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本专辑围绕“乡村振兴与文旅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问题进行组稿，共收录22篇学术论文，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地与民宿发展”、“旅游环境行为与农民参与旅游”、“旅游韧性与旅游风险”、“文化旅游与旅游高质量发展”五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专辑具有3个特点：研究区域丰富，研究对象多元；研究方法多样，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创新性；研究理论视角多元，涵盖多个学科。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提出加强本土化理论研究、拓展研究区域和视角、进一步深化和丰富研究内容等未来研究方向。本期专辑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经验，助力中国乡村振兴与文旅高质量发展。

数字文旅是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乡村数字文旅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擎，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发展｡本文梳理了数字文旅促进乡村振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了乡村数字文旅产业赋能共同富裕实现的机制和模式，最后提出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数字文旅已经成为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路径｡（2）数字文旅与乡村振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数字文旅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释放数字文旅发展潜力，二者形成了良性互动机制｡（3）参考乡村分类方案和相关研究，提出了数字文旅促进乡村振兴的四种模式，分别是数字文旅促进城乡融合振兴模式､数字文旅促进特色村落振兴模式､数字文旅促进农文旅融合振兴模式和数字文旅促进艺术振兴模式｡（4）在实践路径上，应该坚持以产品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人才振兴为引领，以政策为保障，全面促进乡村数字文旅产业发展｡本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文旅和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可为数字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可助力我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的分析，探讨如何有效实现不同生态产品的价值，并总结实践案例的经验，为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参考和借鉴。文章采用案例研究法，从“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的角度建立案例分析框架，构建影响因素。通过对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三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比较，得出以下结论：（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不同的模式，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价值实现模式的选择；（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个人、社会、政府的衔接还不够紧密。针对存在的问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推动者要引导个人观念、社会参与和政府顶层设计的协同，合理安排资源要素配置，打破现有要素制约，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技术手段和优化策略，以促进区域生态产品的模式发展和价值转化，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文章从乡村振兴视域的角度，结合非遗+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理念，提出了RMPP（资源-市场-产品-政策）理论，并从资源、市场、产品、政策四个维度对北京市辖10个郊区内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其次，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RMPP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指标权重并进行打分。通过评价分析得出北京市辖10个郊区在RMPP四个维度上的发展差异，并总结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困境，如：非遗传承意识淡薄、非遗旅游资源整合力度不够、非遗旅游产品开发层次较低、非遗保护权责不清晰等。最后，从RMPP四个维度上探索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包括：非遗资源科学整合、市场模式创新、产品梯度开发、政策靶向实施等方面。

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本文以湖南省为例，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利用IAHP-熵权法-TOPSIS算法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综合评价，进而探究影响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2010-2019年湖南省乡村旅游、乡村振兴指数上升明显，旅游相对优先度逐步下行。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从0.3提升为0.96，大致经历低水平耦合-磨合-高水平耦合三个阶段；耦合协调度从0.22增长为0.89，可划分为指数双低型中度失调-较低指数型过渡-中度指数型初级协调-振兴优先型较好协调等四个阶段。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主要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乡村旅游满意度、公路网密度、农业生产条件、农产品加工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等因素影响，强化资金保障、优化服务配套、促进产业融合是提高两者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有效途径。

旅游业作为幸福导向产业对于提升旅游者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在幸福2.0时代，旅游者从对享乐的浅层需求转变为自我实现的深层需要。本研究基于建构发展理论，借助PERMA量表，探讨旅游涉入度对旅游者本真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旅游涉入度对旅游满意度、本真幸福感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旅游满意度对旅游者本真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旅游满意度在旅游涉入度与本真幸福感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明晰了旅游涉入度、旅游满意度及本真幸福感间的影响机理，丰富旅游活动对个体游后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同时为旅游者自我发展、相关企业及政府部门更好提升旅游者本真幸福感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建议。

