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人均食物需求的增加对全球耕地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利用欧空局提供的精度为300m的最新土地覆被产品,文章分析了1992-2015年全球耕地的时空变化趋势和耕地转化特征。结果显示：1）在1992-2004年间全球耕地面积增长迅速,而在2004-2012年间耕地增长缓慢,2012年后耕地有缓慢减少的趋势。 2）在洲尺度上,非洲耕地有一直增长的态势,而其他洲耕地都经历了耕地转型,有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在收入较高的国家,耕地多有下降的趋势。3）全球耕地增长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亚马逊林地、欧亚大草原和撒哈拉沙漠边缘。全球耕地减少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由于迅速的城市化,亚洲耕地扩张侵占了大量农田。

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占用,在耕地资源供给不足情况下高质量的农田受到巨大威胁,进而可能对中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尽管已对中国耕地质量的空间格局进行了评估,但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未见报导。本研究利用MODIS的净初级生产力产品（MOD17）数据,基于发展的累积概率分布法确定耕地质量标准,以2000-2005年、2005-2010年和2010-2015年三期基于Landsat遥感的土地利用变化（LUCC）数据,得到低、中、高质量农田的空间分布,定量分析城市化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结果表明,城市化占用耕地面积占耕地减少总面积的比例由2000-2005年的47.29%增加到2010-2015年的77.46%。2000年,中国耕地质量以中低产田为主,分别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0.81%和48.74%,高产田仅占10.44%。随着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大,城市化占用高产田面积在全国耕地面积中的比例从2000-2005年的9.71%上升到2010-2015年的15.63%,高产田受到严重威胁。从空间上看,该现象已由华东、华南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西北地区,其2010-2015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中,高产田达到52.97%。本研究不仅提供了一种评价耕地质量的方法,同时揭示了城市化进程占用高质量耕地的趋势。未来占用高质量农田的趋势可能会持续,必须构建以振兴乡村为主的新型发展模式,可能是缓解土地资源紧缺情况下城市化和粮食安全矛盾的可选途径,值得土地利用规划和政府决策给予重视。

对农户水稻熟制决策行为差异及其空间特征的研究是理解水稻熟制动态变化、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关键和提出应对策略的前提。利用野外调研与室内统计分析等方法,以鄱阳湖区为研究区,对研究区402例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湖区水稻种植呈现南北差异,东南部（进贤县等）双季稻种植处于绝对优势,而西北部（德安县等）以单季稻为主;（2）不同县域的水稻熟制选择差异较大,以双季稻农户为主,占受访农户的63.57%,然而复种指数仍然偏低,仅1.55,且有近三成的农户发生了水稻熟制变更。基于以上研究结果,通过种在哪、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等角度出发,鄱阳湖区应该从提高水稻生产比较效益、促进土地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和优化水稻种植环境等方面引导、规范农户水稻种植,提高区域水稻复种指数和粮食供给功能,务实农业供给侧改革,进而实现耕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

基于1980-2015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与《山东统计年鉴》等基础资料,以耕地利用过程中的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例,探讨了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构成的时序变化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980-2015年,山东省主要农作物总集约度呈上升趋势,由919.73 Yuan hm^-2上升到3285.06 Yuan hm^-2,其中经济作物多年平均集约度高于粮食作物;主要农作物的人工成本和物质成本均呈增加趋势,粮食作物的物质投入远高于人工投入,而经济作物的人工投入远高于物质投入。（2）山东省主要农作物劳动集约度呈下降趋势,由1980年的501.75 d hm^-2下降到2015年的161.93 d hm^-2,粮食作物相对于经济作物劳动集约度水平低且下降速率大;而资本集约度水平不断上升,由1980年的518.33 Yuan hm^-2上升到2015年的1159.95 Yuan hm^-2,其中种子、农家肥、化肥、农药和排灌等增产性投入比重逐渐下降,而农业机械等省工性投入比重增长显著。（3）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与农业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面积呈显著负相关;最主要的直接驱动因素是农作物单位成本纯收益,不过在时间响应上滞后1~3年;最主要的间接驱动因素是农业政策的改革。

