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生态脆弱区对于构建生态屏障和精准控制生态风险至关重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传统生态脆弱区的识别提供了更多智能化方法支持。本文首先论述了生态脆弱区识别方法的进展，包括地理分区方法、专家集成与数理统计方法、地理信息可视化方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和无监督深度学习聚类方法，并对所涉及的经典智能处理软件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功能区划研究的若干紧迫研究挑战，诸如生态脆弱性评估智能算法应用、大数据协同分析及自动分区识别软件开发方面存在的难题。针对蒙古高原生态屏障建设的需求，结合新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科研范式转变，提出了生态脆弱区智能化识别方法研究展望，包括加强多模态数据综合分析、促进生态屏障大数据协同处理、提高生态功能分区算法解释性、研制生态脆弱区自动化分区软件工具、融合众源地理大数据和公民科学数据等五方面内容。

蒸散发（ET）对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蒙古高原因为地势高、干旱少雨、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精细化掌握蒙古高原蒸散发时空分布将有助于建立气候变化应对、区域畜牧业调控、草地退化抑制等调控策略。本文利用气象站点数据、降水数据、Penman-Monteith模型等对2011-2022年蒙古高原的实际蒸散发的长时序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蒙古高原蒸散发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北部和东部高、中部和南部低的特征，区域年蒸散发差距明显，最高地区蒸散发可达到500 mm之上，最低处仅为70 mm左右；（2）2013年、2018年、2019年这三年年度蒸散发量较大，蒸散发量在80-500 mm之间变化，12年间蒙古高原蒸散发量总体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再减少等趋势；（3）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以7月为拐点先增加后减少的单峰变化趋势，其中5-9月份为高蒸散期，最高蒸散发量可达100 mm之上，植被覆盖度高，降水量充沛，植被蒸散发效果强盛，蒸散发最低的月份蒸散发量近乎为0。本研究提出的定量反演方法不仅可用于蒙古高原，也可为北亚、中亚及更大区域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提供数据和方法支持。

COP28 会议之后，全球各国都在关注未来的粮食安全实践。在北亚，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是主要粮食生产基地，而蒙古国则严重依赖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发展经济。近年来，人类活动及频繁的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本文阐述了近年来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和制约因素，总结了两国现行的应对措施和既定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气候韧性农业（CRA）框架，以提高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本文强调了国际组织向气候脆弱区域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加强气候适应能力的重要性。最后，本文提倡各国政府基于CRA架构，加强跨界合作，开展共同生产，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挑战。

中国农业强国建设面临以小农经营为主体和农业竞争力较弱的现实困境，亟待探寻可行的农业强国建设路径。本文从资源禀赋、产出状况和城乡关系三个维度，构建了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世界典型农业强国之间的差距，探索欧盟、日本和美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特征，进而得出相关的政策启示。研究发现，中国农业发展的表层问题在于资源条件相对匮乏和现代化程度不足，深层症结在于缺乏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尤其体现在工农、城乡发展不协调。欧盟、日本和美国均基于本国比较优势着力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重视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较好地构建了协调的工农城乡关系，促进了农业的综合发展。中国建设农业强国应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世界农业强国建设的一般规律，着力构建多元化的粮食供应体系，确保粮食安全；以提高农业科技现代化水平为重点，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提高农业产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加快公共政策改革，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为了探析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普遍影响因素、促进中国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和推广，文章纳入了40项研究和42个效应量进行荟萃分析，研究农民保护性耕种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因素影响强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农民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异质性的来源。结果表明：（1）农民的性别、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是否加入合作社、经济效益感知、生态效率感知、风险偏好、政府技术宣传、培训等变量均对农民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大多数影响因素是异质的，但现有学者的研究信息中没有反映变量异质性的来源。（3）随着时间的推移，性别（男性）对农民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逐渐显现为负向影响，经济效益感知、生态效率感知和风险偏好对农民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程度正在减弱。未来，应更加关注妇女对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并应纳入其他重要因素，以促进多方利益相关者采纳保护性耕种技术。

