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高原位于西伯利亚针叶林到亚洲荒漠草原的过渡带上，具有显著的生态屏障服务功能，对于东北亚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屏障是一个涉及水、土、气、生等多个方面的宏大概念和复杂系统。传统研究由于缺少大数据支持，难以从全局视角深刻认识蒙古高原生态屏障。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本区域以往数据匮乏的科研环境带来改善，为丰富对蒙古高原资源生态的全面理解提供了可能，也将有助于促进资源生态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本研究首先梳理了生态屏障建设的现状，包括其理论研究、技术瓶颈和集成分析方面的不足。进而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三个主要方面综述了大数据驱动蒙古高原科学研究进展。最后提出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促进蒙古高原生态屏障建设的主要研究框架和关键科学问题。

在气候变暖、草原退化、沙尘暴频发以及牲畜数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如何协调畜牧业与生态保护成为蒙古国面临的重要挑战。本研究探讨了2015-2050年在三种未来气候社会经济情景（CMIP6 SSP1-RCP2.6、SSP2-RCP4.5、SSP5-RCP8.5）下，Khutag-Undur苏木畜牧系统的动态过程、未来情景及优化策略。首先，畜牧业系统被解构为三个子系统：草地初级生产、牲畜次级生产和牧民消费。基于草畜平衡的负反馈机制，构建了Khutag-Undur苏木畜牧业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集成了草地覆盖、净初级生产力（NPP）空间数据，牲畜存栏出栏、牧民收支统计数据及样方和问卷调查等多元数据，模拟了2015-2022年现状饲草产量及承载能力、牲畜存栏出栏量的动态变化，并预估了2022-2050年这些变量的未来情景。其次，提出了畜牧业系统可持续性评价方法，并对三种未来情景进行比较分析，识别了未来较优的畜牧业发展情景。最后，基于三条牲畜数量线，提出了分两步走持续减畜的策略。主要结论：Khutag-Undur牲畜数量的快速增长对脆弱草地生态系统造成了较大压力。SSP1-RCP2.6情景虽为未来较优的畜牧业情景，但即便在该情景下草原超载依然严重。建议在牧民生计多元化前提下持续减畜，以促使畜牧业发展与草原保护的协同。

天然草原正承受着放牧压力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双重影响。然而，人类活动尤其是草地生态保护工程对草地改善的贡献尚不明确。本研究基于MODIS卫星数据，利用VPM模型定量分析了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对锡林郭勒盟草原生产力影响的时空动态。2000-2020年锡林郭勒盟草地总体变绿，生产力年均显著增加2.66 g C m^-2 yr^-1（P<0.05）。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共同促进草地的变绿趋势，相对贡献率分别为55%及45%。不同地区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GPP变化趋势的相对贡献存在很大差异，在锡林郭勒盟中东部等草地生长较好的地区，气候变化是GPP上升的主导因素，其相对贡献度均在65%以上；在锡林郭勒盟西部草地生长较差的地区和农牧交错带，人类活动是GPP变化的主导因素，其相对贡献度均在60%以上。此外，草地生产力对草原生态修复工程措施响应敏感，在2005年和2011年等政策实施的关键年份，草地生产力变化趋势受人类活动显著影响。2000-2005年，风沙源治理和退牧还草等措施逐渐缓解了人类活动对草地生产力的压力，高质量草地植被生长明显改善。2005-2011年草畜平衡政策实施期间，由于生态补偿吸引力不足，部分牧民在限制放牧的情况下仍扩大了牲畜规模，其对高质量草地的生态影响尤为明显，导致了GPP显著下降。2011-2020年草原生态保护补贴奖励计划实施，总体上促进了锡林郭勒盟东、西部草地生产力恢复，但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生态压力。本研究旨在为优化牧区草地生态系统管理、形成草原保护良性循环提供理论支持。

