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城市工业用地规模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已从不同角度（如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进行了广泛讨论，研究结果显示了正向、负向和多元的影响关系。然而，城市工业用地扩张如何影响二氧化硫排放仍不明确。为了明确这一关系，以促进中国污染物减排目标的实现，本研究利用2011-2019年的29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果表明： 城市工业用地规模越大，单位工业增加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越低。通过深入了解城市工业用地规模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城市工业用地和工业布局，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该研究的政策价值在于：在工业用地规模较大的城市促进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在工业用地规模有限的地区发展高效、环保的工业；优化技术和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可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青藏高原对我国畜牧业具有重大意义，其天然草原是当地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然而，草原退化、牲畜数量增长及放牧方式失衡加剧了当地草畜关系的不平衡。人工草地的发展成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策略。本综述评估了青藏高原人工草地的发展现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建议。尽管该地区的人工草地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然存在持续性的挑战。这些问题主要源于农民及牧民的认识热情不足、人工草原分布不均以及科技贡献受限等因素。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建议强化人工饲草的推广，优化草地布局，提高饲草品种选择、播种、管理及储存的科技水平。总之，青藏高原的人工草地发展潜力巨大，但需克服诸多挑战。要实现其在特殊生态位中的全面潜力，需创新性地推动科技发展。
在全球变化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孟加拉国、印度和缅甸（BIM）农田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对识别产量限制因素、制定合理的农业管理计划及提高农田产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GLOPEM-CEVSA模型，通过整合遥感数据和LAI模拟及模拟三种情景下的农田NPP：实际NPP（NPPA）、仅受温度和水分影响的NPP（NPTWT）和仅受温度影响的NPP（NPPT），分析了1982-2015年水分和人类活动对BIM的影响及时空变化。研究发现，水分胁迫对孟印缅地区的农田NPP起主导作用。近30多年BIM地区的温度变化可使NPPT以10.66 g C m-2 yr-1的速率增加，但结合实际的水分条件，NPPWT的增长趋势仅为0.96 g C m-2 yr-1。与仅受温度影响的NPPT相比，水分胁迫可使整个研究区的NPPWT降低65.46%，而且印度西北部和德干高原中部的农田NPP受到水分胁迫的影响强烈。此外，1982-2015年，BIM中水分胁迫对NPP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其中缅甸的增长率最高。BIM地区的NPPWT和NPPA之间的差距呈显著下降趋势，表明近30多年来人类活动对NPP有积极影响。因此，如果采取合理有效的作物管理，相较于NPPWT，BIM地区的NPPA仍有36.80%的提升潜力，其中印度和缅甸分别有39.20%和38.29%的潜力。本研究结果可为BIM地区农业生产及农业水资源管理利用提高农田生产力提供参考，并为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区域范围内的影响提供方法参考。
洪泽湖是东亚-澳大利亚鸟类迁徙通道的重要枢纽，是鸟类迁徙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本研究于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在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鸟类调查，并分析了鸟类群落多样性及其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共记录鸟类215种170432只，隶属于18目55科。从物种组成来看，林鸟占比相对较高，水鸟中雁鸭类和鸻鹬类物种数也处于较高水平。从鸟类个体数量来看，水鸟数量远超于林鸟，其中，白骨顶个体数量最高，其次是雁鸭类和鹭类，鸻鹬类个体数量极低。从鸟类数量的季节变化来看，冬季的鸟类数量最多，其余三个季节的鸟类数量相似。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春季、夏季和秋季较高，冬季最低。从空间分布看，保护区西部的开阔水域是鸟类分布热点区域，其鸟类物种数和个体数均最高。保护区内4种典型生境的鸟类群落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芦苇生境鸟类物种数和丰富度指数最高，但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较低。尽管开阔水域生境的鸟类个体数远高于其他生境，但其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均最低。景区和农田的鸟类物种数和个体数量较低，但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较高。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物种多样性和时空变化格局，并反映了不同栖息地类型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
人与野生动物尤其是大型食肉动物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是保护区面临的主要管理问题之一，食肉动物对牲畜的损害和对人类的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是管理中面临的严重挑战。本研究旨在探索Chitwan国家公园纳瓦尔普尔地区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冲突的模式、成本、原因和感知。利用2001年-2019年报告给Chitwan国家公园的数据分析了大型食肉动物（虎和豹）对牲畜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方式。为了了解人们对食肉动物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看法，我们询问了150名受害者，每个格网选择一个家庭代表。在研究的19年期间，共报告了由大型食肉动物引起的521起冲突事件，其中包括33起人员伤亡和488起牲畜损害。虎在纳瓦尔普尔地区造成的冲突事件最多。Chitwan国家公园当局在纳瓦尔普尔地区提供的人员死亡和伤害救济总额为17524.41美元，用于赔偿牲畜损害的总额为13702.18美元。尽管食肉动物对牲畜损害、人员伤害和死亡负有责任，但仍有超过64％的受访者喜欢食肉动物在他们所在地区的存在，并对大型食肉动物保护持积极态度。人们对政府提供的救济计划的满意程度取决于种族、性别、年龄、职业、教育、保险和牲畜所有权，但他们认为该计划并不很有效。因此，应在冲突地区开展有效的救济计划和宣传活动，提高人们对救济资金使用方式的认识。向当地社区开展关于大型食肉动物及其行为的宣传活动，并准备防损围栏，有助于减少研究区域的冲突。