作为一项创造性的政策工具，中国在过去几年间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成效，并为数量众多的小农户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生计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就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在理论层面，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构建了生计可持续性指数，用于评估农户生计可持续程度；以农民的政策感知为切入点，建立了政策措施对生计可持续性影响的分析模型，用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基于经济学的弹性理论，建立了政策感知弹性，用以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贡献。在实证层面，本文以青藏高原东部的藏族村落为案例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通过直接鼓励和基于脆弱性背景的间接影响，显著提升了案例地区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尤其是生计资产和生计结果的可持续性。在中国的“后精准扶贫政策”时代，本文建议未来的相关政策应重视机构改革和人员管理，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以应对脆弱性背景下的不确定性。

武汉城市湖泊—东湖的基础设施随着时间在逐渐老化，需要足够的财政资金来确保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然而，资金短缺已经给东湖的管理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本研究旨在确定：（1）当地游客对东湖设施和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2）游客对东湖保护和管理的看法；（3）影响当地游客支付东湖入场费意愿的因素；以及（4）估计东湖的适当门票费。本文采用条件估值法估算了游客的支付意愿，基于随机抽样收集了449个样本。结果表明：游客对设施的满意度和支付意愿都很高； 而且，受访者对东湖有良好的感知; 年龄、收入和教育水平是显著影响游客支付意愿的因素。估计的门票费为每人每次14元人民币（约合2美元）。研究结果可为相关的政策制定以及管理机构在制定门票费等方面提供重要依据。

以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落实“两山”转化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的影响、异质性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揭示：（1）数字经济对于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这一发现在诸如缩减年份、替换解释变量以及内生性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中依然适用。（2）数字经济的崛起对不同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能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为突出，对中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3）通过对机制变量的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发展绿色金融与政府财政收入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产生影响。结论认为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生态潜力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设计差异化、多层次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支持政策，并加强对企业的非环保行为管控；企业应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全环节数字化转型，并积极开发符合生态产品特性和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饮食调整被视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可行途径。本研究以中国特大城市北京和上海为例，探究居民膳食结构演变特征，采用食物碳足迹法测算食物碳排放量，并构建多目标优化模型以确定与文化偏好、经济负担和营养需求相适应的低碳膳食转型方案。研究发现：1992—2021年，北京和上海居民总食物消费量分别经历了波动下降和缓慢上升的时期，其膳食结构均向动物性饮食演变。肉类消费的显著增加导致北京和上海居民食物碳排放量上升，居民人均食物碳排放量分别增长了37.2%和25.2%。基于多目标优化模型，与2021年实际居民膳食结构相比，减少动物源食品特别是肉类的消费可以满足文化可接受、经济可负担的多元目标，并分别减少北京和上海居民食物碳排放总量92.14 t和212.65 t。本研究提供了特大城市居民膳食结构演变及其碳排放效应的新见解，强调了优化饮食作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优先事项的重要性。

林冠空隙对森林结构、更新和植物组成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选择了42个林冠开口和42个密集林冠的主样地，调查并比较了孟加拉国亚热带森林中林冠空隙（开口）和林下层（密集林冠下）之间的物种组成和幼苗及幼树的密度。在更新研究中，在每个林冠开口和密集林冠的主样地中放置了2 m×2 m四个子样地，总共有336个子样地。幼苗、幼树和树木的物种多样性在密集林冠中显著（P≤0.05）高于林冠开口。尽管大多数优势和频繁再生的物种，如毛柿、加尔西牛、布朗洛瓦和多毛石栎在密集林冠和开口中都很常见，但林冠开口具有最高的重要值指数，表明间隙动态在本地植物物种优势中的重要性。密集林冠在森林组成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林冠开口中未发现包括斯氏木和蒙大拿柿在内的12个再生物种，表明雨林必须保持高林冠覆盖以进行更新。

矿区废弃地在修复后的功能取决于土壤团聚体的发展。层次模型和相互依赖模型可能有助于设计如何恢复矿渣。本研究检验了植物多样性与矿渣中水稳定团聚体之间的关系。四种植物—粘质杜松（Dodonaea viscosa (Jacq)）、白檀（Pittosporum phillyraeoides DC）、黄肉豆蔻（Hymenosporum flavum (Hook) F. Muell）和潘多拉藤（Pandorea pandorana (Andrew Steenis)）—接种了8种不同的丛枝菌根（AM）真菌，要么作为单一物种，要么所有物种混合种植在含有18%堆肥的矿区废弃地盆栽中生长。12个月后，测量了土壤团聚体的平均加权直径以及有机碳含量。混合植物处理下的矿区废弃地土壤团聚体在单一物种的整体平均加权直径处于居中水平； 白檀下的土壤团聚体平均加权直径高于所有其他单一植物物种和植物混合物的直径。所有种植处理的水稳定微团聚体中的有机碳含量高于未种植处理的样本。潘多拉藤的土壤碳密度平均值高于所有其他单一植物处理和植物混合物。研究表明，用堆肥改良的矿区废弃地团聚体的发展与植物多样性无关。

