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作为连接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正成为全球遗产研究与生态治理领域的前沿议题。2006年6月，应运而生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以农业文化遗产为切入点，逐步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本文以该中心二十年来的研究与实践为基础，系统梳理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理论构建、方法创新与实践探索进展。在理论层面，完成了从概念界定到理论框架构建、再到价值体系拓展的系统性推进；在方法层面，构建了涵盖资源评价、动态监测、定量分析与空间模拟的综合方法体系；在实践层面，形成了从政策嵌入、区域规划到多尺度治理的应用路径，并进一步拓展至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建设领域。在此基础上，凝练提出农业文化遗产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的中国路径，即以人地协同为核心，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动态保护、多功能利用和协同治理实现传统农业系统的价值认识、功能拓展与创新发展。最后提出了未来研究重点，为深化农业文化遗产学科发展及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提供借鉴。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现有关于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意愿的研究多聚焦于地方性案例分析或单一利益相关群体，缺乏对全国层面驱动机制与市场细分的系统性研究。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首次将动机-机会-能力（MOA）分析框架应用于全国性调研，整合回归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系统识别旅游意愿的核心驱动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划分出两类差异化的游客群体，从而为活化遗产资源、优化营销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基于全国范围内收集的 1288 份有效问卷数据，运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与 K-均值聚类分析方法，探究旅游意愿（TW）并构建游客细分画像（VSP）。调查结果显示：（1）怀旧、研学及文化体验动机均显著正向影响旅游意愿；旅游频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交通可达性无显著影响；价值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旅游意愿，了解程度和保护认知影响不显著；年龄、职业、个人月均收入、家庭人均月支出水平、家庭构成对旅游意愿影响显著，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影响不显著。（2）游客细分为2类，一是青年亲子研学型，以21-30岁自由职业者为主，子女多处于学龄前及小学低年级阶段，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场景化研学活动有更高选择倾向；二是高知家庭双驱动深度体验型，以41-60岁企事业单位高学历人员为主，追求研学怀旧双驱动深度体验。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表明以书法、音乐等为代表的艺术体验，在旅游中对游客认知、情感及外在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以SOR理论为基础，探究艺术体验对游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愿的影响。利用文献综述及专家法构建遗产地游客艺术体验对保护意愿的影响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对模型进行修正。同时，收集游客艺术体验的时空数据，分析游客时空体验特征对其保护意愿的影响效应，并总结出浙江湖州荻港村未来发展旅游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艺术体验经心流体验、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游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愿；（2）艺术体验时间较长的游客产生更高的消费倾向以及劝导型保护意愿，艺术体验类型更多的游客产生更高的消费倾向、遵守型保护意愿和劝导型保护意愿。
在气候极端现象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确定导致净初级生产力（NPP）异常低值的主要气候驱动因素对于评估陆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利用气象数据，我们计算了2001年至2020年期间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极端气候指标：TN10p（冷夜日数）、TX90p（暖日日数）、RX5day（5天最大降水量）和CDD（连续干旱日数）。通过使用去趋势化、年际标准化后的NPP时间序列的第10百分位数，我们确定了由气候区和土地覆盖类型所定义的各个区域的极端低NPP事件。采用标准化的多元回归框架来量化和比较所选四个极端气候指标的相对贡献。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CDD的相对贡献最高（0.39），其次是TN10p（0.24）、RX5day（0.21）和TX90p（0.16）。空间和土地覆盖类型特异性差异很明显：干旱（CDD）在农田（0.51）和城市地区（0.44）占主导地位；TX90p在森林和沙漠中（均为0.38）的影响最大；RX5day在草原（0.33）中影响最大； TN10p在湿地和水体中的贡献最大（0.38）。总体而言，水分胁迫成为中国各地极端低净初级生产力的主要驱动因素，而高温胁迫在特定的生态系统和地区作用更强。这些研究结果为评估极端气候事件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影响提供了科学参考。
