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融合脆弱性评估框架为都市郊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和脆弱性相关理论构建了“社会-经济-生态—敏感性-适应性”的脆弱性评价体系，借鉴“空间陷阱”理念，尝试提出了“空间脆弱性陷阱”概念，采用时空探索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1998-2018年上海青浦区184个行政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交互特征，检验了空间脆弱性陷阱存在性和揭示了脆弱性动态演变的交互影响机制。 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青浦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由0.518增长至0.621，脆弱性等级由中低等脆弱提升至中等脆弱；时空格局呈“先增后降波动式”和“东高西低团聚式”的动态特征。（2）1998-2018年青浦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间路径移动相对长度呈现由“中部区域向四周逐渐递减”的变化趋势，脆弱性时间路径移动弯曲度较小，呈现“南北部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脆弱性时空跃迁的凝聚指数为0.496，空间集聚结构存在相对较高的转移活性和较低的路径锁定性。（3）研究期间没有检测到“空间脆弱性绝对陷阱”，但“空间脆弱性相对陷阱”凸现，主要分布在该区的北部和南部行政界线周边的11个行政村。（4）社会资本因子、人力资本因子、社会因子、经济因子、生态因子和金融资本因子是影响脆弱性变化的主要因子，但各因子影响力呈现波动变化和类型差异；内外耦合性累积型、内生性能力约束型和外生性环境胁迫型是导致都市郊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分异的主要交互影响类型。研究结果对指导都市郊区防范脆弱性风险、促进区域协同、降低脆弱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可助力我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的分析，探讨如何有效实现不同生态产品的价值，并总结实践案例的经验，为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参考和借鉴。文章采用案例研究法，从“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的角度建立案例分析框架，构建影响因素。通过对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三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比较，得出以下结论：（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不同的模式，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价值实现模式的选择；（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个人、社会、政府的衔接还不够紧密。针对存在的问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推动者要引导个人观念、社会参与和政府顶层设计的协同，合理安排资源要素配置，打破现有要素制约，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技术手段和优化策略，以促进区域生态产品的模式发展和价值转化，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研究利用2015-2021年中国33个钢铁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钢铁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平均“创新补偿效应”高于其平均“遵循成本效应”，从而对钢铁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增长产生了正面推动的净效应。同时，考虑到年份、地理区域和产权的差异，双边效应和净效应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随着钢铁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分位数的提高，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此外，融资约束和企业竞争力的增强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对钢铁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研究还发现，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阈值效应。只有在特定的融资约束和企业竞争力阈值范围内，波特假说才能成立。该研究不仅深化了环境规制与钢铁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优化环境规制以有针对性地推动技术创新效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是青海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国家发改委颁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五个维度构建青海省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熵值法、综合指数法以及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对1998-2022年青海省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1）青海省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在25年间不断提高且增速越来越快，目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绿色发展的重心在三个评价阶段变化明显，1998-2004年、2005-2011年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2012-2022年注重经济产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3）2001年以来绿色发展五个维度间的耦合度一直保持在高水平耦合阶段，协调发展度在2021年进入良好协调阶段。（4）阻碍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由增长质量向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转变，提升资源利用水平是青海省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首要任务。本研究以期为青海省绿色发展目标评价考核提供技术方法支撑，为绿色发展政策制定提供方向性建议。
美学价值是与人类关系最为紧密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类型之一。科学评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美学价值，对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精细化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结合国家公园文化属性与景观美学价值，提炼出3种典型美学服务类型，并构建生态系统美学服务评价指标体系。通过542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游客对生态系统美学服务的价值认知，采用单因素方差探究人口特征对其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国家公园各项生态系统美学服务的重要性与总体水平进行系统评估。 结果表明：（1）游客认为国家公园具有自然美学、人文美学与社会美学服务价值，身心健康服务的价值认知程度最高（2.44），心灵崇拜服务的价值认知程度最低（1.86）；（2）不同人口特征对美学服务价值认知存在显著影响。游览次数越多对原始荒野、心灵崇拜、民俗文化和人居环境服务的价值认知程度越高，以科研考察作为目的的游客对自然生态美学服务价值认知程度最高；（3）各项生态系统美学服务的重要性存在认知差异，人文美学服务（0.8473）>自然美学服务（0.7032）>社会美学服务（0.5780），游客认为心灵崇拜服务最重要（0.3695）。（4）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美学服务的价值认知评价整体较高，综合评价得分为4.11，其中身心健康服务价值最高（4.44）、民俗文化服务最低（3.79）。研究结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管理水平。