近年来,耕地撂荒在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都呈现出严重的发展趋势,耕地撂荒已成为土地利用变化领域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准确解析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构建科学的模型模拟耕地撂荒的态势,合理评估耕地撂荒的潜在影响,成为耕地撂荒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在全面总结耕地撂荒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综述了耕地撂荒的自然、人文与政策驱动因素,梳理了耕地撂荒模拟的主要模型及其优缺点。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耕地撂荒的主要生态效应,并展望了相关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研究发现：（1）对于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需要格外关注劳动力价格变化、劳动力老龄化对于耕地撂荒的影响;（2）对于耕地撂荒模拟模型,需要加强基于农户的撂荒机理模型与宏观大尺度撂荒预测模型的研制;（3）对于耕地撂荒的生态环境效应,除了需要关注耕地撂荒对粮食生产以及生态系统方面的影响外,还需要重视耕地撂荒对景观文化方面的影响。

在全球生态超载的背景下,贸易成为弥补国家或区域生态赤字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以“一带一路”国家为研究区,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变化特征,从生态承载力视角探究了贸易流动特点,采用虚拟土地的进出口量评估贸易对中国耕地与牧草地的资源缺口的弥补作用。主要结论有：1）2005-2014年绝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超载程度增大。中国生态承载力占比最大的是耕地,生态足迹以碳足迹为主。2）中国大陆的农牧产品贸易流具有进口量增大、出口量降低的趋势,加大了对特定区域的依赖。3）2005-2014年,中国大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谷物和油料作物贸易一般为净进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谷物贸易所占比重逐渐提高,油料作物贸易比重迅速降低。4）进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赤字,本研究选择的代表性农牧产品分别弥补了中国1.03倍的耕地赤字和0.65倍的草地赤字。本研究深化了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土地资源利用与农牧产品国际贸易关系的认识,可为减少生态赤字、优化土地资源利用及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共赢提供决策支持。

“一带一路”国家需要在顶层谋划方面做出努力,方能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这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可持续性有一个准确的评判。本文在“一带一路”可持续农业概念认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农业目标解读的基础上,借助统计回归分析、趋势预测等方法,预测了203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等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这些发展趋势相应地对农业资源环境的冲击。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资源环境前景不容乐观,且难以支撑起该地区未来对粮食安全需求的保障,只有采用积极应对政策和措施,并在战略上进行规划和布局,才能确保该地区2030年粮食安全这一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从构建农业合作平台、设立专项基金,以及创新农业合作模式等三个方面进行战略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牧结合是高寒牧区放牧系统的一项重要的实践，具有实现农业和牲畜业可持续生产的重大潜力。然而，目前青藏高原的农牧业分离已经导致集约化农业、草地退化和饲料短缺的问题产生。因此，为探索高山放牧系统中农牧结合的潜力，本研究以中国普兰县为例，基于多数据源，分析了牧草生产潜力和牲畜产量，并从饲草供给角度评估了农牧结合的潜力。结果表明：普兰县可用于人工种草的潜在边际土地约560公顷，基本位于环境条件较好的普兰镇周边。而积温是牧草种植的主要环境限制因子，今后牧草种植应注重品种的抗寒性和生长周期，同时也要注意人工草地建立后的退化和沙化问题。另外，虽然2012–2016年普兰县牲畜数量明显下降，但高寒草地放牧牲畜数量依然高于农牧景观的牲畜放牧数量。该地区目前放牧牲畜数量一般维持在约11万只羊单位，而人工草地和作物秸秆能够提供约1.1万只羊单位的饲料，约占农牧景观中牲畜数量的一半。普兰县农牧结合可以适当补充放牧条件下牲畜饲料的缺额，尤其是在农牧区的普兰镇。本研究结果对未来牧草生产和发展农牧结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粮食生产格局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亦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粮食生产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传统的粮食生产南北格局发生变化,“北移”特征明显。1980年南方省区粮食产量占比60%,北方省区占比40%,到2015年北方省区占比56%,南方省区下降为44%;二是东中西部粮食生产呈现“东缩中扩”特征,东部沿海省区粮食生产明显萎缩,中部粮食生产呈扩大态势。1980年东中西部粮食占比分别为38%、36%和26%,到2015年则为27%、46%和27%;三是粮食生产空间集中度增大。1980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总产量占比为69.27%,到2015年达到76.18%,粮食主产区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力增强。城市化快速发展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东中部和南北方粮食播种面积此消彼长,增减幅度在7%-8%之间。膳食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格局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粮食消费总量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从1980年的82%下降为2015年的68%;另一方面,粮食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人口直接消费的粮食减少,动物消费的饲料粮扩大。表现为稻谷和小麦种植面积占比下降,饲料粮（主要是玉米）种植面积占比从1980年代的20% 增大到36%。未来随着国家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建立,粮食生产的空间格局将合理回归,饲料粮需求持续增加但生产扩大的空间有限。