解析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特征可为跨区域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构建了一套基于服务流的区域之间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特征的研究框架，并借助InVEST模型和ArcGIS技术，以密云水库流域为研究对象，剖析供水、水质净化和土壤保持的供需特征，明确服务的供给区、需求区、流动路径，以及供需匹配空间特征和数量特征。结果表明：（1）流域上游是服务的供给区，受京密引水渠的影响，需求区主要为北京市城区，这一格局有别于自然状态下的需求模式。（2）三种服务均沿坡面汇流与河道径流方向迁移。（3）供水服务可完全覆盖总需求；水质净化和土壤保持服务供给量尚无法完全匹配下游需求，总磷的供需匹配程度优于总氮。本研究构建的分析框架可为流域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
广州市是国家中心城市和华南地区的核心增长极。在过去三十年，广州市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进程，建设用地发生了大幅扩张，生态景观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基于景观扩张指数（Landscape Expansion Index, LEI），识别了1990-2020年广州市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模式，并利用InVEST模型定量评估了六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Ecosystem Services, ESs），包括碳储存（CS）、生物多样性服务能力（BS）、粮食生产（FP）、生境质量（HQ）、土壤保持（SR）和产水量（WY）。结果表明：（1）广州市建设用地总面积持续增长，以边缘扩张为主，局部地区则表现出跳跃式扩张和内部填充特征；（2）在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方面，CS与SR整体呈下降趋势，FP与BS持续减弱，HQ下降最为显著，而WY呈现出空间波动特征；（3）不同扩张模式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存在差异：边缘扩张导致生态系统服务整体下降，而跳跃式扩张虽然面积较小，但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损失更为严重；（4）空间上，中心城区主要表现为HQ与CS的下降，外围地区FP与BS损失更大，显示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总体而言，广州市的城市扩张显著加速了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未来应强化生态保护红线与土地利用管控，优化建设用地扩张模式，促进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
环境DNA（eDNA）是一种用于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强大创新工具，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eDNA研究中，引物的选择至关重要。尽管针对水生生物的eDNA扩增引物已有大量研究，但针对陆生生物的引物研究仍相对缺乏。本研究首先将传统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法（红外相机与样线调查法）与eDNA方法进行了比较，随后选择了两种引物（12s-v5和MiMammal）对陆生脊椎动物eDNA的扩增效率进行了比较。我们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共采集了17个土壤样本和9个水样。其中，3个土壤样本和2个水样使用两种引物分别进行了PCR扩增，每个样本设置三次技术重复。随后，将每个样本的测序读数使用FLASH进行合并，并对原始测序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得高质量序列（clean reads），所有后续分析均基于这些高质量序列进行。传统方法共检测到183个物种，而eDNA方法检测到46个操作分类单元（OTUs），其中仅有14个可鉴定到物种水平；然而，eDNA方法仍可补充部分传统方法未检测到的物种，作为辅助工具。在引物比较方面，12s-v5引物整体优于MiMammal引物，能够检测到更丰富的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相比之下，MiMammal引物在土壤样本中扩增了大量（>85%）非目标片段。综上所述，在热带雨林环境下，12s-v5引物在eDNA检测中表现出更优的性能，而eDNA方法在土壤样本中的应用仍需进一步的方法学优化，但其应用潜力巨大。
在水资源短缺且农业高度集约的泗河流域，土地利用演变、耕地内部作物结构调整与灌溉管理共同影响蒸散发（ET），而传统SWAT中将耕地视为单一类型且缺失灌溉日程的设置，难以刻画真实耗水差异与管理效应。基于2000年与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结合实地样点采用随机森林获取冬小麦夏玉米轮作、花生与其他作物的空间分布。对比多源遥感 ET 产品后，选取精度最优的PML_V2产品用于模型验证，构建Original SWAT (OSWAT)、Improved SWAT (ISWAT)与Final SWAT (FSWAT)三套方案，评估2001-2010年（率定/基准期）与2011-2020年（验证/变化期）ET模拟精度及其时空响应。结果表明，2000-2020年流域耕地总面积变化幅度较小，但内部轮作区面积扩张40.6 km2。OSWAT、ISWAT与FSWAT精度呈阶梯式提升，FSWAT在验证期达到R2=0.90、NS=0.84。流域尺度上，引入作物结构对年均ET抬升有限，但能够揭示作物间ET差异；进一步引入灌溉后，基准期与变化期年均ET提升了15-18 mm，并有效增强冬小麦、夏玉米等作物ET及关键月份ET，高值区范围与强度同步提升，ET空间取值范围提升了2-161 mm。以最小降水年2002年与最大降水年2003年为干湿年情景，以2002年和2003年分别代表干年与湿年情景，耕地水文响应单元的年ET在变化期整体高于基准期；干年ET增加区域主要集中在中游新增冬小麦夏玉米轮作区，而湿年增幅相对不明显。干湿年情景对比显示，干年条件下新增轮作区的 ET 增幅更集中且更显著，湿年条件下增幅范围与强度相对减弱，表明土地利用与种植结构变化对 ET 的影响受当年降雨条件制约，具有明显气候依赖性。研究表明，细化作物结构是识别耕地内部耗水差异、解释ET变化的重要基础，而灌溉制度参数化是提升ET模拟精度并支撑农业用水管理决策的关键环节。
