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全球42个国家2005-2022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出口为样本，分三个阶段（2005-2010、2011-2016、2017-2022年）探究了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空间关联关系，并进一步采用社会网络和QAP方法分析了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样本考察期内，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的关系数逐渐增加，且稳定性不断增强；网络具有明显的“小世界”特征，节点相互影响的速度越来越快；部分发达国家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明显，但墨西哥、拉脱维亚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的“桥梁作用”越来越大。（2）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的成员可划分为“双向溢出”、“中间人”、“主受益”和“净受益”四个不同板块，且不同板块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出口增长的溢出效应存在明显阶梯特征。但随着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其网络模块度不断减小，成员“派系”划分越来越不明显。（3）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的空间关系存在具有“邻里互动”和“俱乐部集团”特征；2005-2010、2011-2016、2017-2022年三个样本期间中，地理空间邻接、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方式的相似以及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共同解释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空间关联关系的52.6%、60.2%、75.8%。
探究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及膳食营养素摄入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构建中国食物营养素模型，运用膳食平衡指数和与膳食推荐值对比，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素摄入量的结构和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除谷物和糖类外，各类食品的消费量在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且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在膳食质量方面，20年来居民的综合膳食质量有所改善，2020年中国居民整体膳食质量和农村居民的膳食质量均处于中度失衡状态，而城市居民则处于轻度失衡状态，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主要问题为谷类消费较高和奶类消费过低。与膳食推荐值对比来看，乳制品的消费量仍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摄入范围，而谷物的消费量则高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摄入范围。农村居民的膳食营养结构向城市居民方向演变，但农村居民的动植物膳食营养素摄入量仍落后于城市居民，差距约为20年。2000-2020年，城乡居民膳食营养结构发展为以粮食为主、植物油为辅的双重热量结构，以粮食为主、猪肉为辅的双重蛋白质结构，以植物油为主、猪肉和粮食为辅的三重脂肪结构。研究结果明确了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与膳食营养结构与变化，通过膳食营养质量分析，找寻目膳食结构的不足，提高城乡居民营养健康水平。
冰雪经济作为新兴的综合经济体系，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数据可视化方法，首先揭示了中国冰雪经济的发展现状，并基于LSTM神经网络模型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然后通过产业融合与冰雪产业运行机制分析，探究中国冰雪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最后通过剖析中国冰雪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立足中国情景提出促进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研究发现：自2015年中国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以来，中国冰雪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2700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98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5.4%。然而当前冰雪经济仍面临四大挑战：消费结构同质化、产业链不完善、区域发展失衡、可持续发展受限。亟需根据中国冰雪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打造政府市场关系明晰、供求结构匹配、成本收益动态平衡的冰雪产业体系，并以此来推动中国冰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发展体育赛事，促进体育消费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需要，深入探讨体育赛事对消费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学界对体育赛事影响消费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往往采用单一自变量的设计，难以全面论证体育赛事对消费意愿的影响，尤其是从示范效应和媒体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学者较少。本研究选取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一赛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多变量统计分析法，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N=679）；后通过“两步骤”法分别对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进行评价；再运用扎根理论检验（N=36），进行开放性编码、轴线编码、选择编码。结果表明：（1）观赛体验、示范效应、媒体影响对观赛者的消费意愿均有直接正向显著影响；（2）感知价值对消费意愿具有直接正向显著影响；（3）感知价值在观赛体验、示范效应、媒体影响对消费意愿的关系中均具有补充性中介效应。建议从提升观赛体验、建立明星运动员和品牌的合作关系以及制定有效的体育营销策略等方面入手，更好地发挥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作用，为推动体育赛事和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建议。