菌耳真菌（多孔菌）是Agaricomycetes（担子菌门）中形态上独特的一类，它们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是分解和营养循环的重要媒介。这些真菌在特定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组成和生态学特征在尼泊尔被忽视。本研究旨在评估尼泊尔中部山区橡树主导森林中菌耳真菌的多样性和分布特征。在2017-2022年期间，对位于Makawanpur和Kathmandu地区的Karnabhumi社区森林（KCF）和Gumalchoki社区森林（GCF）的9个以橡树为主导的森林研究点进行了定期的野外调研。共报告了属于17个属和8个科的26种菌耳真菌。大多数菌耳真菌是腐生性的，而根据其生态学特征，Coltricia cinnamomea是唯一被发现为菌根性的蘑菇，灵芝、硫磺多孔菌和朱红密孔菌具有药用价值。其Shannon-Weiner指数和Simpson多样性指数，在GCF中分别为0.26和0.53，在KCF中分别为0.17和0.35。这表明橡树主导的森林拥有相当大的菌耳真菌多样性，因此保护这些森林是必要的。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利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碳排放系数法、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基于2010-2020年31个城市的能源消费数据、土地利用数据、人口数据以及相关经济发展数据等，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应、时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碳汇不足以抵消碳源，净碳排放量从2010年的1.4488亿吨增长到2020年的1.6037亿吨，建设用地的扩张是主要原因。（2）长江中游城市群净碳排放的高值区域从分散转向集中，而低值区域则从集中转向分散并数量减少。空间集聚模式主要由高-高集聚（H-H）和低-低集聚（L-L）所主导。（3）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引起碳排放的空间差异主要受人口密度、碳排放强度和技术创新的影响。此外，土地利用、节能技术、人口状况、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显著放大了它们各自的影响。

土壤盐碱化是由于自然原因或人类不合理灌溉造成盐分在土壤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一种土壤退化现象，掌握盐碱化空间变异特征是盐碱地治理及资源化利用的基础。本文以宁夏银北平原灌区为研究区，布设154个采样点，分六层采集0-100 cm内的土样，测定其pH值和土壤全盐含量，运用地统计学和GIS相结合的方法对灌区土壤pH和全盐含量进行空间变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土壤为碱性土壤，土壤pH值范围在8.18-10.22之间， 0-10 cm土壤pH显著高于10-20 cm和下层20-80 cm土壤pH（P<0.05），各层土壤pH值变异系数均小于10%，属于弱变异性。土壤全盐含量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减小，范围在0.24-14.95 g kg^-1之间，表层0-10 cm土壤全盐含量显著高于下层土壤（P<0.05），全盐含量变异系数除10-20 cm和80-100 cm深度为中等变异性，其它层均高于100%，属于强变异性。（2）对pH值和全盐进行半方差函数拟合发现各深度土壤pH块基比在28.1%-61.2%之间，均属于中等空间相关性，其空间变异性主要由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各深度土层全盐块基比在5.5%-13.3%之间，属于强空间自相关性，土壤样本间的变异更多的是由母质、地形、土壤、地下水位等自然的结构性因素引起。（3）通过克里金插值得到研究区内土壤pH值和全盐含量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果显示，pH分布整体呈现为东西两侧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全盐呈斑块状分布，分布不均匀；盐土主要分布在表层，随着深度的增加，全盐含量减少，盐土和重度盐渍化土比例减小。整个研究区以轻度盐渍化土为主，在空间上全盐含量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增的趋势，土壤全盐含量的剖面特征以表聚型为主。本研究探明了银北灌区土壤盐碱化的分布情况和空间异质性，对银北灌区制定防治土壤盐碱化措施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F）基础之上，提出海岛乡村旅游地旅游从业农户（渔家乐）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文章从渔家乐经营农户视角出发，运用扎根理论挖掘出信息资本具体表征形式。随后采用定量分析法，从自然、物质、金融、人力、社会与信息资本6个维度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计算，最后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求信息资本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信息资本权重值与信息资本指数较高，是影响海岛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积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学历、年龄结构与经济收入是影响信息资本水平的重要因素。本文为精准定位信息资本在农户生计资本结构中的内在价值、综合阐释长岛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水平提供理论支撑。