环境管理中的社会运动是维持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Ciliwung河社区是应对Ciliwung河问题社会运动存在的有力证明。Ciliwung河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河流之一，目前仍面临水质和流域相关问题。已有研究发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来自生活垃圾。本研究旨在分析Ciliwung河社区在上游、中游和下游河段开展的环境行动，并探讨这些行动如何运用环境传播的四个关键因素来构建可持续的环境行动：倡导、能力建设、社区组织和网络发展。本研究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为确保各河段代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从上游、中游和下游选取了8个社区。结果表明，与网络发展和倡导相关的活动对社区提升环境行动的可持续性影响最大。每个Ciliwung河社区都因其地理问题、地方问题和民众利益而具有特定的行动特征。本研究建议，“清洁Ciliwung运动”（Gerakan Ciliwung Bersih，简称GCB）作为Ciliwung河社区运动的协调者，有必要通过创建持续性、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项目活动来加强社区组织和能力建设，而非仅开展短期的仪式性活动。
本研究首次采用气相色谱技术结合平面微流控技术，在一致的气候条件下，对萨马拉地区农业用地（包括免耕农田和休耕地）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CO2、CH4、N2O）进行了测量。为此开发了一套以便携式色谱仪“PIA”（萨马拉NPF MEMS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的移动测量系统。采用该系统分析二氧化碳（CO2）和甲烷（CH4）的排放，而氧化亚氮（N2O）排放则采用配备平面微流控柱的固定式色谱仪“GALS”进行分析。该系统可直接在野外使用，缩短了分析时间，减少了人力需求，为排放监测提供了一种经济高效的方法。结果表明，耕地CO2总排放量约为森林和草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一半，但比休耕地排放量高约1.7倍。这一差异与自然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更丰富有关，从而支持了更强的微生物活动。免耕农田的甲烷排放量比自然区域高1.7倍，表明未受干扰的生态系统具有更强的甲烷吸收能力。土壤中氮含量较低，促进了反硝化作用和N2O吸收，但免耕农田的N2O吸收量比自然生态系统和休耕地低1.5至2倍。以CO2当量表示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从高到低依次为：森林、草地、耕地、休耕地。此外，CO2排放量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呈明显相关性，较低的NDVI值对应着空间和时间上降低的碳通量。
人工鸟类巢箱常用于吸引鸟类筑巢繁殖。然而，不同种类的鸟对巢的不同特征具有选择偏好。如果巢箱的设计和安装存在缺陷，对鸟类的吸引力就会下降，甚至无法招引到目标鸟类。在本研究中，我们报道了北京的雨燕塔因为巢箱设计不当，没有招引到北京雨燕（Apus apus），反而吸引麻雀（Passer montanus）繁殖的案例。通过繁殖期的调查，我们发现麻雀占用了7.8%的雨燕塔巢箱，但是没有发现北京雨燕入住。通过比较占用和未占用的巢箱的距地面高度、朝向、巢口形状，我们发现麻雀偏好8.4 m高、南或东面朝向、巢口呈圆形或椭圆形的巢箱。将雨燕塔和曾报道过的成功招引普通雨燕繁殖的巢箱进行对比，发现成功招引普通雨燕的巢箱为扁平状，需要在巢箱前有一条畅通无阻的飞行路径、巢箱应放置在离地面至少5-7 m高度的建筑立面上，并尽量避免阳光直射。我们的调查表明，巢箱的位置、朝向、巢口形状并未精心为北京雨燕设计，导致未能招引到雨燕繁殖。了解不同鸟类对巢特征的选择偏好，才能帮助我们设计合理的巢箱来招引鸟类。本研究凸显了专业知识在鸟类保护实践中的重要性。
有效治理耕地“非粮化”需要平衡农户、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传统静态模型难以捕捉这一动态过程。本文基于多主体协同治理视角，运用演化博弈与仿真分析探究耕地“非粮化”决策的动态演化规律与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地方政府”双方博弈模型中，引导种粮方式下农户种粮收益与补贴之和大于非粮化收益时，（种粮行为，引导种粮）会成为稳定均衡策略。补贴、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惩罚、地方政府对农户的补偿及农户非粮化额外成本均会影响双方策略的演化，其中补贴和额外成本对农户的影响更显著，惩罚和补偿对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驱动效果更强。（2）“农户-地方政府-企业”三方博弈中，进一步纳入企业规模化经营决策，结果表明租金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最显著，强制成本主导地方政府策略选择，补贴与非粮化惩罚对企业种粮决策的驱动效果相近且作用最强。