体育旅游是激活乡村旅游的重要手段，以体验户外运动、民族传统体育、农村节庆体育等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旅游与农村发展密切相关，被寄予助推乡村振兴的厚望。本研究在大别山地区调查406名村民和访谈15名村干部，发现：（1）85.71%的村民认为家庭收入因体育旅游而增长，年均增收19865.93元；（2）体育旅游游客在当地发生停车、购物、住宿等17种消费活动；（3）86.39%的村民相信自己能够依托体育旅游获益，而且85.71%的村民认为家庭收入得益于体育旅游；（4）平均而言，体育旅游直接帮助每个家庭年均增收4677.58元，帮助每个村年均增收449000元。虽然体育旅游在助推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出了多重积极效应，但也面临市场号召力不够、催生新的“马太效应”、收益分配方式与乡村振兴诉求之间存在矛盾、未能充分实现预期发展目标等问题。因此，建议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旅游产业链、将部分优质体育旅游项目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保护体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乡村收益和增强体育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联动关系。

农林复合种植被认为是一种既有生产效益又有环境保护效益的可持续土地利用策略。在印度旁遮普等地区，种植杨树在农民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农民发展了成功的基于杨树的农林复合种植技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并协调作物的种植时机和布局以提高经济收益。对于块状种植，有效的树间距为5 m×4 m，而排状种植将树木间隔安排在1-3 m之间。与其他树种相比，杨树被认为能够为农民带来更高的利润。本文在系统综述137篇英文期刊文章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短轮杨树（SRC）和非常短轮杨树（vSRC）种植，采用贴现现金流（DCF）分析，对比评估了不同种植方式的经济利益。杨树种植增加了遮蔽水平，从而导致作物产量下降，从早春到收获期，30%、60%和90%的遮蔽水平分别导致减产37%、70%和99%。扩大杨树的行间距可减轻资源竞争。在印度萨哈朗普普尔地区的成本效益分析表明，基于杨树的农林复合种植平均年净收益为346.36美元/年，而纯作物轮作仅为140.73美元/年。在亚穆那加尔和哈里杜瓦尔地区的经济分析显示，收益成本比介于2.35-3.70之间。杨树组成的块状和边界种植在长期生物量中贮存了大量碳，并作为化石燃料的替代品（块状和边界种植中，每公顷贮存碳量分别为5.45和1.84吨/年）。此外，它们通过提高土壤侵蚀等级、侵蚀比例和水稳团聚体，有助于控制土壤侵蚀。总之，农林复合种植系统通过有效贮存碳并为农民提供燃料、饲料、木材和木制品，在缓解对现有自然森林的压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尽管城市工业用地规模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已从不同角度（如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进行了广泛讨论，研究结果显示了正向、负向和多元的影响关系。然而，城市工业用地扩张如何影响二氧化硫排放仍不明确。为了明确这一关系，以促进中国污染物减排目标的实现，本研究利用2011-2019年的29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果表明： 城市工业用地规模越大，单位工业增加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越低。通过深入了解城市工业用地规模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城市工业用地和工业布局，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该研究的政策价值在于：在工业用地规模较大的城市促进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在工业用地规模有限的地区发展高效、环保的工业；优化技术和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可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农业生态效率是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开展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可以为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提供关键信息。目前，关于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等方面已有丰富研究，但鲜有系统性的综述、评价与展望。研究采用文献检索法对文献进行分析，其中中文文献以CNKI数据库为基础，外文文献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文献检索区间为1998-2023年。研究回顾了农业生态效率研究的进展，总结了农业生态效率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展望。研究发现，农业生态效率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评价体系、宏微观影响因素的结合及模型适宜性问题。未来可以从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生态效率评价方法中的应用，明晰农业生态效率的驱动因素，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等领域进行拓展。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综述，可以为相关研究拓展提供关键信息。

蒙古高原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开展气候变暖背景下蒙古国植被动态变化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区域植被响应特征及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屏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以1990-2022年8 km分辨率逐年GIMMS NDVI3g数据、气温和降水及高程数据为基础，采用趋势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蒙古国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气温、降水的关系。结果表明：（1）1990-2022年蒙古国NDVI呈显著增长趋势，增长速率为0.0015 yr^-1（P<0.05）。（2）空间上，1990-2022年蒙古国NDVI以增加趋势为主，占国土面积的60.73%，其中显著增加占31.67%，集中分布在蒙古国东部及西部边缘地区；显著减少占15.67%，集中分布在蒙古国西南部边缘地区。（3）从地形上来看，除海拔1500-2000 m范围NDVI呈不显著增加趋势外，其他区域NDVI均呈显著增加趋势，其中500-1000 m增加速率最快，并随海拔升高增加趋势先减弱后逐渐显著；不同坡度范围NDVI均呈显著增加趋势，并随坡度增加增速降低。（4）1990-2022年蒙古国NDVI与气温以负相关关系为主，占国土面积的66.75%，其中呈显著负相关的区域占17.21%，主要分布在蒙古国西南部地区； NDVI与降水以正相关关系为主，占国土面积的86.71%，其中呈显著正相关的区域占40.44%，主要分布在蒙古国西南部地区。研究认为蒙古国植被生态质量总体改善，但气候暖干化引起的中南部区域植被生态恶化应引起重视。

