进口国之间的关系对石油出口的影响较小;而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市场因为多样性不足,国际关系能够对天然气出口造成较大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能源进口仅来源于数个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本文认为中亚国家的能源安全深受四个政治因素的影响：(1) 与俄罗斯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亚国家能源出口市场的格局,因为中亚国家市场多样化的关键在欧洲;(2) 中亚能源博弈的管线竞争对中亚国家能源出口安全有重要影响,因为这些新管道能够将中亚与欧洲和中国市场直接联系在一起;(3) 中国作为邻近中亚的巨大能源市场能够帮助中亚国家有效回避俄罗斯对能源出口的控制;(4) 对于进口国而言,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对其能源安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中国林权制度改革和水权制度改革的比较与借鉴
    苏溥雅, 齐实, 李月, 靳孟理
    2018, 9(4): 444-454.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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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水权制度改革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中国政府主导的两种资源制度改革。林权制度改革已经完成,水权制度改革正在进行。本研究剖析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总结梳理出林木采伐限额制度、林权补偿措施、林权确权手段和林权交易平台四个具有典型代表的改革成功措施经验,为水权制度改革提出相对应的弹性取水指标、水权流转所涉及的补偿措施、水权确权处理和各形式水权交易平台四方面切实可行的建议。这将弥补中国体制下两种重要的资源制度改革之间对比研究领域的不足,以期为推动国内外水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