人居环境的适宜水平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活品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评估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与适宜度，关乎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本研究以现有的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估方法为基础，探讨了辽中南城市群的自然适宜性。在此基础上，对2000年至2020年的辽中南城市群人口分布进行人居环境适宜度的计算。结果表明：（1）辽中南城市群近1/5的区域是临界适宜区，主要分布在境内的长白山支脉周边；超过1/2的区域为人居环境一般适宜区，主要分布在辽河平原与长白山支脉相接的缓冲地带；比较适宜区占比为25.53%，主要分布在辽河平原以及辽东半岛的黄海沿岸等地。（2）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综合指数总体上呈现“中间低、两侧高；北部低、南部高”的空间分布特征。（3）辽中南城市群的人居环境适宜度西部较高，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沈阳市、盘锦市，而位于东部的本溪市适宜度最低；自2000年至2020年，除沈阳市、盘锦市的适宜度不变，其他城市的适宜度均有提升，其中丹东市的增幅最大。
推动工业降碳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陕西省2011-2020年工业能源消耗数据，利用IPCC测算法计算陕西省工业碳排放量。基于STIRPAT模型从人口、经济和技术三个方面构建陕西省工业碳排放预测模型，通过设定3种情景模式，预测2021-2035年工业碳排放量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结果显示，基准情景下陕西省工业无法实现碳达峰，在低碳情景和强化情景模式下分别在2030年和2025年实现碳达峰，碳达峰预测值分别为20911万吨和18836万吨，相较于2020年实际工业碳排放量分别增长1911万吨和 -164万吨。为此提出建议：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提高民众节能减排参与度；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经济；积极研发节能减排技术，加快实现工业碳减排；推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碳减排，以推动陕西省工业碳减排迈向新高度。
基于广西各市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对广西城市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可归纳如下。首先，2005-2014年广西城市碳排放总量持续上升。但2014年后增长趋势放缓，导致排放总量趋于平稳。此外，各城市之间的碳排放总量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和东北地区排放量较高，西南地区排放量较低。最后，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城市存在差异。其中，城市土地利用是驱动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对广西大部分城市产生负向影响。同时，产业结构、人口城镇化、人口集聚、经济增长等因素对广西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道路对碳排放的影响总体上是正向的，而对外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弱。综上所述，为促进广西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广西各城市应实施以优化城市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为重点的差异化城市碳减排策略。
农林复合种植被认为是一种既有生产效益又有环境保护效益的可持续土地利用策略。在印度旁遮普等地区，种植杨树在农民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农民发展了成功的基于杨树的农林复合种植技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并协调作物的种植时机和布局以提高经济收益。对于块状种植，有效的树间距为5 m×4 m，而排状种植将树木间隔安排在1-3 m之间。与其他树种相比，杨树被认为能够为农民带来更高的利润。本文在系统综述137篇英文期刊文章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短轮杨树（SRC）和非常短轮杨树（vSRC）种植，采用贴现现金流（DCF）分析，对比评估了不同种植方式的经济利益。杨树种植增加了遮蔽水平，从而导致作物产量下降，从早春到收获期，30%、60%和90%的遮蔽水平分别导致减产37%、70%和99%。扩大杨树的行间距可减轻资源竞争。在印度萨哈朗普普尔地区的成本效益分析表明，基于杨树的农林复合种植平均年净收益为346.36美元/年，而纯作物轮作仅为140.73美元/年。在亚穆那加尔和哈里杜瓦尔地区的经济分析显示，收益成本比介于2.35-3.70之间。杨树组成的块状和边界种植在长期生物量中贮存了大量碳，并作为化石燃料的替代品（块状和边界种植中，每公顷贮存碳量分别为5.45和1.84吨/年）。此外，它们通过提高土壤侵蚀等级、侵蚀比例和水稳团聚体，有助于控制土壤侵蚀。总之，农林复合种植系统通过有效贮存碳并为农民提供燃料、饲料、木材和木制品，在缓解对现有自然森林的压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近年来，新一轮限电潮在多地上演，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拉闸限电，主要集中在“两高”企业。以2021年“拉闸限电”事件为例，该事件覆盖范围广且波及民生，不单指个别地区采取的拉闸限电措施，实则也囊括了部分省份推行的限电限产甚至停产政策。本文对全国各地停限电要求及背后原因进行了梳理汇总和认真研究，通过省级发电量和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比较，分析各省能耗强度、发电量、用电量和工业增加值比对结果，受“拉闸限电”事件冲击最大的是工业企业及相关产业链，特别是钢铁、水泥、化工、电解铝、氢化铝、硅料等“两高”企业。停限电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工艺，导致生产效率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上升，采用低效率发电替代工具，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差别电价等管理手段对“两高”产品产量的调控作用有限，且差别电价的经济杠杆作用正在被终端产品价格的上涨逐步化解。本文总结了需要重视和关注的几个问题，并就应对举措提出了建议，为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支撑服务。