基于此，提出优化补贴发放机制、对地方政府施以差异化激励、施行补贴与农户种粮挂钩机制、构建租金动态调整体系等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协同理论构建了涵盖协同基础、协同驱动、协同深度和协同绩效四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G1-熵值法的组合赋权法，系统测度了2014-2023年中国30个省份的“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协同度（PCGG），并通过标准差椭圆、随机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深入分析了PCGG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主要发现：（1）中国的 PCGG指数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2.46%，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高西低；南强北弱”梯度格局和“西移东退、南进北退”的空间演化趋势；（2）时间因素可以减弱PCGG水平低的相邻省份之间的空间相关性，但可以对高水平相邻地区之间产生正向溢出效应；（3）市场化（q=0.744）是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所有因素交互都表现出“双因素增强”特征，尤其是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强度最高。
企业创新是加快突破资源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引擎。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和绿色增长理论构建企业创新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政府规制和公众参与对企业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公众参与能激发企业创新意愿与活力， 政府规制形成稳健持久的积极效应，两者对企业创新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且能够发挥协同促进作用。另外，政府规制对中高创新企业呈现“U”型效应且随创新水平提高逐步增强，低创新企业对其不敏感；不同创新水平企业对公众参与的响应未发现显著差异。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干预可以缓解高强度政府规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和提升公众参与的传导效率，从而强化规制协同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规制对中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公众参与仅对东部地区影响效应显著；环境规制有助于强化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研究结果可为环境规制催化企业渐进式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依据。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评判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标尺，金融科技是推动其提升的关键变量。本文以2011-2023年中国284个地级市及直辖市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环保投资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调节效应显示环境规制能正向调节金融科技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大规模、低工业化水平、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低污染、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城市，金融科技对小规模、高工业化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高污染、高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表明，金融科技不仅能提升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历史文化街区再开发是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化解城市空间与功能旧有矛盾，适应城市发展需求。从土地租差理论视角切入，构建包含多主体利益分配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引入演化博弈模型，对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改造过程进行刻画，从而在理论层面揭示地方政府、原土地使用者和土地开发企业之间策略演化的动态过程。最后对模型参数赋值，在MATLAB中进行数值仿真模拟，求得均衡解。研究发现：（1）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是推动城市更新的核心驱动力；（2）通过“激励与惩戒策略”的策略组合调节多方利益，能够显著提高各利益主体参与更新项目的积极性，确保项目顺利实施；（3）自愿腾退搬迁、利益引导与自主更新的“微改造”模式，有助于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促进更新项目的高效落地。
本研究调查了在 2023 年生长季节采自伊拉克南部沙漠地区三个地点的 Arnebia hispidissima 与 Myosotis ramosissima 的植物化学及花粉-解剖学特征。植物化学分析显示，两种植物在吡咯里西啶类生物碱和苷类物质的含量与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Myosotis ramosissima 含有最高浓度的生物碱 indicine（57.72 mg mL-1），而 Arnebia hispidissima 则具有更高浓度和比例的 heliotrine（257.64 mg mL-1）、supinine、heleurine、indicine-N-oxide 及 lindelofidine，表明其总生物碱含量普遍高于前者(除 indicine 外)。在苷类化合物方面，Arnebia hispidissima 含有更高水平的槲皮素（19.86 mg mL-1）、柚皮素（35.20 mg mL-1）及三萜（91.52 mg mL-1）；而Myosotis ramosissima 含有更高浓度的异鼠李素、heliotrope（146.83 mg mL-1）及 isopyrrolidine，显示出两者在代谢谱方面的差异。通过光学显微镜与乙酰解处理进行的花粉-解剖学分析揭示了明显的形态学差异，包括花粉粒的形状、大小、孔沟类型及外壁纹饰，以及茎组织与叶片解剖结构的差异。两种植物均具有单列表皮层、单面型叶肉，上下表面均具无规则气孔，同时存在单细胞毛状体。本研究结果有助于分类学鉴定，并揭示了 A. hispidissima 与 M. ramosissima 在三个地点的生态学及生化分化特征。