多年冻土区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之一。随着全球变暖，蒙古高原多年冻土退化加剧，多年冻土区植被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一挑战，了解气候变化下蒙古高原不同冻土退化阶段的植被变化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多年冻土分布图，依据“空间代替时间”的理念，划分了不同的多年冻土带，探讨了2014‒2023年多年冻土退化不同阶段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NDVI值呈下降趋势，下降所占面积比例依次为零星多年冻土区>孤岛和稀疏多年冻土区>连续和不连续多年冻土区。（2）不同类型多年冻土区植被生长的主控因子不同，气温是孤岛和稀疏多年冻土区（r=-0.736）以及零星多年冻土区（r=-0.522）植被生长的主控因子，降水是连续和不连续多年冻土区（r=-0.498）植被生长的主控因子。（3）在不同的多年冻土退化阶段，NDVI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各不相同。在多年冻土退化初期，地表温度和气温升高有利于植被生长，增加植被覆盖，降水量的增加则会阻碍植被生长；随着多年冻土退化，地表温度和气温升高会阻碍植被生长，降水量的增加则会促进植被生长。

气候急剧变化和人类干扰使蒙古高原湿地遭受严重破坏和萎缩，对环境发展提出严峻挑战。本文基于遥感影像和DEM数据，建立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三个时期蒙古高原湖滨带湿地数据集，通过时空分析，研究了蒙古高原湖滨带湿地动态演变情况，结果如下：2000年蒙古高原湖泊（>1 km²）共有564个，总面积约为55216.47 km²；与2000年相比，2010年湖泊面积显著减少，木本沼泽显著增加，草本沼泽减少。2020年蒙古高原中部湖泊一直缩减；西部、南部和东部地区湖泊面积不断增加，草本沼泽、木本沼泽和草甸面积总体增加；湖泊、裸地及盐碱地总体减少；盐碱化程度减轻。自适应帕默尔干旱指数（scPDSI）与湖泊面积存在明显相关性。近二十年蒙古高原的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深刻地影响着蒙古高原湖滨带湿地的演变。开展人类活动不能以湿地生态健康为代价，我们应当重视湖泊和湿地资源的保护，从而实现湿地生态的动态平衡。

蒙古高原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开展气候变暖背景下蒙古国植被动态变化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区域植被响应特征及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屏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以1990-2022年8 km分辨率逐年GIMMS NDVI3g数据、气温和降水及高程数据为基础，采用趋势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蒙古国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气温、降水的关系。结果表明：（1）1990-2022年蒙古国NDVI呈显著增长趋势，增长速率为0.0015 yr^-1（P<0.05）。（2）空间上，1990-2022年蒙古国NDVI以增加趋势为主，占国土面积的60.73%，其中显著增加占31.67%，集中分布在蒙古国东部及西部边缘地区；显著减少占15.67%，集中分布在蒙古国西南部边缘地区。（3）从地形上来看，除海拔1500-2000 m范围NDVI呈不显著增加趋势外，其他区域NDVI均呈显著增加趋势，其中500-1000 m增加速率最快，并随海拔升高增加趋势先减弱后逐渐显著；不同坡度范围NDVI均呈显著增加趋势，并随坡度增加增速降低。（4）1990-2022年蒙古国NDVI与气温以负相关关系为主，占国土面积的66.75%，其中呈显著负相关的区域占17.21%，主要分布在蒙古国西南部地区； NDVI与降水以正相关关系为主，占国土面积的86.71%，其中呈显著正相关的区域占40.44%，主要分布在蒙古国西南部地区。研究认为蒙古国植被生态质量总体改善，但气候暖干化引起的中南部区域植被生态恶化应引起重视。

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加速了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LD）过程，导致土地质量和生产力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乃至当地人民生活质量下降。为了防止土地退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提出土地退化零增长（LDN）目标。然而，由于缺少一致性评估的定量方法和工具，很难对全球或区域土地退化状态进行量化和对比研究。本研究尝试利用UNCCD推荐的Trends.Earth工具，选择土地退化问题突出的蒙古国为研究区，引入地理分区视角，研究其2015-2020年土地退化的格局与变化。主要结果如下：（1）总体上，2015-2020年有12.11%的地区新增加了土地退化，退化区域位于西南部荒漠、荒漠草原，并逐渐向东北部草原地理分区蔓延。（2）土地生产力指标恢复和退化区域分别为17.62%和11.79%，严重退化区域位于蒙古国南部荒漠和荒漠草原地理分区。（3）土地覆盖指标恢复和退化区域分别为1.80%和0.16%，退化区零散地分布在草原、高山和山地针叶林地理分区。（4）土地有机碳指标恢复和退化区域分别为1.54%和0.22%，退化区主要位于山地针叶林、草原与荒漠草原相邻地带。（5）LDN综合指标恢复区面积 （2.999×10⁵ km²）大于退化区面积（1.895×10⁵ km²），反映出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有向好趋势。