2020年我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即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能源企业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和减排的关键主体，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肩负着举足轻重的责任。同时，ESG（环境、社会、治理）理念与“双碳”目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此，探究ESG对能源企业的影响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从投资者偏好和融资约束视角出发，分析ESG对能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通过投资者偏好、融资约束的正向影响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且不同股权性质、地区、董监高背景企业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鉴于此，能源企业应通过强化投资者偏好、缓解融资约束的途径来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并相互借鉴ESG发展模式，推动能源行业整体ESG水平提升。
中国领导人2022年指出要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为探讨资源型地区在能源结构调整中的减碳潜力与路径优化问题，本文基于长期能源替代规划系统（LEAP）平台，模拟分析2021年至2050年基准情景与强化政策干预下的综合情景，评估不同路径下能源消费结构演变与碳排放趋势。以典型资源型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并构建“LEAP-Inner Mongolia”模型开展研究。结果显示：（1）能源消费与碳减排预测中，2050年综合情景能源需求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较基准情景降低70.96%；（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拟合分析表明，基准情景下并未出现碳达峰拐点，而在综合情景中可于2029年实现碳达峰；（3）政策干预机制下，单一政策措施难以实现理想减排效果，需在发电结构优化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之间寻求协同路径。据此，建议加强清洁能源发展与终端用能优化协同、持续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加快新能源汽车替代进程、提升区域协同治理能力。旨在通过政策组合的动态协同破解系统性能源转型困境，为资源型区域低碳路径优化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
在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内蒙古高能耗产业占比大、盟市发展不平衡问题，致使在实现双碳目标中面临巨大挑战。本文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模型深入探讨了碳排放驱动因素及盟市差异，以及利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2007-2021年各盟市脱钩状态，引入机器学习算法将两者建立相关关系分类模型，并用SHAP（Shapley Additiv exPlanations）对模型进行解释并针对各盟市产业能源强度对强脱钩状态重要性进行了时间地区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空间维度，各盟市之间驱动因素作用确实存在差异性，可以分为四类：能源强度主导型、双效应负驱动型、正负效应并存型和经济正向驱动型。在时间维度，产业能源强度对强脱钩的作用也存在地区差异性，可以分为三类：整体正向型、波动明显型和阶段稳定型。因此，基于地区差异性的结果，针对性地制定减排政策，有利于加快实现地区“双碳”目标。
食物安全始终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探究食物供给与利用及其结构演变规律，对保障民生福祉、推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然而，作为农业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粮食供给长期以来既是尼泊尔关注的核心议题，也是其发展的难点。本研究基于能值分析方法，通过梳理联合国粮农组织、尼泊尔中央统计局及尼泊尔海关1990-2023年的统计数据，对尼泊尔食物供给与消费的变化特征与结构展开系统性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两点结论：（1）1990-2023年间，尼泊尔食物供应总量能值增长超3倍（从2.46×10²² sej增至8.27×10²² sej），人均能值翻番，但受饮食偏好转变、膳食平衡需求上升及本土农产品产能不足的影响，尼泊尔食物自给率在2021年跌至谷底，谷物（-9%）、水果（-46%）及植物油（-46%）自给率明显降低，凸显其供应链稳定性不足及对全球市场的高度依赖。（2）消费结构方面，国家食物消费和人均消费能值波动上升，且变化趋势趋同，其中动物性消费占比从43.00%降至34.97%，而植物性消费增长超8%，但二者内部供给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分别以植物油和乳制品为主导。研究表明，尼泊尔食物系统面临产量增长与膳食多样化需求间的矛盾，需通过强化本地供应链韧性、制定综合政策及国际合作以应对粮食安全挑战。
植物是全球传统疗法的主要来源。尼泊尔Baglung地区具有丰富的药用植物潜力，这些植物在民族医学中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本文研究并评估了药用植物的状态和使用情况，目的是记录Baglung地区Jaimini和 Bareng市的民族药用植物。在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利用开放式、半结构化访谈问卷，在五个选区进行了关键信息员访谈（KII）和焦点小组讨论（FGDs），进行了数据收集。关于药用植物的传统用途咨询了传统治疗师，并将结果与既往发布的研究进行交叉验证。使用SPSS软件和MS Excel 2013汇总和评估数据，使用图表显示数据。Jaimini和 Bareng市的人们总共使用了219种药用植物，其中灌木和草本占主要比例，而豆科和菊科是代表最多的物种。传统疗法用于治疗的最常用的是叶子部分（在Bareng为25%，在Jaimini为19%）。药用植物主要用于治疗与消化系统相关的疾病，主要是以糊状的形式。Jaimini和 Bareng两市的低价值植物多样性都很丰富，当地人也对其保护表示关注。研究的发现将为未来对研究区域药用植物的研究提供基础。需要加强保护植物种类，并且教育未来的一代，使他们了解药用植物的相关信息。
