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可助力我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的分析，探讨如何有效实现不同生态产品的价值，并总结实践案例的经验，为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参考和借鉴。文章采用案例研究法，从“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的角度建立案例分析框架，构建影响因素。通过对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三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比较，得出以下结论：（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不同的模式，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价值实现模式的选择；（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个人、社会、政府的衔接还不够紧密。针对存在的问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推动者要引导个人观念、社会参与和政府顶层设计的协同，合理安排资源要素配置，打破现有要素制约，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技术手段和优化策略，以促进区域生态产品的模式发展和价值转化，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农林复合种植被认为是一种既有生产效益又有环境保护效益的可持续土地利用策略。在印度旁遮普等地区，种植杨树在农民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农民发展了成功的基于杨树的农林复合种植技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并协调作物的种植时机和布局以提高经济收益。对于块状种植，有效的树间距为5 m×4 m，而排状种植将树木间隔安排在1-3 m之间。与其他树种相比，杨树被认为能够为农民带来更高的利润。本文在系统综述137篇英文期刊文章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短轮杨树（SRC）和非常短轮杨树（vSRC）种植，采用贴现现金流（DCF）分析，对比评估了不同种植方式的经济利益。杨树种植增加了遮蔽水平，从而导致作物产量下降，从早春到收获期，30%、60%和90%的遮蔽水平分别导致减产37%、70%和99%。扩大杨树的行间距可减轻资源竞争。在印度萨哈朗普普尔地区的成本效益分析表明，基于杨树的农林复合种植平均年净收益为346.36美元/年，而纯作物轮作仅为140.73美元/年。在亚穆那加尔和哈里杜瓦尔地区的经济分析显示，收益成本比介于2.35-3.70之间。杨树组成的块状和边界种植在长期生物量中贮存了大量碳，并作为化石燃料的替代品（块状和边界种植中，每公顷贮存碳量分别为5.45和1.84吨/年）。此外，它们通过提高土壤侵蚀等级、侵蚀比例和水稳团聚体，有助于控制土壤侵蚀。总之，农林复合种植系统通过有效贮存碳并为农民提供燃料、饲料、木材和木制品，在缓解对现有自然森林的压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蒙古高原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开展气候变暖背景下蒙古国植被动态变化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区域植被响应特征及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屏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以1990-2022年8 km分辨率逐年GIMMS NDVI3g数据、气温和降水及高程数据为基础，采用趋势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蒙古国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气温、降水的关系。结果表明：（1）1990-2022年蒙古国NDVI呈显著增长趋势，增长速率为0.0015 yr^-1（P<0.05）。（2）空间上，1990-2022年蒙古国NDVI以增加趋势为主，占国土面积的60.73%，其中显著增加占31.67%，集中分布在蒙古国东部及西部边缘地区；显著减少占15.67%，集中分布在蒙古国西南部边缘地区。（3）从地形上来看，除海拔1500-2000 m范围NDVI呈不显著增加趋势外，其他区域NDVI均呈显著增加趋势，其中500-1000 m增加速率最快，并随海拔升高增加趋势先减弱后逐渐显著；不同坡度范围NDVI均呈显著增加趋势，并随坡度增加增速降低。（4）1990-2022年蒙古国NDVI与气温以负相关关系为主，占国土面积的66.75%，其中呈显著负相关的区域占17.21%，主要分布在蒙古国西南部地区； NDVI与降水以正相关关系为主，占国土面积的86.71%，其中呈显著正相关的区域占40.44%，主要分布在蒙古国西南部地区。研究认为蒙古国植被生态质量总体改善，但气候暖干化引起的中南部区域植被生态恶化应引起重视。

体育旅游是激活乡村旅游的重要手段，以体验户外运动、民族传统体育、农村节庆体育等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旅游与农村发展密切相关，被寄予助推乡村振兴的厚望。本研究在大别山地区调查406名村民和访谈15名村干部，发现：（1）85.71%的村民认为家庭收入因体育旅游而增长，年均增收19865.93元；（2）体育旅游游客在当地发生停车、购物、住宿等17种消费活动；（3）86.39%的村民相信自己能够依托体育旅游获益，而且85.71%的村民认为家庭收入得益于体育旅游；（4）平均而言，体育旅游直接帮助每个家庭年均增收4677.58元，帮助每个村年均增收449000元。虽然体育旅游在助推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出了多重积极效应，但也面临市场号召力不够、催生新的“马太效应”、收益分配方式与乡村振兴诉求之间存在矛盾、未能充分实现预期发展目标等问题。因此，建议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旅游产业链、将部分优质体育旅游项目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保护体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乡村收益和增强体育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联动关系。