本文以2008-2017年甘肃省及其各地市州的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为研究对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数理统计法和文献研究法对其利用效率进行评价，选取农业生产的10个投入指标和3个产出指标，计算出2008-2017年甘肃农业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合冗余值分析了投入的冗余情况，并运用投影分析以改进农业资源的投入和配置。结果表明，在时间特征上甘肃省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且随着时间有所波动并逐步趋向稳定，综合效率从0.857上升到1，其中2008、2009、2010、2011、2012年和2015年均小于1，呈现出相对无效的利用状态，利用效率对政策的执行具有滞后效应。同时，空间分布特点表明各市州的利用效率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所有市州根据综合效率的不同水平可划分为四类：最好（1.00）、次好（0.98-1.00）、较差（0.90-0.98）和最低（<0.90），并结合城市实际情况划分了相应的特色农业发展区域；冗余现象仍然存在于农业投入要素中，尤其是在气候资源、农业化肥使用量和农业从业者人数等生态要素方面；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有明显的制约作用。综上，甘肃省农业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总体较低，利用效率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明显，农业发展受生态和技术因素制约较大。因此，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在于整合扶农资金以发展完善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投入和产业结构，积极推广科技应用，大力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创建生态文明农业。
厘清区域碳收支格局并确定利益主体碳补偿标准，是构建区域碳补偿机制和推动区域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通过RS和GIS技术解译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1980、2000、2010和2020年四期土地利用面积，利用净生态系统生产力模型核算遗产地森林、草地、水域和耕地生态系统碳汇量；运用IPCC碳排放因子法和碳足迹法核算旅游业和畜牧业碳排放量，分析遗产地碳汇演变特征、碳排放结构特征及碳收支格局。进一步通过碳补偿系数修正模型和游客支付意愿法，核算遗产地游客碳补偿额度。 结果显示：（1）遗产地1980-2020年碳汇量呈下降趋势，尤其是草地、耕地、林地和湿地的碳汇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遗产地整体处于碳赤字状态，达8.67×106 t CO2，旅游碳排放是主要碳源，占比超过95%，畜牧碳排放仅占4.12%。区域人类活动碳排放强度已超过其生态碳汇承载力，游客是遗产地主要的碳补偿主体。（3）利用碳赤字模型核算出遗产地2020年碳补偿标准为656.21万吨，基于碳赤字和游客支付意愿两个视角，核算遗产地游客理论补偿额度为25.23元/人，愿意补偿的额度为14.78元/人（非参数估计）和5.93元/人（参数估计）。两种方法核算的游客碳补偿标准存在差异，在制定利益主体碳补偿标准时应厘清补偿主体责任权重，并综合考量地区碳收支状况和补偿主体支付意愿水平，科学、合理的碳补偿标准是助推区域实施碳补偿机制的有效手段。未来研究重点应聚焦在如何构建碳补偿机制，尽快制定碳补偿原则、补偿范围、补偿模式与方式，完善碳权交易市场、碳核算信息披露预警、碳补偿管理监督、碳补偿激励约束等配套机制。
人类与洪水的斗争经过近水而居、防御洪水、控制洪水等过程而发展至今。全球气候变化及其不确定性导致预期未来洪水增加，人类应学会与自然发生的洪水更协调地生活。吉尔伯特·F·怀特提出的洪水适应技术通过规范人们在洪泛区的开发行为，调整洪泛区土地利用与建筑物耐洪标准的管理来协调人与洪水的关系。美国、欧盟、法国、荷兰等均在此理论指导下制定了相关政策和应用实践。近年来承洪韧性理论以及韧性规划成为洪灾管理重点。但洪水适应技术依然存在着缺乏独立性且综合性与系统性不足；可应用场景有限，与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矛盾未根本解决及技术应用的空间尺度过小等局限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中国洪泛区城市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应学会与洪水和谐共生，通过洪泛区城乡融合的洪水适应规划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公园绿地在应对极端气候和不确定灾害事件上具有不可替代性作用。评价分析城市公园防灾韧性能力，完善公园防灾功能，对优化和提升城市公园绿地防灾韧性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ArcGIS软件对秦皇岛市海港区公园绿地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结果表明：海港区公园绿地资源与人口分布之间存在空间失配现象。进一步以汤河公园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公园安全性、可达性和基础设施三大维度13项指标展开评价，探明公园在防灾韧性功能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提升策略：优化以人为本的空间布局，构建嵌套式防灾网络体系；强化公园多灾害综合防御能力，稳定生态安全功能；增加安全有效的避险面积，完善公园功能空间布局；补齐应急基础设施资源，建立动态应急管理预案。
结合共生理论和引入博弈仿真模型，设计不同的共生情景并结合A县、H县牡蛎壳污染治理事例来探讨牡蛎壳污染治理多方共生的实现条件。研究发现，要实现三方共治的良性循环治理体系，政府积极治理是首要条件。要实现三方共治要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并转变政府观念及其价值取向；要降低社会资本签约参与治理的成本，使其能够在参与治理的情况下，提高社会资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村民群体作为环境的破坏者和治理的受益者，要转变村民群体传统观念，提高村民群体参与治理所能获得的效益，并辅之以相应奖惩机制，提高村民群体选择不参与的行为成本。在以上条件实现的情况下，系统将锁定三方共生的良性循环治理。基于此，希冀通过A县、H县牡蛎壳污染治理经验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可复制的牡蛎壳污染治理路径，以期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和实现美丽中国建设。