北京市绿化隔离地区是构建平原地区生态安全格局、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的重点地区，也是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强烈的区域。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北京市绿化隔离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需求认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1）半数受访者满意绿化隔离地区生态环境质量，65.22%的受访者认为绿化隔离地区绿色生态空间比例增大和生境连通性增加，大气环境质量总体满意度较高，森林增加被认为是改善的主要因素；绝大多数受访者对生物多样性认知更加清晰且表现出一般满意。（2）绿化隔离地区公园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主要为休闲娱乐和自然体验，城市公园应突出休闲娱乐、维护生态环境、运动健身等服务，郊野公园应突出生态保育、环境净化、景观游憩、维护生态环境等服务。（3）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贡献因素普遍认为环境质量>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绿隔地区公园建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提升生物多样性（70.00%）和优化植被结构与质量（65.65%）。（4）教育水平与收入差异是认知差异的主要因素，未来应着力提升公众参与度与加强科普宣传，基于公众生态环境质量需求制定差异化生态系统管理与服务供给策略。
福建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之一，分析其植被覆盖变化及驱动因子能为评估生态保护效果和加强生态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核归一化植被指数（KNDVI）作为一种改进的植被指数，可以有效克服传统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在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下的局限性，更加准确地反映区域内植被的生长状况。以福建省为研究区，运用趋势分析、Hurst指数等方法分析其2000-2020年植被覆盖时空变化特征及未来变化趋势，并探究影响福建省20年来植被覆盖年际变化的主导因素及影响原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福建省植被覆盖整体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速为0.005 yr-1，植被覆盖显著增加的区域占总体的62.3%，显著减少的区域占23.5%。（2）2000-2020年福建省62.5%的区域植被覆盖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一致，整体呈持续增长态势，少数区域存在先减后增或持续退化的可能性。（3）自然与人文因子共同驱动植被动态变化。年降水和地形因子对植被覆盖变化起主要正向促进作用，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则在不同时期表现出负向影响。
可持续农业对于长期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面临生态压力和资源枯竭的半干旱地区。虽然Haryana邦在农业生产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区域差异依然显著。位于该邦南部的Mahendergarh地区干旱少雨、资源匮乏，因而对气候变化尤为脆弱，但其农业可持续性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采用以农业可持续性指数（ASI）为核心的混合方法框架，对Mahendergarh地区的村级可持续农业进行系统评估。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五个行政区的十个村庄收集了一手数据，并开展结构化农户访谈。研究共选取了12个指标，分为物质、经济和社会三大类。定量分析采用指标归一化方法（X/Mean）计算各村的ASI值，定性分析则基于开放式访谈进行编码与主题分析。与邻近的Rewari和Jhajjar等地区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区域间农业可持续性表现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村庄处于中等可持续水平，较高的ASI得分与土地整合、现代灌溉方式以及作物多样化密切相关。然而，土壤碱性（pH>7.2）、农民文化水平偏低以及农业技术获取受限等因素阻碍了更广泛的可持续实践推广。与周边地区相比，Mahendergarh在有机农业方面相对滞后，但灌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研究建议政府应推动针对性的政策干预，包括引入人工智能驱动的精准农业工具、实施本地化培训项目、强化市场准入与信贷支持等，以促进类似气候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作为特殊的非正规居住空间，其高密度、异质性建筑空间的精准识别成为城市更新的核心挑战。本研究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与Swin Transformer深度学习模型，构建了城中村建筑空间范围的识别框架。本研究以杭州179个城中村更新项目为实证案例，探索多尺度特征融合的智能化识别路径。Swin Transformer模型通过分层特征建模与移位窗口自注意力机制，有效整合建筑单体和街区整体布局的跨尺度空间信息，突破传统面向对象分类（OBIA）技术单一分割尺度的局限。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在识别城中村建筑面积方面的总体准确率为90.27%，并建立了数据收集、特征建模、智能识别和动态评估的闭环过程，为制定差异化更新策略提供了空间决策支持。本研究为城市更新背景下城中村建筑空间的智能化识别提供可复制的技术范式，有助于实现城市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动态化与可持续化目标。