农业生态效率是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开展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可以为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提供关键信息。目前，关于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等方面已有丰富研究，但鲜有系统性的综述、评价与展望。研究采用文献检索法对文献进行分析，其中中文文献以CNKI数据库为基础，外文文献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文献检索区间为1998-2023年。研究回顾了农业生态效率研究的进展，总结了农业生态效率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展望。研究发现，农业生态效率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评价体系、宏微观影响因素的结合及模型适宜性问题。未来可以从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生态效率评价方法中的应用，明晰农业生态效率的驱动因素，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等领域进行拓展。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综述，可以为相关研究拓展提供关键信息。

洪泽湖是东亚-澳大利亚鸟类迁徙通道的重要枢纽，是鸟类迁徙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本研究于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在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鸟类调查，并分析了鸟类群落多样性及其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共记录鸟类215种170432只，隶属于18目55科。从物种组成来看，林鸟占比相对较高，水鸟中雁鸭类和鸻鹬类物种数也处于较高水平。从鸟类个体数量来看，水鸟数量远超于林鸟，其中，白骨顶个体数量最高，其次是雁鸭类和鹭类，鸻鹬类个体数量极低。从鸟类数量的季节变化来看，冬季的鸟类数量最多，其余三个季节的鸟类数量相似。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春季、夏季和秋季较高，冬季最低。从空间分布看，保护区西部的开阔水域是鸟类分布热点区域，其鸟类物种数和个体数均最高。保护区内4种典型生境的鸟类群落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芦苇生境鸟类物种数和丰富度指数最高，但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较低。尽管开阔水域生境的鸟类个体数远高于其他生境，但其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均最低。景区和农田的鸟类物种数和个体数量较低，但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较高。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物种多样性和时空变化格局，并反映了不同栖息地类型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旅游文化创意产业逐渐成为乡村振兴赋能的重要驱动力。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文化振兴与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峨边彝族自治县近年来依托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乡村旅游文创产品发展方面有了丰硕成效，为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增添了活力。本文从经济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出发，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2018-2022年5年时间里峨边彝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峨边彝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呈现出随着时间的增进不断提升的态势。（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营业收入是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三大要素。（3）峨边已经具备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要素基础；经费的投入、人才的培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乡村旅游是推进城乡融合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基于旅游系统驱动及系统科学等理论，本文构建了包含需求、供给、媒介、支持四个子系统在内的乡村旅游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借助情景模拟方法预测乡村旅游发展的最优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构建的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避免了以往子系统划分的格式化现象。（2）在自然发展（NDM）、需求驱动（DDM）、供给驱动（SDMe）、媒介驱动（MDM）、支持驱动（SDMu）以及协同驱动（SDMy）发展情景下，2035年乡村旅游发展指数分别为0.678、0.702、0.755、0.715、0.776、0.836，SDMy是阳朔县乡村旅游发展的理想机制。（3）根据乡村旅游发展指数特征，阳朔县乡村旅游发展可分为徘徊增长、快速发展和衰退减弱三个阶段。（4）阳朔县乡村旅游供给指数增长缓慢且始终低于0.8，是今后结构优化的关键环节。研究为阳朔县提出了乡村旅游发展方向和后发动力，可以加快推进阳朔县及同类型地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尽管城市工业用地规模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已从不同角度（如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进行了广泛讨论，研究结果显示了正向、负向和多元的影响关系。然而，城市工业用地扩张如何影响二氧化硫排放仍不明确。为了明确这一关系，以促进中国污染物减排目标的实现，本研究利用2011-2019年的29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果表明： 城市工业用地规模越大，单位工业增加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越低。通过深入了解城市工业用地规模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城市工业用地和工业布局，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该研究的政策价值在于：在工业用地规模较大的城市促进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在工业用地规模有限的地区发展高效、环保的工业；优化技术和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可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深度融合脆弱性评估框架为都市郊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和脆弱性相关理论构建了“社会-经济-生态—敏感性-适应性”的脆弱性评价体系，借鉴“空间陷阱”理念，尝试提出了“空间脆弱性陷阱”概念，采用时空探索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1998-2018年上海青浦区184个行政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交互特征，检验了空间脆弱性陷阱存在性和揭示了脆弱性动态演变的交互影响机制。 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青浦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由0.518增长至0.621，脆弱性等级由中低等脆弱提升至中等脆弱；时空格局呈“先增后降波动式”和“东高西低团聚式”的动态特征。（2）1998-2018年青浦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间路径移动相对长度呈现由“中部区域向四周逐渐递减”的变化趋势，脆弱性时间路径移动弯曲度较小，呈现“南北部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脆弱性时空跃迁的凝聚指数为0.496，空间集聚结构存在相对较高的转移活性和较低的路径锁定性。（3）研究期间没有检测到“空间脆弱性绝对陷阱”，但“空间脆弱性相对陷阱”凸现，主要分布在该区的北部和南部行政界线周边的11个行政村。（4）社会资本因子、人力资本因子、社会因子、经济因子、生态因子和金融资本因子是影响脆弱性变化的主要因子，但各因子影响力呈现波动变化和类型差异；内外耦合性累积型、内生性能力约束型和外生性环境胁迫型是导致都市郊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分异的主要交互影响类型。研究结果对指导都市郊区防范脆弱性风险、促进区域协同、降低脆弱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天然草原正承受着放牧压力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双重影响。然而，人类活动尤其是草地生态保护工程对草地改善的贡献尚不明确。本研究基于MODIS卫星数据，利用VPM模型定量分析了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对锡林郭勒盟草原生产力影响的时空动态。2000-2020年锡林郭勒盟草地总体变绿，生产力年均显著增加2.66 g C m^-2 yr^-1（P<0.05）。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共同促进草地的变绿趋势，相对贡献率分别为55%及45%。不同地区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GPP变化趋势的相对贡献存在很大差异，在锡林郭勒盟中东部等草地生长较好的地区，气候变化是GPP上升的主导因素，其相对贡献度均在65%以上；在锡林郭勒盟西部草地生长较差的地区和农牧交错带，人类活动是GPP变化的主导因素，其相对贡献度均在60%以上。此外，草地生产力对草原生态修复工程措施响应敏感，在2005年和2011年等政策实施的关键年份，草地生产力变化趋势受人类活动显著影响。2000-2005年，风沙源治理和退牧还草等措施逐渐缓解了人类活动对草地生产力的压力，高质量草地植被生长明显改善。2005-2011年草畜平衡政策实施期间，由于生态补偿吸引力不足，部分牧民在限制放牧的情况下仍扩大了牲畜规模，其对高质量草地的生态影响尤为明显，导致了GPP显著下降。2011-2020年草原生态保护补贴奖励计划实施，总体上促进了锡林郭勒盟东、西部草地生产力恢复，但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生态压力。本研究旨在为优化牧区草地生态系统管理、形成草原保护良性循环提供理论支持。