作为一种积极情绪，敬畏被认为具有激发游客亲环境行为的潜力。然而，很少有实证研究探索自然旅游情境下游客敬畏情绪的来源及亲环境意义。本研究通过将敬畏情绪引入基于理性行为假设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构建整合情绪和理性因素的游客亲环境行为驱动机制概念框架，进而采用黄山风景区游客问卷调查数据（n=401）和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检验，揭示唤醒敬畏情绪对自然旅游地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包含敬畏情绪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比原模型更能预测游客亲环境行为。（2）自然旅游情境下，游客敬畏情绪主要在自然环境（具有巨大、力量、壮丽、无限、突然等特征）的刺激下唤醒，并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果。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提供了整合情绪与理性视角的自然旅游地游客亲环境行为驱动机制概念框架，对相关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其次，建立了心理学敬畏体验与哲学崇高之间的联系，认为敬畏即审美的崇高；再次，支持了开展自然旅游是有效的自然教育模式的观点，它有助于培育和激发游客向善的环境态度、情绪与行为。

在大众旅游时代背景下，游客对个性化和高品质旅游体验的需求不断增强，这使得塑造具有明显差异化的高品质城市旅游形象变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选取非冰雪季的哈尔滨市旅游游记为样本，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利用“认知-情感-总体”框架和ROST内容挖掘工具，分析了游客对非冰雪季哈尔滨旅游形象的看法。结果显示，游客认为非冰雪季哈尔滨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人文旅游目的地，但是对其自然资源的认知有限。整体旅游情感体验积极，但对设施和服务有一定消极反馈。游客对该季节哈尔滨的形象主要局限于热门市区旅游地，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为城市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形成提供理论论述，哈尔滨正从单季旅游模式向全季旅游转型，研究从基础设施、行业创新和市场管理三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以助力哈尔滨市打造全季旅游目的地品牌。

与旅游相关的塑料废弃物对全球生态系统构成了重大威胁，迫切需要有效工具来测量其产生量，为相关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基于塑料足迹相关研究，提出了旅游者塑料足迹的概念，并详细阐述了其概念框架。该框架包括旅游者、旅游目的地、塑料购买、塑料废弃物产生、旅游者塑料相关活动和生态足迹等关键要素。本研究采用时间地理学方法来测量旅游者的塑料足迹。这一方法不仅有助于确定旅游者塑料足迹规模，还能够识别其时空分布模式。以北京香山公园为例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旅游者塑料足迹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香山公园旅游者的塑料足迹平均为每人每天10.04±0.32件废弃物。这些废弃物由27种不同成分组成，主要来源包括塑料垃圾袋（17.12%）、塑料食品包装（12.48%）和餐具包装（9.96%）。塑料垃圾袋主要在酒店场所被丢弃，而餐具包装则主要在景区外的餐馆被丢弃。塑料食品包装在包括景区、交通枢纽和酒店等多个地点被丢弃。研究强调了旅游者塑料足迹可能溢出到旅游目的地以外区域的潜在风险，包括居住地。这一发现表明，旅游者不仅会增加旅游目的地内塑料污染的风险，还可能将这种风险扩展至旅游目的地以外的其他区域。本研究通过提供量化塑料废弃物的结构化框架，有助于深化对旅游者塑料消费的理解，丰富旅游生态足迹理论，为旅游目的地管理者改善塑料污染提供决策依据。