湿地在维持全球生态系统功能、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和调节区域气候变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河滨带湿地植物分布格局以及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生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本文基于野外采样调查以乌尔逊河植物群落的分布特征为依据，结合遥感方式得到河滨湿地植被空间分布格局，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结合土壤理化因子特征，探究乌尔逊河流域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细菌、真菌的群落结构分布特征，揭示河滨带湿地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微生物变化规律以及驱动力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乌尔逊河流域湿地植被带状分布现象明显，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在所有样地中相对丰度均居首位，是研究区域的优势菌门。子囊菌门（Ascomycota）和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为研究区的优势真菌。在沼泽、退化沼泽土壤中，土壤含水率和土壤容重直接或通过控制土壤养分间接影响了微生物丰富度。湿草甸样地中，植物地上生物量是影响微生物多样性的最主要因素。在盐化草甸和沼泽化草甸中，土壤盐度影响了微生物丰富度，且土壤容重是影响微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以上研究结果可为退化河滨湿地生态修复和进一步明确河滨湿地土壤生态系统功能提供理论依据。

旅游景区作为吸引游客的直接因素和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A级景区的数量和等级是各地旅游市场竞争的主体依托，其空间布局对区域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11970个A级景区为研究样本，利用最邻近点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网格维数法分析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结构与影响因素，探究A级景区时空格局的主要自然、经济、社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A级景区空间分布上具有集聚特征。核密度中心呈现出“多核中心、次核环绕、梯次递减”的空间格局。空间结构分形复杂，区域差异显著，具有显著的无标度区间。旅游目的地类型与产品类型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以华南与华东区域为代表的景区布局较多，该区域自然与经济条件较好，交通便利。A级景区环绕在京津冀、华东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等省，景区分布密集。研究中国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分析景区的布局与空间联系的复杂性，可为优化区域内旅游发展布局以及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旅游业质量和效益，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依据。有利于对中国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工作起到参考决策的作用，可以为优化旅游发展布局以及资源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在人地关系中，人类的一切活动依赖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空间场所和物质基础。文章从人地关系角度切入，以云南昭通大山包山地户外旅游空间规划区域为实证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并结合GIS空间分析等方法，解析云南昭通大山包旅游目的地地域主体功能性、空间结构化、时空变异有序过程。提出了人地关系系统理念指导下的“三生”空间构建路径：（1）形成了五大项目板块及五个功能区，满足不同人群运动需求；（2）形成了“多核心模块”结构，优化了旅游目的地空间路径；（3）随着时空变化，各板块要素集聚形成“生态-生活-生产”复合型的山地户外旅游空间。研究结论可为促进形成具有山地特色的旅游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结果可对比性，文章基于ArcGIS工具，对云南省的六批被评为国家级传统村落的778个村落进行前期地理环境特征筛选，最终筛选出37个高程变化情况和坡度相同的村落进行对比分析，以减少立体性地形地貌的影响。结合TOPSIS综合评价法和OLS计量经济学回归模型，对选取的37个传统村落分别进行了生态旅游竞争力及厕所改造成果对其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生态旅游竞争力总体水平较低，且存在较明显的层次性特点，而公共厕所建设的路径可选择性、区域分布数量、距离和服务可达性对云南省整体的生态旅游竞争力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力。由此提出了加强云南省整体和各地方传统村落生态旅游建设、重视和加强对传统村落生态旅游相关的公共厕所数量与质量建设以及公共厕所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其旅游区域可达性及服务性范围的规划三条建议。