旅游景区作为吸引游客的直接因素和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A级景区的数量和等级是各地旅游市场竞争的主体依托，其空间布局对区域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11970个A级景区为研究样本，利用最邻近点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网格维数法分析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结构与影响因素，探究A级景区时空格局的主要自然、经济、社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A级景区空间分布上具有集聚特征。核密度中心呈现出“多核中心、次核环绕、梯次递减”的空间格局。空间结构分形复杂，区域差异显著，具有显著的无标度区间。旅游目的地类型与产品类型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以华南与华东区域为代表的景区布局较多，该区域自然与经济条件较好，交通便利。A级景区环绕在京津冀、华东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等省，景区分布密集。研究中国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分析景区的布局与空间联系的复杂性，可为优化区域内旅游发展布局以及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旅游业质量和效益，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依据。有利于对中国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工作起到参考决策的作用，可以为优化旅游发展布局以及资源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当前，世界格局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不断显现，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社会的主题所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得以正式签署和实施就在于能够满足多个国家和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需要。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RCEP内容符合中国追求复兴道路的理念。基于重要边境的区位条件，云南省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开放发展的关键地之一，其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进一步了解RCEP对地方发展的重要性，文章首先利用扎根理论分析法对自RCEP签署以来在云南省举办重要相关国际会议及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记录进行整理分析和凝练，再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不同等级和群体共识两个角度对RCEP助推云南省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动力的社会认可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合作是RCEP助推云南省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宏观方面动力，在交通红利、政策红利、投资红利等机遇与环境中，其口岸建设、边境乡镇建设、会展相关建设是重要的合作内容，有利于更广阔发展空间下的旅游行业复苏；竞争能够从微观层面让RCEP助推云南省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内容更加完善，更具现实意义，比如能够更好依靠自身的区位优势、国际市场竞争力，优化利用口岸内外资源、高科技技术产品等形成更加绿色、生态有机和可持续的发展。RCEP动力在不同等级的社会认同中，其合作动力受到了更为强烈的认同度，而竞争方面动力认识度较低，但从群体的分组角度上，RCEP动力在合作与竞争两方面均获得非同一群体的认可，说明合作与竞争对RCEP的动力实现都十分必要。研究结果对从更多角度、更加细致了解RCEP动力、对地方对接RCEP规则措施具有一定借鉴性。