本研究采用耦合协调引力模型，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重要视角，探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空间关系。本文首先介绍黄河流域的生态与发展背景及相关理论基础，随后分析2011—2022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数据，运用既定方法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并评估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最后运用耦合协调引力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波动上升趋势。各省区高质量发展指标空间发展均有明显提升，其中陕西、宁夏耦合协调水平最高，内蒙古水平相对较低。基于此，提出继续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促进生态与经济发展协同、推动区域深度合作等政策建议。
本文在综合回顾国内外生态保护修复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规划指标和政策监测的目标和重点聚焦的方向和内容。其核心目标是建立以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为基础的指标体系,监测评估生态保护修复政策实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而评估社会—生态系统的“生态-生产-生活”关系的协调发展状况。通过系统性文献回顾和频次分析，本研究筛选生态恢复综合效益评估指标，构建包括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经济效益4个目标层的成效监测评估体系。随后，研究对包括指标体系数据的获取、指标的计算和权重的确定在内的实施方案进行概述。在结论部分，探究了生态修复背景下开展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监测的策略问题，并就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修复监测体系长效监测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导致生态系统功能失衡，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持续下降，生态修复分区作为一种有效的空间调控手段日益受到重视。传统生态修复优先区的划定方法常依赖单一视角，如生态安全或风险评估，忽视了生态安全要素与风险诱发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未充分考虑生态系统自身的适应能力。本研究以广州都市圈为例，融合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空气净化、生境质量、碳储存等多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结合电路理论构建出具有最优廊道宽度的生态安全格局；同时，通过量化生态韧性与人类干扰强度，并进行叠加分析，综合判定生态修复分区的优先等级。研究结果表明：（1）在该框架下共识别出55个生态源地，面积达9062.0 km2；识别出130条生态廊道，总长度653.6 km，其中包括18条高阻力廊道、70条中阻力廊道和42条低阻力廊道，主要集中在区域中部；此外识别出8个生态夹点，为亟需修复的关键节点；（2）生态韧性在广州都市圈呈现“东西部高、南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整体韧性水平偏中低；而人类干扰强度则呈现“中南部高、东北与西部低”的显著空间格局，总体干扰强度偏高；（3）本研究将广州都市圈划分为五类生态修复分区：优先修复区、重点修复区、一般修复区、次级修复区和常规修复区。其中，优先修复区总面积达1051.80 km2，主要分布于端州、高要、高明、鼎湖、佛冈、从化和增城等区县。本研究构建了“生态安全格局—生态风险评估—生态修复分区”的技术路径，为生态修复工作的科学排序提供理论支撑，并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保护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精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并建立生态安全格局，以便于发现生态安全格局未来变化的趋势与特征，维系区域生态安全，对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核算湖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上结合景观景观格局类型对生态源地进行识别，结合前人研究选取贴合研究区特征的阻力因子设立生态阻力面，运用MCR模型对研究区潜在生态廊道进行提取并识别生态节点，构建湖北省1992‒2022年的生态安全格局并分析其时空动态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湖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1992‒2022年间整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在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中，调节服务价值占比最大，在不同的用地类型中，林地类型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多。（2）研究共提取10处生态源地，主要分布于神农架林区、十堰市、恩施市，少部分分布于湖北省东北侧以及东南侧。（3）识别出的35条潜在生态廊道，主要为封闭环状结构，呈现出“东部多，西部少”的分布特征。（4）构建出以荆门市为中心，连接十堰市、神农架林区、咸阳市、黄冈市、随州市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针对湖北省生态安全格局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实际生态状况提出了优化建议。研究结果可以为湖北省生态安全格局优化以及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方法，同时为其他省域层面生态系统保护与优化提供参考价值。