乡村旅游是推进城乡融合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基于旅游系统驱动及系统科学等理论，本文构建了包含需求、供给、媒介、支持四个子系统在内的乡村旅游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借助情景模拟方法预测乡村旅游发展的最优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构建的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避免了以往子系统划分的格式化现象。（2）在自然发展（NDM）、需求驱动（DDM）、供给驱动（SDMe）、媒介驱动（MDM）、支持驱动（SDMu）以及协同驱动（SDMy）发展情景下，2035年乡村旅游发展指数分别为0.678、0.702、0.755、0.715、0.776、0.836，SDMy是阳朔县乡村旅游发展的理想机制。（3）根据乡村旅游发展指数特征，阳朔县乡村旅游发展可分为徘徊增长、快速发展和衰退减弱三个阶段。（4）阳朔县乡村旅游供给指数增长缓慢且始终低于0.8，是今后结构优化的关键环节。研究为阳朔县提出了乡村旅游发展方向和后发动力，可以加快推进阳朔县及同类型地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推进生态人居环境与居民幸福水平协调发展，有助于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2011-2021年数据，构建生态人居环境与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了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人居环境与居民幸福水平随时间推移呈现上升趋势，到2021年，区域整体水平显著提升。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逐渐增强，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Dagum基尼系数显示总体及区域内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上海-安徽区域间差异最大，区域间差异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经济发展水平（Eco）是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的主要因素。研究可为生态人居环境建设、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借鉴。

环境保护与城市协同发展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通过综合运用形态空间格局(MSPA)方法，评估城市群国土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协同性，构建基于“自然资源管理与保护、土地利用、生态网络评价”的综合评价体系，结果表明：（1）示范区空间与自然环境整体协同性较高，但局部仍有提升空间，同时协同关系较高的区域与国土规划中生态绿心的位置存在较大区域重合。（2）土地利用格局的选择和分布是影响协同关系的重要因子，多属性的土地利用类型有利于加强协同关系。本研究基于MSPA探讨城市群国土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协同关系，旨在为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以期为区域的协同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本文旨在探讨旅游发展感知、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对国家公园居民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例，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寻各变量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动态影响。PLS-SEM结果显示，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对生计恢复力具有正向影响；旅游发展感知对生计恢复力具有负向影响，但对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有正向影响；旅游发展感知和适应能力可以通过转型能力对生计恢复力产生正向影响。fs/QCA结果表明，单一的前因变量均不构成居民生计恢复力的必要条件，各变量需要依赖与其他变量的组合共同作用；确定了高生计恢复力的2条组态路径和导致低生计恢复力的3条组态路径，其中，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是引发高生计恢复力的关键因素，旅游发展感知则是造成低生计恢复力的重要因素。

化肥、农药过量使用不但影响农产品品质，而且会破坏农业生态环境。基于合作社社会化服务视角，研究农户化肥、农药使用行为，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合作社调整经营策略提供参考。本文利用中国湖北省秭归县和巴东县518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合作社及其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加入合作社对农户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平均处理效应为-341.505元/亩。（2）农资供应服务和技术支持服务均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的化肥、农药使用强度，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225.966元/亩和-163.580元/亩，而农产品销售服务对农户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不显著。（3）按年龄、受教育年限和种植规模进行分组考察，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组差异。农资供应服务对年龄偏大、受教育年限较低、种植规模较小的农户影响显著，技术支持服务对年龄偏小、受教育年限较高、种植规模较小的农户影响显著，农产品销售服务对年龄偏大的农户影响显著。应该提高农户的入社比例，提高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的供给水平，提高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的针对性，促使农户化肥、农药使用强度进一步降低。