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游地社区居民利益分配失衡与冲突等现象成为关注焦点。社区居民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被视为营造“热情好客氛围”不可或缺的一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环境正义理论强调资源在分配与协商参与中的公平性，并发展为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姑娘山镇为案例地，深入探讨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在旅游目的地发展中的参与行为。基于扎根理论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构建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高参与行为的复杂因果模型，旨在揭示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多种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本文识别出19种能够促进社区居民高参与行为的复杂组合路径，验证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高参与行为背后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结果显示，公平的资源分配、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以及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认同感是推动高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本研究从环境正义的角度揭示参与行为多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旨在深化对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行为的理解，为地方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发展乡村民宿产业有利于农村地区的贫困减缓，其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民宿创客的持续经营意向密切相关。本文基于368名乡村民宿创客的一手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探究了创业动机对乡村民宿创客持续经营意向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创业动机对乡村民宿创客的持续经营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关系和创业绩效感知在上述关系中不仅具有简单的中介作用，而且起着链式多重中介作用。本研究为理解和提高乡村民宿创客的持续经营意向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贫困终结维度的实现。

目的：旅游者体验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已成为21世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研究民宿体验中主人与旅游者之间的心理互动，探索情境因素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TPEB)的影响机制。研究设计与方法：本研究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TPEB影响机制。于2022年3月25日至4月6日在中国福建省平潭岛，共回收有效问卷437份，以结构方程模型(SEM)为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环境质量和主客互动对游客的亲环境行为都有正向影响。此外，情境因素对主客互动有显著影响，主客互动又在情境因素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研究局限性/影响：首先，缺乏关于主客互动的不同维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关系的讨论。其次，研究范围仅限于平潭岛的国内游客。因此，未来应该对不同类型的民宿以及不同维度的主客互动进行深入研究。实践意义：本研究从改善环境质量、制定稳健的环境政策、培养积极的情感联系等方面，为目的地管理在游客环境行为管理、降低民宿成本、低碳运营等方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建议。独创性/价值：本研究通过研究情景因素的作用扩展了TPEB的相关研究，并拓宽了民宿情境中主客互动的驱动因素。

四川省休闲体育资源丰富，其竞争力进行评价可为四川省休闲体育产业集群选址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构建了休闲体育资源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四川省21市州的休闲体育资源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区域差异性较大，可分为三个梯队：属于第一梯队的区域是成都市、乐山市、宜宾市、绵阳市、自贡市、阿坝州、泸州市7市州，属于第二梯队的区域是雅安市、广元市、甘孜州、内江市、德阳市、广安市、凉山州、南充市、攀枝花市、巴中市和达州市11市州，属于第三梯队的区域是眉山市、遂宁市和资阳市。综合考虑资源条件、环境条件和开发条件，四川省休闲体育产业集群培育适宜区域为成都市、乐山市、宜宾市、绵阳市和自贡市，并提出休闲体育产业集群发展建议，以期促进四川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皇家园林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特色显著，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珍贵的遗产价值。本文梳理了北京皇家园林文化遗产资源的呈现形式，进而对北京皇家园林的文化基因进行识别与提取。在文化基因的提取中，根据资源的可感知性，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基因与非物质文化基因两大类。物质文化基因主要体现在园林的建筑风格、景观布局、植物配置等有形元素上，它们共同构成了皇家园林的独特风貌。非物质文化基因则更多地体现在园林所承载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审美观念等无形元素中，它们赋予了园林更深层次的精神价值。进一步地，根据基因的重要性与稳定性，又将提取出的文化基因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及变异基因四种类型。主体基因是皇家园林文化遗产的核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传承性；附着基因则是围绕主体基因衍生出的相关元素，虽非核心但同样重要；混合基因是多种文化元素相互交融的结果，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变异基因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创新，它们为皇家园林注入了新的活力。最后，针对不同类型文化基因的特性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主体基因：坚守本质，强化核心价值；附着基因：创新传承，优化衍生品供给；混合基因：整体保护，实现集体繁荣；变异基因：精选辨识，择优融合发展。

疫情对城市居民出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基于“节点-线段-网络”层级和百度迁徙大数据，对新冠疫情爆发前后（即2019年和2021年）的中国国庆假期城市居民的出行网络模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1）相比2019年，2021年出行聚集系数增加，省内联系网络通达性升高，疫情后居民的出行集聚程度更高。（2）相比2019年，2021年全国“中心轴辐”模式、省外“菱形”结构、省内“核心-边缘”格局更为收缩聚集，居民出行更趋省域化、低值化。（3）2021年优势关联覆盖范围缩小，城市组团识别总个数和单一省域组团比2019年增多，分别达到25和16个，说明疫情加重行政区划壁垒效应。（4）城市竞争力、政策管控、行政边界壁垒和居民出行意愿及风险感知是疫情期间出行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