青藏高原对我国畜牧业具有重大意义，其天然草原是当地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然而，草原退化、牲畜数量增长及放牧方式失衡加剧了当地草畜关系的不平衡。人工草地的发展成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策略。本综述评估了青藏高原人工草地的发展现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建议。尽管该地区的人工草地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然存在持续性的挑战。这些问题主要源于农民及牧民的认识热情不足、人工草原分布不均以及科技贡献受限等因素。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建议强化人工饲草的推广，优化草地布局，提高饲草品种选择、播种、管理及储存的科技水平。总之，青藏高原的人工草地发展潜力巨大，但需克服诸多挑战。要实现其在特殊生态位中的全面潜力，需创新性地推动科技发展。

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加速了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LD）过程，导致土地质量和生产力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乃至当地人民生活质量下降。为了防止土地退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提出土地退化零增长（LDN）目标。然而，由于缺少一致性评估的定量方法和工具，很难对全球或区域土地退化状态进行量化和对比研究。本研究尝试利用UNCCD推荐的Trends.Earth工具，选择土地退化问题突出的蒙古国为研究区，引入地理分区视角，研究其2015-2020年土地退化的格局与变化。主要结果如下：（1）总体上，2015-2020年有12.11%的地区新增加了土地退化，退化区域位于西南部荒漠、荒漠草原，并逐渐向东北部草原地理分区蔓延。（2）土地生产力指标恢复和退化区域分别为17.62%和11.79%，严重退化区域位于蒙古国南部荒漠和荒漠草原地理分区。（3）土地覆盖指标恢复和退化区域分别为1.80%和0.16%，退化区零散地分布在草原、高山和山地针叶林地理分区。（4）土地有机碳指标恢复和退化区域分别为1.54%和0.22%，退化区主要位于山地针叶林、草原与荒漠草原相邻地带。（5）LDN综合指标恢复区面积 （2.999×10⁵ km²）大于退化区面积（1.895×10⁵ km²），反映出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有向好趋势。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利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碳排放系数法、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基于2010-2020年31个城市的能源消费数据、土地利用数据、人口数据以及相关经济发展数据等，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应、时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碳汇不足以抵消碳源，净碳排放量从2010年的1.4488亿吨增长到2020年的1.6037亿吨，建设用地的扩张是主要原因。（2）长江中游城市群净碳排放的高值区域从分散转向集中，而低值区域则从集中转向分散并数量减少。空间集聚模式主要由高-高集聚（H-H）和低-低集聚（L-L）所主导。（3）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引起碳排放的空间差异主要受人口密度、碳排放强度和技术创新的影响。此外，土地利用、节能技术、人口状况、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显著放大了它们各自的影响。