准确识别区域径流对气候与土地利用变化响应的空间分异，有利于明晰区域径流变化机理，为采取正确的水资源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基于Budyko理论，定量评价了伊洛河流域2000年后径流对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响应的空间差异，计算了径流变化对降水、潜在蒸散发E₀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敏感性，量化三者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结果表明，随海拔降低，伊洛河流域降水量逐渐降低，潜在蒸散量逐渐升高，径流量逐渐减小。受人口密度影响，耕地和建设用地广泛分布于流域中下游地区，而上游以林地为主。与基准期（1985-1989年）相比，变化期（2000-2017年）流域降水、潜在蒸散发分别呈现降低和增高的趋势，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伊河上游降水量显著增加，平均为35.2 mm（‒83.8-84.7 mm），其它五个子流域降水量则以减少趋势更为突出；其中，洛河中上游减少幅度最大，平均为‒34.2 mm（‒145.9-20.6 mm），而伊河中游减少幅度最小，平均为‒10.9 mm（‒84.2-59.5 mm）。不同区域潜在蒸散发自上游向下游增加幅度逐渐减弱；洛河上游E₀变化最大，平均为45.3 mm （38.2-48.3 mm），而伊洛河下游变化最小，平均为7.3 mm（‒3.2-17.1 mm）。土地利用变化则主要表现为中下游地区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化。径流变化与降水变化呈正相关关系，而与潜在蒸散发和土地利用变化呈负相关关系。径流对降水、潜在蒸散发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敏感性系数绝对值均随海拔的降低呈下降趋势，表明气候向暖干方向变化时，流域径流对各种环境变化的响应敏感度均会逐渐降低。降水减少和潜在蒸散发变化分别导致径流量减小4.7-17.4 mm和0.7-9.1 mm，而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径流量减少了23.0-46.5 mm，可见相较于气候波动，土地利用变化更容易引发流域径流的变化。伊洛河流域以耕地为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尤其中下游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生态环境脆弱，近年来径流量显著减少。土地利用变化对径流减少的贡献在低海拔区更大，最高达到86.1%，而气候影响在高海拔区更加明显，最高达到27.8%。因此，推进水生态修复和退耕还林等工程的实施，抑制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制定科学的管理和调度政策对于实现流域水平衡从非稳态向稳态转变，促进黄河下游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耕地撂荒现象在丘陵山区十分普遍，理清耕地撂荒现状和发展态势可为丘陵山区耕地撂荒合理管控和分类治理提供参考。本研究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基于GEE遥感云计算平台和Landsat数据，采用随机森林分类方法和制定耕地撂荒现象的识别规则，测算了2002‒2020年耕地撂荒的规模和年份，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研究区县域尺度耕地撂荒空间格局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分类总体精度在90%以上，2002‒2020年研究区耕地撂荒率在3%到5.5%的范围之间，2013年的耕地撂荒率最高，2017年后耕地撂荒率呈下降趋势，其中2005年新增首次撂荒耕地的面积最大。在县级尺度上，耕地撂荒率呈现中间高、四周低和南高北低的分布趋势，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集聚现象逐渐增强，局部的LISA空间形态的南北差异明显，研究区东南部耕地撂荒率“高-高”和中部“低-低”值的集聚特征随时间的变化逐渐增强。研究结果可为对丘陵山区耕地撂荒空间信息提取、驱动因素分析提供技术支撑，并为撂荒耕地再利用和分类治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本研究采用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对山地风景区的绿色发展状况进行细致评估，其整体目标在于全面分析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评估过程包括对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以及生态盈余的计算和分析。在文峰山风景区的个案研究中，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文峰山风景区旅游业发展阶段呈现出显著的生态盈余状态。生态足迹的盈余意味着旅游活动对文峰山风景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未超过其可持续承载能力。这说明尽管旅游活动蓬勃发展，但文峰山风景区的生态环境仍然得到有效保护和维护。生态盈余的存在标志着旅游业发展与当地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平衡，这对于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此外，本研究对旅游生态足迹组成部分进行深入分析，提供关于各种旅游相关活动（如住宿、交通、餐饮、观光和购物等）所带来的生态足迹的详细细分。这些细致的分析为了解不同旅游相关因素所带来的生态动态提供深入分析。对文峰山风景区绿色发展状况的精细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决策者可以从中获得旅游促进和环境保护之间微妙平衡的见解。所发现的生态盈余表明目前的做法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为类似地区提供了一个典范。然而，本研究也凸显运用旅游生态足迹模型进行计算的关键局限性，详细的结果揭示模型适用性、数据收集以及计算方法等方面存在的挑战，强调有必要对旅游生态足迹模型进行进一步完善和验证。认识到这些限制对于改进模型并确保其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稳健应用至关重要。本研究提供对山地型风景区，尤其是文峰山风景区的绿色发展状况的深入理解。研究结果为决策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提供有关旅游相关生态影响特定方面的见解。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完善评估指标和改进数据收集以及分析方法方面继续努力，以提高绿色发展评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地方社区居民因为熟悉森林环境，因此他们在森林管理中的参与至关重要。本研究比较了社区森林管理活动中用户的感知，以及影响社区森林用户群体参与的社会经济变量。通过勘察调查、采访关键人物、焦点小组讨论和家庭调查收集了一手数据。从区域林业办公室、社区森林用户群体运营计划和组织制度、互联网和认证网站收集了二手数据。分别采用χ²检验来测试性别、种姓、年龄阶层、教育水平和财富阶层等变量与参与的关联性。利用有序logit回归，定量分析了影响运营计划和组织制度制定、林业活动、森林产品收集和社区森林资金筹集的因素。在Jagriti和Jhankrikhola的社区森林用户群体中，性别和教育被发现是影响参与的最重要的因素。总的来说，较高的种姓、年龄较大和富人主导着主要的决策活动。然而，较低的种姓和贫困人群在森林产品收集方面相对参与更多。