文化遗产旅游因其文化遗产的特殊性而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发展文化遗产旅游需要当地人的支持。在文章中，我们先引入了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理论，再提出关于主观规范、个人规范、当地人感知及其支持意图间关系的研究模型。结果表明，主观规范显著影响当地人的感知（包括经济感知、文化感知和环境感知）和个人规范。另外，当地人的感知和个人规范也显著影响当地人对文化遗产旅游的支持意图。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地人对文化遗产旅游的支持意图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如何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下旅游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特征。结果表明：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向；中国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集聚水平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双门槛效应。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不同区域间旅游产业协调联动发展的对策建议，为深化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景观基因和旅游意象是传统村落旅游目的地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明晰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对于理解传统村落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和推动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张谷英村为案例地，基于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识别提取和“认知-情感-整体”框架的旅游意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张谷英村景观基因和旅游意象建构的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对旅游意象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尺度的村落景观基因在旅游意象建构中存在差异，其中，“丰”字形建筑结构的建筑基因对认知意象起到重要作用，“孝友家风”文化基因和以天井为中心的“回”字形院落布局基因次之，“龙”形山脉布局的环境基因作用最低。（2）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认知意象在景观基因和整体意象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认知意象和情感意象在景观基因和整体意象中起到链式完全中介作用。（3）通过多群组分析，发现研究假设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游玩次数和不同常住地子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丰富了传统村落景观意象研究的内容和视角，有利于推进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的实践。

乡村旅游在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亦需关注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本文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为例，将环境责任行为分为自我约束行为和保护促进行为两个维度，从游客视角构建了一个以乡村旅游质量感知为前置变量、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乡村旅游情境下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质量感知和地方认同正向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两个维度，且均对自我约束行为影响更为显著；（2）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赖；（3）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在乡村旅游质量感知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乡村旅游地在提升旅游质量时应注重游客的感知体验，增强游客地方依恋，激发环境责任行为，以此减轻生态环境负担。

天然草原正承受着放牧压力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双重影响。然而，人类活动尤其是草地生态保护工程对草地改善的贡献尚不明确。本研究基于MODIS卫星数据，利用VPM模型定量分析了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对锡林郭勒盟草原生产力影响的时空动态。2000-2020年锡林郭勒盟草地总体变绿，生产力年均显著增加2.66 g C m^-2 yr^-1（P<0.05）。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共同促进草地的变绿趋势，相对贡献率分别为55%及45%。不同地区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GPP变化趋势的相对贡献存在很大差异，在锡林郭勒盟中东部等草地生长较好的地区，气候变化是GPP上升的主导因素，其相对贡献度均在65%以上；在锡林郭勒盟西部草地生长较差的地区和农牧交错带，人类活动是GPP变化的主导因素，其相对贡献度均在60%以上。此外，草地生产力对草原生态修复工程措施响应敏感，在2005年和2011年等政策实施的关键年份，草地生产力变化趋势受人类活动显著影响。2000-2005年，风沙源治理和退牧还草等措施逐渐缓解了人类活动对草地生产力的压力，高质量草地植被生长明显改善。2005-2011年草畜平衡政策实施期间，由于生态补偿吸引力不足，部分牧民在限制放牧的情况下仍扩大了牲畜规模，其对高质量草地的生态影响尤为明显，导致了GPP显著下降。2011-2020年草原生态保护补贴奖励计划实施，总体上促进了锡林郭勒盟东、西部草地生产力恢复，但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生态压力。本研究旨在为优化牧区草地生态系统管理、形成草原保护良性循环提供理论支持。