沿岸湿地作为重要的蓝碳（C）主要储存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旨在评估总蓝C（TBC）及其组成部分的动态变化：即土壤有机碳（SOC）、地下生物量（BGB）和地上生物量（AGB）如何受到土地利用/土地覆盖（LULC）类别和湿地类型的影响。以印度梅丁尼普尔海岸平原的一个恢复湿地和一个退化湿地为研究区，利用Pleiades 1A和1B卫星影像对恢复湿地和退化湿地进行了土地覆盖类别分析，土壤有机碳的量化基于从两个湿地收集的特定点样本数据（nr=250; nd=84）。使用涉及现场测定的树木测量变量的通用方程式来估算AGB；BGB值通过考虑AGB值的间接通用方程来计算。综合考虑所有组成部分，恢复湿地和退化湿地的TBC储存量估计分别为 246710.91 Mg和7865.49 Mg。在恢复湿地中，茂密红树林和开阔红树林表现出更高的蓝碳组分浓度，而其他LULC类别则具有中等到低密度的碳储存；在退化湿地中，开阔红树林类别记录了碳库的高密度，而草本植被、裸露土壤和沙地以及水体具有较低浓度的碳库。结果突出显示了在两个湿地的不同LULC类别之间蓝碳库存在显著差异（P<0.05）。此外，湿地类型和LULC类别对TBC的变化会产生显著影响（P<0.001）。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有助于提高作为蓝碳汇的沿岸湿地管理的有效性，强调了它们作为气候变化缓解策略的重要性。
在重金属地质背景较高的地区，当地一些可食用植物可能会威胁人类健康。为寻找去除重金属或减少其危害的有效方法，本研究考察了中国东部某高地质背景宝山陶金属矿区的四种食用植物中Cd（镉）、Pb（铅）、Cu（铜）、Zn（锌）、Cr（铬）五种土壤重金属的富集条件，并设计了两组实验考察钝化剂对其富集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重金属含量具有一定的空间变异性，土壤中五种重金属元素的污染程度依次为Cd>Cu>Zn>Pb>Cr；不同食用植物对重金属的富集系数和转移因子不同；两组钝化实验表明，随着钝化剂用量的增加，钝化效果越好，水菠菜的富集系数越小，生物有效性越低。本研究可为高地质背景区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和土地安全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为探讨厌氧土壤消毒对设施番茄连作退化土壤性质的影响，分别设计10 ℃和30 ℃两个处理温度，3、4、5、7周等4个处理时间，共设计了3w-10 ℃、4w-10 ℃、5w-10 ℃、7w-10 ℃和3w-30 ℃、4w-30 ℃、5w-30 ℃、7w-30 ℃等8组处理方式。结果表明，无论处理温度为10 ℃还是30 ℃，厌氧土壤消毒处理后，各处理pH值和TOC、速效K含量均较未处理前显著升高（P<0.05），EC值和NO3-含量均较未处理前显著降低（P<0.05）；延长处理时间，尖孢镰刀菌数量呈减少趋势。处理温度为30 ℃时，厌氧土壤消毒处理去除土壤累积的NO3-效果显著优于温度为10 ℃处理（P<0.05）；处理温度为30 ℃，厌氧土壤消毒处理5周以上，土壤中NH4+含量大幅度显著升高（P<0.05）。可见，处理温度为10 ℃时，即使延长处理时间，厌氧土壤消毒处理后，也不能完全消除土壤积累的NO3-；无论处理温度为10 ℃还是30 ℃，厌氧土壤消毒后，尖孢镰刀菌数量均随处理时间延长而减少。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本文采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11‒2020年贵州省公共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时空分异的演化分析，结果表明：（1）公共卫生健康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2）从空间维度看，公共卫生健康水平空间差异逐渐从显著走向均衡，东北部城市受外围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较强而西南部较弱；从时间维度看，空间格局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变化，纵向增长速度较快。（3）公共卫生健康水平总体空间相关性较弱，冷点区域数量多于热点区域，大致呈现“东北强，西南弱”的分布格局。（4）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参合率、（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等因素成为影响贵州省公共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
基于2000-2020年乌蒙山区人口和经济数据，综合运用地理集中度、重心模型、不均衡指数和不一致指数等方法，探究乌蒙山区人口和经济的非均衡格局，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和时空地理加权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析。结果发现：（1）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空间分布存在一定偏离，人口分布呈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分布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2）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分别向山区几何重心的东北和正南方向发生偏移，且经济重心偏移幅度大于人口重心偏移幅度；（3）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均衡程度呈下降趋势，但区域发展仍存在差异；两者空间分布不一致的区域范围基本保持稳定，呈“北高南低”的特征，经济主导型县区数量增加，其余类型县区数量减少；（4）经济实力、社会消费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发展水平、政府调控能力和医疗基础设施是影响乌蒙山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主要因素，且这些因素的作用效果均体现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作为国家间交流的中介区域，边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愈发重要。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纳入边境政策因素，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边境城市协调发展的BCCD-SD模型，并创建了城市协调发展指数（CCDI）作为综合评价指标。