本研究以辽宁省16家森林旅游景区为例，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森林旅游景区旅游生态效率进行测算，探究碳治理对景区旅游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本研究参照《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会计核算和报告标准》，以旅游景区地理边界为界限，以范围一直接碳排放和范围二外购能源碳排放为核算内容，测算旅游景区初始碳排放。运用网络DEA-DDF模型分析减排碳治理、增汇碳治理、减排与增汇两种方式共同使用对16家景区旅游生态效率变化的影响。从结果上看：（1）通过减排治理平均可抵消26.06%的景区碳排放，通过发展林业碳汇碳治理平均可抵消40.32%的景区碳排放，综合采取减排和增汇两种碳治理方式，平均可抵消66.38%的碳排放。（2）辽宁省森林旅游景区的旅游生态效率普遍较低，景区经营环节的平均旅游生态效率为0.36，通过减排碳治理可以提升至0.40，通过增汇碳治理可以提升至0.47，在两种方式治理后效率平均提升至0.50，碳治理显著改善景区旅游生态效率，两种治理方式相比，增汇治理方式更有效。本研究厘清了碳治理与景区经营之间的交互关系，为旅游景区可持续经营提供了思路。
国家公园作为生态安全和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要载体，承担着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多重职能。在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全面建立的背景下，如何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社会效益协同成为研究重点。本文基于RMP（资源-市场-产品）理论框架，从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和产品设计三个维度系统分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研究指出，国家公园拥有高度原真性和完整性的生态资源、特定生物行为模式及优质的环境资源与深度体验机会；同时，市场需求呈现出从基础休闲到生态教育、原生性自然体验的多层次分化。在产品设计上，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认知交互导向和差异化特色供给原则，构建生态科研体验型、生态系统沉浸感知型、自然美学转化型与系统化解说教育型的产品体系，以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提升公众参与感并实现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转化。最后，提出实施生态空间精准分区与动态调控机制、构建周边城市与国家公园协同发展的服务网络、创新生态产品体验深度以增强旅游服务附加值与消费潜力以及确立国家公园品牌战略以构建生态文化价值传播体系的国家公园四大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旅游廊道是促进区域旅游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但传统规划往往忽视景区价值的多维差异与市场偏好。本文提出一种以景区价值为导向的多层级旅游廊道构建框架，通过构建融合景区质量、网络关注度、数字足迹与服务能力的景区重要度评价体系，有效识别出传统官方评级与市场表现的偏差，根据重要度评分将湘西地区136个A级景区划分为34个核心景区、68个重要景区和34个一般景区，并提出差异化廊道选线策略：核心景区采用最小生成树（MST）构建主干网络，重要景区采用改进引力模型进行连接，一般景区采用最短路径算法实现整合，最终形成由世界遗产与历史古镇构成的核心主轴、以民族文化和红色遗产为主题的次级网络，以及连接乡村与生态资源的外围廊道所组成的多层级旅游廊道体系，兼具空间效率与主题多样性。本文主要贡献有：（1）构建了反映游客真实需求的景区价值评价体系；（2）提出了可复制的差异化分层旅游廊道构建方法。研究可为不同层级廊道的旅游产品与服务设施差异化配置提供支撑，推动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利用与协同发展。
本文通过聚焦于参与者的感知来评价建筑设计的质量、影响力和有效性。研究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展开：首先，通过田野笔记记录来考察设计过程是否基于深入的场地分析，以及建筑师是否对场地环境做出了回应；其次，通过对专业人士进行深度访谈收集定性数据；第三，从旅游网站收集游客评论以获取用户体验数据。通过三种方法收集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以检验场地环境在设计中的反映程度。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实施基于场地环境的设计策略，可以显著提升度假村的体验品质。本研究提出的关键设计要素包括：场地适宜性标准、特定环境的场地规划、当地建筑风格的融入、可持续材料的使用，以及能够促进游客满意度并增强其体验的空间设计。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敏感型方法对于创造和谐且具有影响力的度假环境的重要性，指出该体验式评估工具可进一步用于其他建筑评估及使用后感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