耕地撂荒现象在丘陵山区十分普遍，理清耕地撂荒现状和发展态势可为丘陵山区耕地撂荒合理管控和分类治理提供参考。本研究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基于GEE遥感云计算平台和Landsat数据，采用随机森林分类方法和制定耕地撂荒现象的识别规则，测算了2002‒2020年耕地撂荒的规模和年份，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研究区县域尺度耕地撂荒空间格局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分类总体精度在90%以上，2002‒2020年研究区耕地撂荒率在3%到5.5%的范围之间，2013年的耕地撂荒率最高，2017年后耕地撂荒率呈下降趋势，其中2005年新增首次撂荒耕地的面积最大。在县级尺度上，耕地撂荒率呈现中间高、四周低和南高北低的分布趋势，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集聚现象逐渐增强，局部的LISA空间形态的南北差异明显，研究区东南部耕地撂荒率“高-高”和中部“低-低”值的集聚特征随时间的变化逐渐增强。研究结果可为对丘陵山区耕地撂荒空间信息提取、驱动因素分析提供技术支撑，并为撂荒耕地再利用和分类治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地方社区居民因为熟悉森林环境，因此他们在森林管理中的参与至关重要。本研究比较了社区森林管理活动中用户的感知，以及影响社区森林用户群体参与的社会经济变量。通过勘察调查、采访关键人物、焦点小组讨论和家庭调查收集了一手数据。从区域林业办公室、社区森林用户群体运营计划和组织制度、互联网和认证网站收集了二手数据。分别采用χ²检验来测试性别、种姓、年龄阶层、教育水平和财富阶层等变量与参与的关联性。利用有序logit回归，定量分析了影响运营计划和组织制度制定、林业活动、森林产品收集和社区森林资金筹集的因素。在Jagriti和Jhankrikhola的社区森林用户群体中，性别和教育被发现是影响参与的最重要的因素。总的来说，较高的种姓、年龄较大和富人主导着主要的决策活动。然而，较低的种姓和贫困人群在森林产品收集方面相对参与更多。

蒙古高原位于西伯利亚针叶林到亚洲荒漠草原的过渡带上，具有显著的生态屏障服务功能，对于东北亚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屏障是一个涉及水、土、气、生等多个方面的宏大概念和复杂系统。传统研究由于缺少大数据支持，难以从全局视角深刻认识蒙古高原生态屏障。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本区域以往数据匮乏的科研环境带来改善，为丰富对蒙古高原资源生态的全面理解提供了可能，也将有助于促进资源生态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本研究首先梳理了生态屏障建设的现状，包括其理论研究、技术瓶颈和集成分析方面的不足。进而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三个主要方面综述了大数据驱动蒙古高原科学研究进展。最后提出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促进蒙古高原生态屏障建设的主要研究框架和关键科学问题。

基于广西各市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对广西城市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可归纳如下。首先，2005-2014年广西城市碳排放总量持续上升。但2014年后增长趋势放缓，导致排放总量趋于平稳。此外，各城市之间的碳排放总量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和东北地区排放量较高，西南地区排放量较低。最后，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城市存在差异。其中，城市土地利用是驱动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对广西大部分城市产生负向影响。同时，产业结构、人口城镇化、人口集聚、经济增长等因素对广西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道路对碳排放的影响总体上是正向的，而对外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弱。综上所述，为促进广西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广西各城市应实施以优化城市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为重点的差异化城市碳减排策略。

现有旅游目的地游客行为研究侧重将地方依恋作为研究切入点，证实了游客依恋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的情感体验关系紧密，但现有研究尚未证实游客依恋风格对旅游目的地不同类型吸引物的情感体验与行为意愿之间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以西江千户苗寨作为典型旅游目的地，基于依恋风格、情感体验和行为意愿研究进展，构建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情感体验、依恋风格和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概念模型，实证研究游客依恋风格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情感体验和行为意愿的影响，检验游客依恋风格对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吸引物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情感体验在关系紧密和多样化寻求的行为意愿中没有显著或直接的影响；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情感体验与行为意愿均受依恋焦虑和依恋逃避中介效应影响，并呈现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效应；游客依恋风格对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情感体验和行为意愿的中介作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厘清游客在目的地旅游体验中“情感-行为”路径，为满足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吸引物的“体验化”的现实需求提供理论依据。

凤凰属物种因其深远的生态、经济和文化意义而闻名, 已在亚洲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 在该地区对凤凰属物种的研究趋势、状态、分布、民族植物学和药理活性的研究仍然有限。本研究旨在为亚洲凤凰属物种收集相关信息。我们采用了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的首选报告项目（PRISMA）方法, 系统地审查了亚洲地区有关凤凰属物种的文献, 分析了从2000年到2023年的亚洲凤凰属物种的研究趋势。结果共发现了42项相关研究, 时间分布表明, 多年来对凤凰属物种的关注度波动较大, 显示出持续增长的研究兴趣, 2019年发表的文章数量达到了显著高峰。从地理分布上, 研究的集中区域仅限于亚洲48个国家中的12个, 鉴于凤凰属物种的广泛分布, 因此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探索。目前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药理学, 其次是民族植物学、形态学、分类学、材料科学、环境工程和生态学。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不成比例地集中在Phoenix dactylifera属物种上, 较少涉及其他物种。对研究重点、物种分布和地理代表性的分析强调了多样化研究主题的重要性, 探索亚洲各地较少研究的凤凰属物种的生态、经济和文化意义, 以揭示其在亚洲景观中的全部潜力和重要性。