基于此，文章以中国西南边境的临沧市为例，模拟了惯性发展、快速发展和绿色发展情景下临沧市的城市协调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灵活地捕捉了城市协调发展指标的趋势。在三种场景中，快速发展情景脱颖而出，产生最高的经济水平、最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最多的就业人口。然而，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关注点的快速发展路径加剧了资源和环境压力，带来了可持续性挑战。相比之下，绿色发展情景虽然在经济表现上略逊于快速发展，但城市人口领先，促进了就业人口向市民的过渡，在资源和环境方面表现出色。总体而言，CCDI在绿色发展情景下得分最高，超过了快速和惯性发展，这一情景有效地融合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资源环境保护。本文还探讨了口岸在边境城市协调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了从“门户”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的必要性，旨在促进中国边境城市更好地发挥对外窗口作用，实现区域协调与高质量发展。
当前，世界格局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不断显现，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社会的主题所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得以正式签署和实施就在于能够满足多个国家和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需要。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RCEP内容符合中国追求复兴道路的理念。基于重要边境的区位条件，云南省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开放发展的关键地之一，其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进一步了解RCEP对地方发展的重要性，文章首先利用扎根理论分析法对自RCEP签署以来在云南省举办重要相关国际会议及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记录进行整理分析和凝练，再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不同等级和群体共识两个角度对RCEP助推云南省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动力的社会认可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合作是RCEP助推云南省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宏观方面动力，在交通红利、政策红利、投资红利等机遇与环境中，其口岸建设、边境乡镇建设、会展相关建设是重要的合作内容，有利于更广阔发展空间下的旅游行业复苏；竞争能够从微观层面让RCEP助推云南省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内容更加完善，更具现实意义，比如能够更好依靠自身的区位优势、国际市场竞争力，优化利用口岸内外资源、高科技技术产品等形成更加绿色、生态有机和可持续的发展。RCEP动力在不同等级的社会认同中，其合作动力受到了更为强烈的认同度，而竞争方面动力认识度较低，但从群体的分组角度上，RCEP动力在合作与竞争两方面均获得非同一群体的认可，说明合作与竞争对RCEP的动力实现都十分必要。研究结果对从更多角度、更加细致了解RCEP动力、对地方对接RCEP规则措施具有一定借鉴性。
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往往会改变传统的土地使用权及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这可能导致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因素发生变化。然而，现有研究中土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模式及社会-生态驱动因素的贡献仍缺乏探索。本文以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建立保护区内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模型，探究了社会-生态因素对土地利用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1）1985-2020年，耕地、灌丛、草地和湿地面积净减少，而林地、水域、冰雪、荒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呈波动增长，其中草地净减少157425.60 ha，森林净增加140709.20 ha；土地生境质量由0.5158提高到0.6656。（2）土地利用显性和隐性转换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和尺度，其中政策因子对土地利用显性转型的影响程度从1985-1990年的0.0800下降到2010-2020年的-0.0432，对土地利用隐性转型的影响程度从1985-1990年的0.00058下降到2010-2020年的0。（3）社会-生态因素错综复杂地影响着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转型，推动土地利用从一个平衡转变为一个新平衡状态。研究结果增强了我们对保护区内土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模式和复杂动态的理解，从人地关系视角为保护区的土地有效管理提供了见解和实践指导。
喀斯特地区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典型区域。理解喀斯特地区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态系统演化机制对其可持续管理至关重要。本文选取中国西南地区典型喀斯特山区广西为研究区，人口、耕地面积、森林覆盖率为社会-生态系统分析要素，基于喀斯特地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框架，利用分段线性回归法确定要素间相互作用的阶段，从而揭示长时间视角下社会发展的演变阶段。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政策、气候变化等方面构建驱动因素指标，并考察系统演变引起的反馈效应。结果表明：广西1363-2020年社会-生态系统演变可分为七个阶段，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早期，广西以农业活动为主，扩张耕地以解决粮食需求，实行木材交易以追求经济发展，造成石漠化的加剧；第四阶段，在石漠化治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措施的实施下，生态环境改善；第五阶段后，石漠化治理效果显著。