会展业与制造业具有复杂的互动与耦合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间关系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文章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制造业与会展业两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制造业和会展业在时空上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2011-2020年沿长江、黄河两流域各省（区）制造业和会展业两系统的关联性保持稳定和波动性上升，协调程度从濒临失调逐渐上升为良好协调；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发展格局，耦合协调水平高的省（区）集中于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下游，同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总体来看优于会展业的发展。鉴于此，政府要发挥引领作用，保障会展业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次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两业融合区域联动，最后应强化各省内部联系，实现区域内产业联动发展。
国土空间评价和分区管理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该文以贵州省88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单元，探讨从国土空间农产品生产、产业发展、人居服务、旅游休闲、矿产资源供给和生态服务六个方面的功能构建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分区进行优化和调整。研究表明：（1）贵州省国土空间单功能评价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产业发展功能和旅游休闲功能占比最高，均为30.68%；（2）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部分县区功能有所转变或实现了多种功能主导的现象，主要表现是由农产品主产区向重点开发区的转变；（3）除望谟县、册亨县和罗甸县3县以生态服务功能为主单一发展以外，其他县区均为多组团和多功能式发展。研究结果可为贵州省喀斯特山区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提供决策支持，研究方法和思路可为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和优化提供参考。
体育旅游是激活乡村旅游的重要手段，以体验户外运动、民族传统体育、农村节庆体育等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旅游与农村发展密切相关，被寄予助推乡村振兴的厚望。本研究在大别山地区调查406名村民和访谈15名村干部，发现：（1）85.71%的村民认为家庭收入因体育旅游而增长，年均增收19865.93元；（2）体育旅游游客在当地发生停车、购物、住宿等17种消费活动；（3）86.39%的村民相信自己能够依托体育旅游获益，而且85.71%的村民认为家庭收入得益于体育旅游；（4）平均而言，体育旅游直接帮助每个家庭年均增收4677.58元，帮助每个村年均增收449000元。虽然体育旅游在助推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出了多重积极效应，但也面临市场号召力不够、催生新的“马太效应”、收益分配方式与乡村振兴诉求之间存在矛盾、未能充分实现预期发展目标等问题。因此，建议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旅游产业链、将部分优质体育旅游项目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保护体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乡村收益和增强体育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联动关系。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探索创造性转化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的有效路径，对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农业文化产业发展、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立足“广义农业”，分析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创造性转化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面对的机遇与挑战，探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创造性转化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的有效策略。研究发现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存在发掘不足、农业文化与产业协同发展力薄弱且融合度不高等问题，亟需构建黑龙江省各少数民族完备的农业文化遗产体系，综合运用多重手段加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利用。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的顺利完成，全面推进共同富裕逐渐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本研究从富裕度、共享度、共同度、可持续性维度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TOPSIS法、泰尔指数、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武陵山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1-2021年间武陵山区共同富裕水平较低但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武陵山区共同富裕的空间发展格局表现出“北快南慢、东快西慢”的演进趋势，并且核心县域对周边县域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武陵山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差距表现为“微弱波动、小幅下降”的趋势，湖南片区内部差距是山区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内对武陵山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强度和波动方向不同。其中人均GDP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研究为欠发达地区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参考。