在气候快速变暖的背景下，洪涝灾害发生的频次和强度明显增加，严重威胁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北上影响，中国北方出现极端降水，导致海河流域发生大规模洪水事件。华北地区成功启用了7个蓄滞洪区，有效缓解了下游洪水压力。本文利用所有可用的中国卫星数据，密切监测洪水过程，重点回顾东淀蓄滞洪区的洪水过程。结果表明，自2023 年8月1日东淀蓄滞洪区启动以来，洪水在9天内到达天津市区，淹没了整个蓄滞洪区。洪水在蓄滞洪区持续了大约一周后才逐渐退去。全区最大淹没面积307.5 km²，其中耕地240.5 km²，设施农用地7 km²，建设用地9.7 km²，全区平均淹没时间19天，其中耕地平均淹没时间为21天。中国多源卫星数据为灾后评估提供了全面的信息和有力的参考。

农业生态效率是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开展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可以为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提供关键信息。目前，关于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等方面已有丰富研究，但鲜有系统性的综述、评价与展望。研究采用文献检索法对文献进行分析，其中中文文献以CNKI数据库为基础，外文文献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文献检索区间为1998-2023年。研究回顾了农业生态效率研究的进展，总结了农业生态效率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展望。研究发现，农业生态效率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评价体系、宏微观影响因素的结合及模型适宜性问题。未来可以从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生态效率评价方法中的应用，明晰农业生态效率的驱动因素，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等领域进行拓展。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综述，可以为相关研究拓展提供关键信息。

本文测度了2000-2022年中国28省份创新成果保护水平和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程度，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两者的空间关联性进行了检验，并从全国层面和分板块层面考察了创新成果保护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的空间影响。结果发现：（1）中国地区间创新成果保护和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的集聚水平在研究期间内不断提高，且两者的空间演化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似型和同步性；（2）创新成果保护水平的提升整体上有利于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但东、中、东北、西部四大板块省份创新成果保护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作用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东中部地区的创新成果保护显著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而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创新成果保护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3）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上一年度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对创新成果保护水平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异常值和直辖市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不显著；替换主要变量后创新成果保护水平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正。研究结论补充和完善了创新成果保护与产业转型升级理论，为提升我国创新成果保护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提供了决策支持。

凤凰属物种因其深远的生态、经济和文化意义而闻名, 已在亚洲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 在该地区对凤凰属物种的研究趋势、状态、分布、民族植物学和药理活性的研究仍然有限。本研究旨在为亚洲凤凰属物种收集相关信息。我们采用了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的首选报告项目（PRISMA）方法, 系统地审查了亚洲地区有关凤凰属物种的文献, 分析了从2000年到2023年的亚洲凤凰属物种的研究趋势。结果共发现了42项相关研究, 时间分布表明, 多年来对凤凰属物种的关注度波动较大, 显示出持续增长的研究兴趣, 2019年发表的文章数量达到了显著高峰。从地理分布上, 研究的集中区域仅限于亚洲48个国家中的12个, 鉴于凤凰属物种的广泛分布, 因此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探索。目前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药理学, 其次是民族植物学、形态学、分类学、材料科学、环境工程和生态学。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不成比例地集中在Phoenix dactylifera属物种上, 较少涉及其他物种。对研究重点、物种分布和地理代表性的分析强调了多样化研究主题的重要性, 探索亚洲各地较少研究的凤凰属物种的生态、经济和文化意义, 以揭示其在亚洲景观中的全部潜力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