相关环境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问题，但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持续变化对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研究旨在为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的长期规划和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渭河流域子流域众多，生态系统脆弱。研究其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可以更加科学地保护和发展流域生态系统。因此，论文选取渭河流域1990、2000、2010、2020年4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借助ArcGIS 10.4和Fragstats 4.2等软件计算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通过重心迁移轨迹、GeoDa空间自相关性来探究近30年间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景观生态风险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 渭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以低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为主，较高风险区域和高风险区域在逐渐增加；(2) 渭河流域内咸阳市和西安市是高风险重心轨迹迁移区，景观生态风险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关系，主要表现为高-高、低-低聚集；(3) 单因子高程、温度与GDP因子交互是主要驱动因素。
全面评估气候变化脆弱性对于制定有效的适应战略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泛三极地区是全球气候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但当前跨国脆弱性评估研究的缺乏为该地区科学提出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带来了挑战。本研究利用在尼泊尔、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等位于泛三极地区的国家统一收集的一手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气候变化指标的扩展框架进行了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和跨国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别之间的脆弱性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柬埔寨的脆弱性最高，其次是泰国、缅甸和尼泊尔，这主要是由暴露性的差异导致的。敏感性得分按尼泊尔、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的顺序依次下降，人口因素、自来水可及性和土地是各国敏感性差异的主要来源。在适应性方面，泰国表现出了最高的适应性，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导致差异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强调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来降低脆弱性，包括加强家庭灾害预防和生计资本保护。此外，针对性的国际投资对于提高泛三极地区小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也同样至关重要。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文旅融合作为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路径，其能否有效“提质”“增收”意义重大。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文旅融合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并通过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式促进共同富裕。进一步研究表明，文旅融合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尤为明显。最后，针对以上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符合实际发展的对策建议。
线性文化遗产旅游产业时空格局与遗产管理密切相关。本文选取京杭大运河沿线北京、聊城和扬州为案例地，采用最近邻分析、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法，比较了2010、2015、2019不同时间节点3个城市旅游产业的动态演变，并通过地理探测器探查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0至2019年，3个城市的旅游业态在数量和集聚程度上都呈现显著增长，旅游产业扩张方向与运河流向一致。其次，社会经济发展和运河遗产对运河沿线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明显大于自然环境。研究结果为京杭大运河及其他线性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建构和政策建议。
探索旅游地的生态安全可以为该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具体路径。基于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构建2005-2020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TOPSIS法、旅游生态安全动态指数、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探索时空动态演变特征；构建标准差椭圆模型、GM(1, 1) 模型进行空间格局分析及预测；采用地理探测器识别旅游生态安全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时空演变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系数上升；西北、西南省市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差异显著，西南省市旅游生态安全质量状况好于西北省份；（2）动态演变特征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等级变化速度较慢，但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生态安全等级未发生跳跃式转移的情况，等级类型转移具有“路径依赖”与“自我锁定”效应；（3）时空分布格局上，2005-2020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空间格局呈“西北-东南”的运动趋势，空间分布范围为“聚集”。预测结果显示：2025-203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重心将向东南方向偏移，空间溢出效应降低；（4）驱动因素上，星级饭店数、工业废水排放量、旅游外汇收入、森林覆盖率等是影响旅游生态安全的关键因素，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需要多种因素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研究结果可为旅游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借鉴。