农民自组织参与集体行动是优化乡村旅游治理效率、确保乡村旅游取得积极成果的关键。为了识别其潜在机制，本文选择了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 智能决策扩展模型。采用混合方法对湖南省长沙市郊区239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和20次半结构化访谈。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生计资本、户主特征、旅游市场环境、作为旅游发展进入和退出规则的制度规则、认知改革和土地整理水平对乡村旅游农民自组织参与行为集体行动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旅游市场环境变量下的“居住环境”和“旅游资源”的影响力度最大，土地整理变量下的“土地用途”的影响力度最小。基于研究结果，探讨了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旅游文化创意产业逐渐成为乡村振兴赋能的重要驱动力。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文化振兴与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峨边彝族自治县近年来依托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乡村旅游文创产品发展方面有了丰硕成效，为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增添了活力。本文从经济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出发，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2018-2022年5年时间里峨边彝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峨边彝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呈现出随着时间的增进不断提升的态势。（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营业收入是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三大要素。（3）峨边已经具备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要素基础；经费的投入、人才的培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都市圈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制约都市圈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键问题在于乡村，以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对于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综合发展水平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测算2021年西安都市圈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合典型案例探究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结果显示：(1) 2021年西安都市圈乡村旅游发展总体水平较好，在空间差异上呈现出核心圈向外围圈层递减的现象；(2) 西安都市圈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均衡状态，在空间上表现为核心圈优于外围圈层的状态；(3)“供给-需求-保障”三者共同作用是都市圈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机制，其中“供给”是都市圈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基础因素，“需求”是其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核心因素，“保障”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因素。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都市圈乡村振兴的理论，为提升都市圈的城乡融合发展质量提供了新的启示。

洪泽湖是东亚-澳大利亚鸟类迁徙通道的重要枢纽，是鸟类迁徙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本研究于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在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鸟类调查，并分析了鸟类群落多样性及其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共记录鸟类215种170432只，隶属于18目55科。从物种组成来看，林鸟占比相对较高，水鸟中雁鸭类和鸻鹬类物种数也处于较高水平。从鸟类个体数量来看，水鸟数量远超于林鸟，其中，白骨顶个体数量最高，其次是雁鸭类和鹭类，鸻鹬类个体数量极低。从鸟类数量的季节变化来看，冬季的鸟类数量最多，其余三个季节的鸟类数量相似。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春季、夏季和秋季较高，冬季最低。从空间分布看，保护区西部的开阔水域是鸟类分布热点区域，其鸟类物种数和个体数均最高。保护区内4种典型生境的鸟类群落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芦苇生境鸟类物种数和丰富度指数最高，但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较低。尽管开阔水域生境的鸟类个体数远高于其他生境，但其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均最低。景区和农田的鸟类物种数和个体数量较低，但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较高。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物种多样性和时空变化格局，并反映了不同栖息地类型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

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游客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促进者和参与者，其价值共创参与行为表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游客价值共创的研究主要探讨变量间的单一线性关系，对其复杂机制探讨不足。基于复杂性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构建以旅游地支持（信息支持、情感支持）、个体心理内驱力（自我效能感、个人结果预期）和地方情感（地方认同、目的地信任）为条件变量，以乡村旅游游客价值共创行为为结果变量的模型，并以调查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6个条件变量中任何一个变量都不能构成游客参与价值共创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6个条件变量共产生64条路径组合，共有5条路径3种模式驱动游客参与价值共创行为，即感知结果价值驱动型、人地情感驱动型和人-地-环境综合驱动型，其中情感支持对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揭示了游客参与价值共创行为的复杂机制，拓展了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应用，为推动乡村旅游游客参与价值共创、增强游客体验及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蒙古高原位于西伯利亚针叶林到亚洲荒漠草原的过渡带上，具有显著的生态屏障服务功能，对于东北亚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屏障是一个涉及水、土、气、生等多个方面的宏大概念和复杂系统。传统研究由于缺少大数据支持，难以从全局视角深刻认识蒙古高原生态屏障。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本区域以往数据匮乏的科研环境带来改善，为丰富对蒙古高原资源生态的全面理解提供了可能，也将有助于促进资源生态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本研究首先梳理了生态屏障建设的现状，包括其理论研究、技术瓶颈和集成分析方面的不足。进而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三个主要方面综述了大数据驱动蒙古高原科学研究进展。最后提出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促进蒙古高原生态屏障建设的主要研究框架和关键科学问题。