土地细碎化被普遍认为能够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多以单一作物为研究对象,且中国的相关案例并不十分丰富。本文将多种作物考虑在内,以识别土地细碎化(LF)以及种植制度(CS)对华北平原农户粮食生产和效率的影响。以河北省沧县作为案例区,基于农户及其地块尺度调查数据,构建了4个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效率损失模型,探讨LF和CS的不同组合对农户粮食生产及其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细碎化对粮食生产和技术效率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作为种植制度的表征指标,复种指数(MCI)的影响与LF正相反,小麦—玉米两熟制比玉米一熟制更有利于粮食生产及其技术效率的提高。除土地细碎化和种植制度外,案例区农户粮食生产还受劳动力、种苗、农药和灌溉4种粮食生产基础投入要素的影响,效率损失则还受户主年龄和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数量之比的影响。鉴于此,为实现粮食稳定供应和地下水超采治理的双重目标,政府应鼓励华北平原土地流转并适当调整种植制度。

华北平原地下水漏斗区冬小麦休耕试点已实施四年有余,节水效果已初步显现,但地下水漏斗的修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粮食价格变化很可能会影响农户的休耕参与意愿。本文基于2016年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市和桃城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在分析案例区未参与休耕农户的基本特征、家庭收入情况以及休耕补偿金额满意度的基础上,利用农户的投入产出数据估计了案例区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并分析了农户休耕补偿金额满意度与冬小麦种植收入之间的关系。其次,模拟了小麦价格变化对农户休耕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小麦价格变化会影响农户的预期种植收入,进而通过休耕补偿满意度影响他们的休耕参与意愿;当小麦价格每斤上涨0.1元时,有88%的农户不愿继续参与休耕,而当小麦价格每斤下降0.2元时,有71.4%的农户亩均净收益要小于当前休耕补偿标准,尽管在补偿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农户休耕的参与度高,但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因此,本文提出应制定灵活的休耕补偿标准,如将现行的华北平原冬小麦休耕补偿标准调整为休耕前三年的平均小麦产量乘以补偿当年的小麦收购价。

提高耕地利用集约化水平是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基于2005-2018年《茂名市统计年鉴》、各县区统计年鉴和茂名市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库等数据资料,本文从耕地利用强度、耕地利用程度、耕地产出效益和耕地可持续利用状况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AHP法、极差法和综合评价模型等方法对茂名市2004-2017年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评价并分析其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茂名市过去14年间的耕地集约利用状况较好,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总体上升趋势,耕地集约利用度从2004年的0.4045上升到2017年的1.3148;（2）茂名市各县区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均为总体上升趋势且差异不显著,但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区域分布来看,以茂南区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最高、电白县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相对较低;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程度来看,以高州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增幅最大、电白县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增幅最小;（3）根据茂名市耕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国际国内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有效做法,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二是完善城市总体规划,合理调整建设用地布局;三是提高农民的耕地集约利用意识;四是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土地利用和自2008年以来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RDCP）使得中国西南地区发生了重大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量化LUCC对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影响对于评估生态恢复工程的效益十分重要。本研究用MODIS土地覆盖和净初级生产力（NPP）产品,评估了2008-2013年环江县（首批实施RDCP的百县之一）LUCC对NPP的相对贡献。研究发现,全县95.53%地区的NPP有所增加,其中非石漠化地区NPP的平均增长高于石漠化/潜在石漠化地区。LUCC对全县NPP的增加贡献了25.23%,在LUCC区域的贡献非常突出（70.97%）,分别使NPP增加了3.9% 和10.5%。在该县的6个RDCP区域,经过治理的植被恢复区域的NPP平均增幅显著高于其邻近未治理的喀斯特区域,并且增幅随植被恢复措施实施面积的增加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