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刻画及其影响因素识别可为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通过文献资料整编与实地调研，本文构建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资源数据库，从数量、类型与质量三方面分析了宁夏旅游资源的数理特征，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等研究方法刻画了宁夏旅游资源空间格局。从社会、经济和环境角度，本文全面梳理了全区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定量测度了各因素影响力的大小。结果表明：（1）宁夏全区共涉及29218个旅游资源单体，涵盖8个主类、23个亚类和105个基本类型，资源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2）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呈现“大区域分散，小区域集聚”的特征，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失衡现象严重，不同类型旅游资源均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海拔、年降水量、人口密度、距市中心距离、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等是影响宁夏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差异的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宁夏旅游发展政策，有效降低旅游开发的盲目性和不适配性，提高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推动宁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游客的低碳旅游认知与其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五台山不同受教育水平游客对低碳旅游认知的协调度，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各影响因子对其低碳旅游认知的作用。结果表明：（1）随着游客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低碳旅游认知的6个方面逐步由中级协调向良好协调过渡。其中，低水平型和较低水平型游客均属于低碳游览认知滞后类型，较高水平型游客属于低碳购物认知滞后类型，高水平型游客属于低碳就餐认知滞后类型。（2）根据地理探测器中的单因子探测和交互因子探测可知，各影响因子对游客低碳旅游认知具有显著决定性作用，且任意两因子交互后的影响力表现为双因子或非线性增强。研究结果不仅对旅游目的地开展游客教育和推广低碳旅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将为测量游客低碳旅游认知提供理论标准，进而丰富完善低碳旅游的相关理论研究。
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重塑地区经济格局、改变资源要素流动，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本文构建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6—2021年黄河流域60个地级市，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析旅游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关系，并考察不同城镇化率水平区间内，旅游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旅游经济与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空间集聚性，旅游经济表现为“中游>下游>上游”，城市绿色发展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2）旅游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非线性正向提升作用，其直接作用路径呈现非线性倒“S”型，间接作用路径呈现非线性“S”型。（3）随着城镇化率水平的不断提升，旅游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表现出先降低后增加的非线性状态。当城镇化率水平小于第一门槛值时，旅游经济显著正向促进城市绿色发展；当处于第一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这种正向促进影响变小；当大于第二门槛值时，正向影响持续提升。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旅游文化创意产业逐渐成为乡村振兴赋能的重要驱动力。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文化振兴与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峨边彝族自治县近年来依托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乡村旅游文创产品发展方面有了丰硕成效，为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增添了活力。本文从经济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出发，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2018-2022年5年时间里峨边彝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峨边彝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呈现出随着时间的增进不断提升的态势。（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营业收入是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三大要素。（3）峨边已经具备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要素基础；经费的投入、人才的培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