乡村旅游是推进城乡融合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基于旅游系统驱动及系统科学等理论，本文构建了包含需求、供给、媒介、支持四个子系统在内的乡村旅游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借助情景模拟方法预测乡村旅游发展的最优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构建的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避免了以往子系统划分的格式化现象。（2）在自然发展（NDM）、需求驱动（DDM）、供给驱动（SDMe）、媒介驱动（MDM）、支持驱动（SDMu）以及协同驱动（SDMy）发展情景下，2035年乡村旅游发展指数分别为0.678、0.702、0.755、0.715、0.776、0.836，SDMy是阳朔县乡村旅游发展的理想机制。（3）根据乡村旅游发展指数特征，阳朔县乡村旅游发展可分为徘徊增长、快速发展和衰退减弱三个阶段。（4）阳朔县乡村旅游供给指数增长缓慢且始终低于0.8，是今后结构优化的关键环节。研究为阳朔县提出了乡村旅游发展方向和后发动力，可以加快推进阳朔县及同类型地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青藏高原对我国畜牧业具有重大意义，其天然草原是当地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然而，草原退化、牲畜数量增长及放牧方式失衡加剧了当地草畜关系的不平衡。人工草地的发展成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策略。本综述评估了青藏高原人工草地的发展现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建议。尽管该地区的人工草地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然存在持续性的挑战。这些问题主要源于农民及牧民的认识热情不足、人工草原分布不均以及科技贡献受限等因素。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建议强化人工饲草的推广，优化草地布局，提高饲草品种选择、播种、管理及储存的科技水平。总之，青藏高原的人工草地发展潜力巨大，但需克服诸多挑战。要实现其在特殊生态位中的全面潜力，需创新性地推动科技发展。

基于广西各市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对广西城市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可归纳如下。首先，2005-2014年广西城市碳排放总量持续上升。但2014年后增长趋势放缓，导致排放总量趋于平稳。此外，各城市之间的碳排放总量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和东北地区排放量较高，西南地区排放量较低。最后，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城市存在差异。其中，城市土地利用是驱动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对广西大部分城市产生负向影响。同时，产业结构、人口城镇化、人口集聚、经济增长等因素对广西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道路对碳排放的影响总体上是正向的，而对外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弱。综上所述，为促进广西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广西各城市应实施以优化城市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为重点的差异化城市碳减排策略。

深度融合脆弱性评估框架为都市郊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和脆弱性相关理论构建了“社会-经济-生态—敏感性-适应性”的脆弱性评价体系，借鉴“空间陷阱”理念，尝试提出了“空间脆弱性陷阱”概念，采用时空探索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1998-2018年上海青浦区184个行政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交互特征，检验了空间脆弱性陷阱存在性和揭示了脆弱性动态演变的交互影响机制。 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青浦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由0.518增长至0.621，脆弱性等级由中低等脆弱提升至中等脆弱；时空格局呈“先增后降波动式”和“东高西低团聚式”的动态特征。（2）1998-2018年青浦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间路径移动相对长度呈现由“中部区域向四周逐渐递减”的变化趋势，脆弱性时间路径移动弯曲度较小，呈现“南北部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脆弱性时空跃迁的凝聚指数为0.496，空间集聚结构存在相对较高的转移活性和较低的路径锁定性。（3）研究期间没有检测到“空间脆弱性绝对陷阱”，但“空间脆弱性相对陷阱”凸现，主要分布在该区的北部和南部行政界线周边的11个行政村。（4）社会资本因子、人力资本因子、社会因子、经济因子、生态因子和金融资本因子是影响脆弱性变化的主要因子，但各因子影响力呈现波动变化和类型差异；内外耦合性累积型、内生性能力约束型和外生性环境胁迫型是导致都市郊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分异的主要交互影响类型。研究结果对指导都市郊区防范脆弱性风险、促进区域协同、降低脆弱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当前，世界格局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不断显现，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社会的主题所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得以正式签署和实施就在于能够满足多个国家和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需要。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RCEP内容符合中国追求复兴道路的理念。基于重要边境的区位条件，云南省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开放发展的关键地之一，其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进一步了解RCEP对地方发展的重要性，文章首先利用扎根理论分析法对自RCEP签署以来在云南省举办重要相关国际会议及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记录进行整理分析和凝练，再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不同等级和群体共识两个角度对RCEP助推云南省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动力的社会认可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合作是RCEP助推云南省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宏观方面动力，在交通红利、政策红利、投资红利等机遇与环境中，其口岸建设、边境乡镇建设、会展相关建设是重要的合作内容，有利于更广阔发展空间下的旅游行业复苏；竞争能够从微观层面让RCEP助推云南省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内容更加完善，更具现实意义，比如能够更好依靠自身的区位优势、国际市场竞争力，优化利用口岸内外资源、高科技技术产品等形成更加绿色、生态有机和可持续的发展。RCEP动力在不同等级的社会认同中，其合作动力受到了更为强烈的认同度，而竞争方面动力认识度较低，但从群体的分组角度上，RCEP动力在合作与竞争两方面均获得非同一群体的认可，说明合作与竞争对RCEP的动力实现都十分必要。研究结果对从更多角度、更加细致了解RCEP动力、对地方对接RCEP规则措施具有一定借鉴性。