喀斯特地区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典型区域。理解喀斯特地区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态系统演化机制对其可持续管理至关重要。本文选取中国西南地区典型喀斯特山区广西为研究区，人口、耕地面积、森林覆盖率为社会-生态系统分析要素，基于喀斯特地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框架，利用分段线性回归法确定要素间相互作用的阶段，从而揭示长时间视角下社会发展的演变阶段。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政策、气候变化等方面构建驱动因素指标，并考察系统演变引起的反馈效应。结果表明：广西1363-2020年社会-生态系统演变可分为七个阶段，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早期，广西以农业活动为主，扩张耕地以解决粮食需求，实行木材交易以追求经济发展，造成石漠化的加剧；第四阶段，在石漠化治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措施的实施下，生态环境改善；第五阶段后，石漠化治理效果显著。相关环境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问题，但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持续变化对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研究旨在为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的长期规划和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化肥、农药过量使用不但影响农产品品质，而且会破坏农业生态环境。基于合作社社会化服务视角，研究农户化肥、农药使用行为，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合作社调整经营策略提供参考。本文利用中国湖北省秭归县和巴东县518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合作社及其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加入合作社对农户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平均处理效应为-341.505元/亩。（2）农资供应服务和技术支持服务均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的化肥、农药使用强度，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225.966元/亩和-163.580元/亩，而农产品销售服务对农户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不显著。（3）按年龄、受教育年限和种植规模进行分组考察，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组差异。农资供应服务对年龄偏大、受教育年限较低、种植规模较小的农户影响显著，技术支持服务对年龄偏小、受教育年限较高、种植规模较小的农户影响显著，农产品销售服务对年龄偏大的农户影响显著。应该提高农户的入社比例，提高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的供给水平，提高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的针对性，促使农户化肥、农药使用强度进一步降低。

多年冻土区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之一。随着全球变暖，蒙古高原多年冻土退化加剧，多年冻土区植被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一挑战，了解气候变化下蒙古高原不同冻土退化阶段的植被变化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多年冻土分布图，依据“空间代替时间”的理念，划分了不同的多年冻土带，探讨了2014‒2023年多年冻土退化不同阶段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NDVI值呈下降趋势，下降所占面积比例依次为零星多年冻土区>孤岛和稀疏多年冻土区>连续和不连续多年冻土区。（2）不同类型多年冻土区植被生长的主控因子不同，气温是孤岛和稀疏多年冻土区（r=-0.736）以及零星多年冻土区（r=-0.522）植被生长的主控因子，降水是连续和不连续多年冻土区（r=-0.498）植被生长的主控因子。（3）在不同的多年冻土退化阶段，NDVI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各不相同。在多年冻土退化初期，地表温度和气温升高有利于植被生长，增加植被覆盖，降水量的增加则会阻碍植被生长；随着多年冻土退化，地表温度和气温升高会阻碍植被生长，降水量的增加则会促进植被生长。

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是青海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国家发改委颁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五个维度构建青海省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熵值法、综合指数法以及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对1998-2022年青海省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1）青海省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在25年间不断提高且增速越来越快，目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绿色发展的重心在三个评价阶段变化明显，1998-2004年、2005-2011年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2012-2022年注重经济产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3）2001年以来绿色发展五个维度间的耦合度一直保持在高水平耦合阶段，协调发展度在2021年进入良好协调阶段。（4）阻碍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由增长质量向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转变，提升资源利用水平是青海省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首要任务。本研究以期为青海省绿色发展目标评价考核提供技术方法支撑，为绿色发展政策制定提供方向性建议。