农旅融合是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可以为扩大农民收入来源、缩小城乡差距提供动力支撑，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旅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特征。 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共同富裕和农旅融合水平稳步上升，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2）共同富裕水平受前期状态影响，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和动态持续特征；（3）农旅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邻近地区农旅融合发展也将促进本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中部地区的直接效应最强，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最大；（4）农旅融合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呈现一定的门槛特征，存在较为典型的阶段性和经济环境依赖性。总体来看，随着农旅融合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旅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增强，只是这一非均衡效应也具有较为典型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结论可为促进农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以更好地赋能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对重庆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特征进行了研究。从宏观上运用ArcGIS分析了重庆区域内的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运用类型学研究方法研究了单个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特征和生态价值体系，最后深入探讨了重庆传统村落综合保护的策略。在重庆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中，传统村落呈现出非均衡聚集分布的空间结构特点，主要聚集分布于东南等海拔较高的区域，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区的传统村落分布最多。重庆传统村落整体人居环境空间的景观格局具有“林、田、塘、舍”的特征、“环冲田分布”的聚居空间格局，及高差势能驱动的“堰塘-冲田-堰塘”水生态系统模式。通过人居环境景观格局特征的分析，总结出其生态价值体系。并提出了综合保护重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策略，包括保证环冲田整体系统完整、遵循生态规律、充分利用农业智慧等。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可以实现对重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全面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支持。
以淘宝村为代表的数字化新乡村的大量涌现，正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乡村的生产、生活、生计及城乡关系，推动信息化时代的新城镇化进程。本文系统梳理了淘宝村、移动互联网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淘宝村是经由草根创业者通过信息网络参与全国乃至国际的生产和消费体系，突破传统空间网络束缚，实现乡村地位、规模与功能跃迁，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典型代表。指出淘宝村有效解决了传统城镇化的遗留问题，是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和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参考。基于2013-2021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淘宝村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基本传导机制和异质性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淘宝村能够直接显著促进城镇化水平；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在淘宝村与城镇化水平之间起调节作用；淘宝村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应该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促进区域淘宝村之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策略。
吐鲁番地区作为连接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异域风情和甘甜的水果，孕育出丰富的旅游资源。根据统计数据，吐鲁番地区有272个旅游资源单体和36家A级景区，为其旅游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前景。本文将吐鲁番区域旅游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SWOT分析：吐鲁番区域旅游的优势在于其历史文化底蕴较为深厚，位于全国气温最高、海拔最低的吐鲁番，以及《西游记》神话传说对吐鲁番的描述。此外，吐鲁番还以盛产品种多样的葡萄著称，被誉为“世界的葡萄园”，为旅游提供了特色体验。然而，吐鲁番区域旅游的劣势也很明显：旅游旺季仅限于每年7-10月，不能形成全年旅游的良好氛围；景点之间距离分布较远，旅游配套设施有限，不能满足旅游者的不同需求；另外，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不高，未能有效提高旅游业的竞争力。为了推动吐鲁番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用多种手段和策略来确保当地旅游业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制定合适的市场营销策略，建立立体化的服务管理体系，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吐鲁番地区旅游业将会迎来新的历史机会，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和更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提升。
现有旅游目的地游客行为研究侧重将地方依恋作为研究切入点，证实了游客依恋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的情感体验关系紧密，但现有研究尚未证实游客依恋风格对旅游目的地不同类型吸引物的情感体验与行为意愿之间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以西江千户苗寨作为典型旅游目的地，基于依恋风格、情感体验和行为意愿研究进展，构建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情感体验、依恋风格和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概念模型，实证研究游客依恋风格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情感体验和行为意愿的影响，检验游客依恋风格对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吸引物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情感体验在关系紧密和多样化寻求的行为意愿中没有显著或直接的影响；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情感体验与行为意愿均受依恋焦虑和依恋逃避中介效应影响，并呈现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效应；游客依恋风格对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情感体验和行为意愿的中介作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厘清游客在目的地旅游体验中“情感-行为”路径，为满足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的“体验化”的现实需求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注意力恢复理论，以乡村游客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构建恢复性环境感知、恢复体验、积极情绪和体验质量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并探索其中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游客的恢复性环境感知对恢复体验、积极情绪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恢复性环境感知是乡村游客体验质量提升的重要驱动因素。