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加速了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LD）过程，导致土地质量和生产力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乃至当地人民生活质量下降。为了防止土地退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提出土地退化零增长（LDN）目标。然而，由于缺少一致性评估的定量方法和工具，很难对全球或区域土地退化状态进行量化和对比研究。本研究尝试利用UNCCD推荐的Trends.Earth工具，选择土地退化问题突出的蒙古国为研究区，引入地理分区视角，研究其2015-2020年土地退化的格局与变化。主要结果如下：（1）总体上，2015-2020年有12.11%的地区新增加了土地退化，退化区域位于西南部荒漠、荒漠草原，并逐渐向东北部草原地理分区蔓延。（2）土地生产力指标恢复和退化区域分别为17.62%和11.79%，严重退化区域位于蒙古国南部荒漠和荒漠草原地理分区。（3）土地覆盖指标恢复和退化区域分别为1.80%和0.16%，退化区零散地分布在草原、高山和山地针叶林地理分区。（4）土地有机碳指标恢复和退化区域分别为1.54%和0.22%，退化区主要位于山地针叶林、草原与荒漠草原相邻地带。（5）LDN综合指标恢复区面积 （2.999×10⁵ km²）大于退化区面积（1.895×10⁵ km²），反映出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有向好趋势。

旅游景区作为吸引游客的直接因素和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A级景区的数量和等级是各地旅游市场竞争的主体依托，其空间布局对区域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11970个A级景区为研究样本，利用最邻近点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网格维数法分析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结构与影响因素，探究A级景区时空格局的主要自然、经济、社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A级景区空间分布上具有集聚特征。核密度中心呈现出“多核中心、次核环绕、梯次递减”的空间格局。空间结构分形复杂，区域差异显著，具有显著的无标度区间。旅游目的地类型与产品类型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以华南与华东区域为代表的景区布局较多，该区域自然与经济条件较好，交通便利。A级景区环绕在京津冀、华东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等省，景区分布密集。研究中国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分析景区的布局与空间联系的复杂性，可为优化区域内旅游发展布局以及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旅游业质量和效益，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依据。有利于对中国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工作起到参考决策的作用，可以为优化旅游发展布局以及资源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地方社区居民因为熟悉森林环境，因此他们在森林管理中的参与至关重要。本研究比较了社区森林管理活动中用户的感知，以及影响社区森林用户群体参与的社会经济变量。通过勘察调查、采访关键人物、焦点小组讨论和家庭调查收集了一手数据。从区域林业办公室、社区森林用户群体运营计划和组织制度、互联网和认证网站收集了二手数据。分别采用χ²检验来测试性别、种姓、年龄阶层、教育水平和财富阶层等变量与参与的关联性。利用有序logit回归，定量分析了影响运营计划和组织制度制定、林业活动、森林产品收集和社区森林资金筹集的因素。在Jagriti和Jhankrikhola的社区森林用户群体中，性别和教育被发现是影响参与的最重要的因素。总的来说，较高的种姓、年龄较大和富人主导着主要的决策活动。然而，较低的种姓和贫困人群在森林产品收集方面相对参与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