土壤盐碱化是由于自然原因或人类不合理灌溉造成盐分在土壤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一种土壤退化现象，掌握盐碱化空间变异特征是盐碱地治理及资源化利用的基础。本文以宁夏银北平原灌区为研究区，布设154个采样点，分六层采集0-100 cm内的土样，测定其pH值和土壤全盐含量，运用地统计学和GIS相结合的方法对灌区土壤pH和全盐含量进行空间变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土壤为碱性土壤，土壤pH值范围在8.18-10.22之间， 0-10 cm土壤pH显著高于10-20 cm和下层20-80 cm土壤pH（P<0.05），各层土壤pH值变异系数均小于10%，属于弱变异性。土壤全盐含量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减小，范围在0.24-14.95 g kg^-1之间，表层0-10 cm土壤全盐含量显著高于下层土壤（P<0.05），全盐含量变异系数除10-20 cm和80-100 cm深度为中等变异性，其它层均高于100%，属于强变异性。（2）对pH值和全盐进行半方差函数拟合发现各深度土壤pH块基比在28.1%-61.2%之间，均属于中等空间相关性，其空间变异性主要由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各深度土层全盐块基比在5.5%-13.3%之间，属于强空间自相关性，土壤样本间的变异更多的是由母质、地形、土壤、地下水位等自然的结构性因素引起。（3）通过克里金插值得到研究区内土壤pH值和全盐含量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果显示，pH分布整体呈现为东西两侧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全盐呈斑块状分布，分布不均匀；盐土主要分布在表层，随着深度的增加，全盐含量减少，盐土和重度盐渍化土比例减小。整个研究区以轻度盐渍化土为主，在空间上全盐含量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增的趋势，土壤全盐含量的剖面特征以表聚型为主。本研究探明了银北灌区土壤盐碱化的分布情况和空间异质性，对银北灌区制定防治土壤盐碱化措施提供理论指导。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已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背景下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05-2020年间主要年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从多级空间尺度动态考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并借助障碍度模型探究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中国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提升，高质量发展指数由2005年的0.056上升至2020年的0.092，年均增速3.36%，整体呈“东部水平高、西部增速快”的发展格局；（2）空间关联上，中国高质量发展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珠三角地区及京津冀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多集聚于西部地区;（3）动态演进上，中国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小幅右移态势，高质量发展水平极化现象减弱且右拖尾情况有所缓解;（4）障碍识别上，影响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子始终为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数，从准则层看，开放、创新是高质量发展最大的障碍因素，各准则层障碍度在研究期内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化特征。研究成果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科学依据。

吐鲁番地区作为连接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异域风情和甘甜的水果，孕育出丰富的旅游资源。根据统计数据，吐鲁番地区有272个旅游资源单体和36家A级景区，为其旅游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前景。本文将吐鲁番区域旅游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SWOT分析：吐鲁番区域旅游的优势在于其历史文化底蕴较为深厚，位于全国气温最高、海拔最低的吐鲁番，以及《西游记》神话传说对吐鲁番的描述。此外，吐鲁番还以盛产品种多样的葡萄著称，被誉为“世界的葡萄园”，为旅游提供了特色体验。然而，吐鲁番区域旅游的劣势也很明显：旅游旺季仅限于每年7-10月，不能形成全年旅游的良好氛围；景点之间距离分布较远，旅游配套设施有限，不能满足旅游者的不同需求；另外，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不高，未能有效提高旅游业的竞争力。为了推动吐鲁番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用多种手段和策略来确保当地旅游业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制定合适的市场营销策略，建立立体化的服务管理体系，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吐鲁番地区旅游业将会迎来新的历史机会，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和更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提升。

饮食调整被视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可行途径。本研究以中国特大城市北京和上海为例，探究居民膳食结构演变特征，采用食物碳足迹法测算食物碳排放量，并构建多目标优化模型以确定与文化偏好、经济负担和营养需求相适应的低碳膳食转型方案。研究发现：1992—2021年，北京和上海居民总食物消费量分别经历了波动下降和缓慢上升的时期，其膳食结构均向动物性饮食演变。肉类消费的显著增加导致北京和上海居民食物碳排放量上升，居民人均食物碳排放量分别增长了37.2%和25.2%。基于多目标优化模型，与2021年实际居民膳食结构相比，减少动物源食品特别是肉类的消费可以满足文化可接受、经济可负担的多元目标，并分别减少北京和上海居民食物碳排放总量92.14 t和212.65 t。本研究提供了特大城市居民膳食结构演变及其碳排放效应的新见解，强调了优化饮食作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优先事项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