（2）恢复体验与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显著，恢复性环境感知通过乡村游客的恢复体验和产生的积极情绪来促进总体体验质量的发展。（3）在恢复性环境感知与体验质量之间，恢复体验和积极情绪不仅存在独立的中介作用，而且还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由此，乡村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应高度重视自然环境的恢复性功能，加大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求提高游客的恢复体验与积极情绪，并最终达到游客体验质量不断提升的目标。本研究对于切实增进乡村游客的旅游体验、优化乡村旅游产品供给、促进乡村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好的理论借鉴意义与实践参考价值。
乡村旅游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的重要抓手，也是践行“两山”理念的重要路径。乡村旅游将乡村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但在其开发过程中呈现出利益分配不公平、分配机制不明晰、利益补偿不规范等系列深层次问题，致使乡村旅游地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重视和把握的时代命题。研究以福建省巨口乡为案例地，通过构建生态银行模式与乡村旅游地治理间的逻辑框架，揭示生态银行模式下乡村旅游地治理的实践性、可持续性。 结果表明：（1）生态银行模式作为一种在多元主体参与下实现资源价值转化的创新机制，通过整合分散化资源经营权，对利益相关主体建立产权约束与监督机制及利益协调机制，实现乡村内外资源联动发展路径解决乡村旅游地发展困境。（2）巨口乡以古厝资源与生态旅游资源为依托，搭建“古厝生态银行”资源运营平台，构建“村集体+新乡贤+村民+高端艺术运营单位+院校治理”多元主体协同的乡村治理机制，盘活闲置古居及优质生态旅游资源有效转化为资产、资金，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有效促进了巨口乡文化旅游产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科学规避旅游地生态风险，是实现旅游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在综述国内外旅游地生态风险研究进展基础上，梳理了旅游地生态风险研究的内在逻辑即“旅游地生态风险的问题形成与分析—暴露表征—效应探究—风险评价—风险管理”，并具体总结了旅游地生态风险源、受体和终点分析，生态风险评价，生态风险感知，生态风险预测和管理4个方面研究成果；未来应以旅游地人地关系和谐发展为目标，完善多学科理论的基础，研究应该集中在：旅游地生态风险的形成机制，生态风险源、受体与终点之间的作用机理，基于多风险源的旅游地生态风险评价，典型旅游目的地和关键暴露的生态风险评估研究，完善基于多数据源的旅游地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旅游地生态风险预警模拟研究，旅游地生态风险时空尺度耦合关系研究，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旅游地生态风险认知和态度，旅游地生态风险适应与防范措施的成本效益评价等领域。
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并采用分位数回归、面板门槛等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经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有效；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整体影响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效应特征且在90%分位数水平下最显著；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存在以数字经济与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单门槛值以及旅游业技术进步指数为双门槛值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并且第二门槛区间影响作用最大为0.61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高旅游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且旅游业技术进步指数占比最高为12.15%；区域异性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为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且高数字经济水平区与高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区的赋能效应更显著。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嵌入为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本文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构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联动与体系，提出数字治理路径。 结果得出：（1）构建了多要素联动的基本结构集成化，中枢系统耦合；战略目标多向度，三重效益协同；运行逻辑智能化，供需精准匹配的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素联动。（2）基于要素协同构建数字人才要素、技术创新要素、产品创新要素、数据资源要素、渠道创新要素的五大要素协同发展体系。（3）要素协同为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数字治理路径指引，数字治理制度：政策法规精准供给，强化软硬约束共促；数字治理结构：构建立体监管机制，推进治理过程靶向施策；数字治理主体：驱动治理主体双向触达，强化多元主体共治；数字治理能力：精准配置治理资源，驱动要素禀赋转型升级。本研究成果有助于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借鉴，完善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研究。
近年来，合肥作为中国新一线城市，在城市园林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存在景点发展不平衡和园林建设缺乏特色等问题。为进一步提升合肥城市园林建设水平和促进旅游发展，本文基于SWOT-AHP模型对合肥城市园林建设和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进行分析，构建了层次分析结构模型，并为其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结果表明：（1）合肥城市园林建设和旅游发展的机遇（0.4966）>优势（0.3281）>劣势（0.1115）>挑战（0.0638）。其中，最主要的机遇是国家宏观政策带来发展机遇；最主要的优势是交通区位优势；而最主要劣势是生态问题尚未解决；最主要的挑战是附近开发较早的景区优势明显。（2）通过四象限坐标法分析，确定其战略重心坐标P（x，y）=（0.1457，0.2191），战略强度系数ρ=0.9368，得出未来合肥城市园林建设和旅游发展应采取积极的增长型发展战略。在这些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和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推进合肥城市园林建设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