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正在深刻地改变自然景观，导致植被覆盖显著下降和栖息地破碎化加剧。这些由采矿、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等人类活动不断增加所驱动的干扰，使许多物种被限制在破碎化和退化的环境中。本研究采用基于Landsat TM和OLI卫星影像的景观指标，定量评估了2000年至2024年印度奥里萨邦孙达尔加尔和科恩杰哈尔地区的森林覆盖和破碎化的时空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森林覆盖率显著下降，从2000年的30.69%下降到2024年的24.55%，而非森林区域从69.31%扩大到75.45%。破碎化分析表明，森林健康状况显著恶化，表现为边缘效应增加和核心栖息地缩小，这两者都是森林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干扰的指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森林斑块数量增加了18.6%（从2736个增加到3239个），但森林总面积仍在减少。最大斑块指数（LPI）大幅下降了41.2%，从7.37下降到4.33。在24年间，核心区域损失了近107654公顷，景观核心面积百分比（CPLAND）从25.1%下降到19.1%。这一趋势表明，更大、连续的森林景观正在分裂成更小、孤立的斑块，这阻碍了野生动物的移动和生态过程。分析特别强调了受采矿活动严重影响的乔达和科伊达区域，这些区域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发生了最显著的变化。此外，使用Mann-Kendall test生成的趋势分析图在视觉上证实了这些发现，表明最低值集中在最破碎化的区域。这强调了对人类活动进行更严格监管的迫切需要。建议实施有效的森林保护策略，以保护该地区森林的生态完整性，增强这些重要生态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背景下，人类社会正面临诸多严峻自然灾害挑战。近年来极端天气与频发干旱对城市河流系统造成显著负面影响，这类复合型危机在短期内难以有效缓解。单纯依赖政府与环保组织的治理模式已显现不足，因此曾被忽视的自下而上环境行为治理路径正受到学界与政策制定者的持续关注。本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TPB）框架基础上，整合环境关切、环境责任与政策影响三大常规扩展因子，创新性纳入灾害认知与影响效应双维度变量，构建拓展型理论模型以系统阐释居民环境行为意向及实践的影响路径。基于武汉地区709份样本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验证发现：环境意识与政策调控通过显著影响公众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及知觉行为控制，间接作用于环境保护意愿与实践；灾害认知与影响效应则对居民环境行为决策产生显著直接影响。研究成果为武汉市政府推进长江大保护政策制定与项目实践提供多维启示，亦可为同类流域性城市环境治理研究提供理论参照。
黄河下游淤背区土壤质量是黄河流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逐渐成为生态景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其区域内土壤质量进行评价有助于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进而可以有效指导淤背区的实际开发建设。通过采集黄河流域下游高青县段三种不同利用模式下的淤积土壤，以16个土壤理化性质为评价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结合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筛选出适宜土壤指标建立最小数据集对淤背土进行土壤质量综合评价。主要结论如下：（1）黄河下游淤背区淤积土质量评价的最小数据集为毛管持水量、速效磷、含水量、水稳性大团聚体含量、速效钾、碱解氮6个指标，土壤质量指数SQI-MDS=0.421，整体土壤质量水平偏低，土壤养分含量总体表现为“缺氮多钾”。（2）基于全量数据集与最小数据集的线性拟合R2=0.82737，呈正相关，说明最小数据集对淤背区土壤可以进行较为精确的土壤质量评价。（3）三种不同土地利用模式下，裸地、林地、耕地的土壤质量指数分别为0.321、0.581、0.360，其中林地土壤质量最高，裸地土壤质量最低。本文结论可为黄河下游淤积土的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草酸在土壤诸多理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在土壤中的时空分布规律尚不明确。当前针对根系在短期内释放草酸的研究，多依赖于根系分泌物提取或土壤取样，再结合室内仪器分析，这种方法难以准确反映自然完整土壤系统中草酸对微生物活性的实际影响。本研究尝试采用催化荧光成像技术，原位检测土壤中的草酸含量，并结合土壤酶谱法，探讨草酸与酸性磷酸酶活性（ACPa）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在根际区域内，草酸含量较高的区域与ACPa的热点区域（即酶活性最强区域）并不重合；且在根尖不同生理区域，草酸的分布及其与ACPa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在伸长区，草酸与ACPa呈正相关，表明草酸分泌增加可能促进了微生物生长；而在根冠和分生区，草酸的分解速率较非根际土壤最高可加快50倍，同时伴随更高的ACPa。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可进一步推广至土壤中其他有机酸（OAs）的原位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将非破坏性成像技术与多模态成像策略相结合，可显著深化我们对根际生化过程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
日光诱导叶绿素荧光（SIF）是全球碳循环监测的重要指标。虽然许多研究表明SIF与总初级生产力（GPP）呈线性相关，但实际上SIF-GPP关系同时受到瞬时辐射、冠层结构和植物生理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使得SIF-GPP关系呈现动态变化。以往关于SIF-GPP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田生态系统，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基于2023-2024年大别山亚热带常绿林通量站的长期观测数据，研究了不同时间尺度下SIF各组分（辐射、结构、生理）对SIF-GPP关系的相对贡献。研究发现：（1）在季节和日变化尺度上，SIF都能有效追踪GPP的变化；（2）SIF的辐射组分主导其与GPP的线性关系，其中冠层结构变化驱动季节尺度动态，而生理响应机制会削弱小时尺度的相关性；（3）在生长季期间，随着时间尺度从半小时延长至日尺度，SIF-GPP相关性增强（R2从0.36升至0.44），同时辐射组分的贡献略有下降，生理组分的贡献减弱。理解这些因素对SIF-GPP关系的影响，有助于开发更准确的基于SIF的GPP估算模型。
全球极端气候日益成为制约小麦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关键限制因素。矮化育种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策略，致力于培育兼具强逆境适应性和高生产力的小麦新品种。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不同区域小麦株高的空间变异性及其与气候因子的内在关联性，以期为小麦逆境适应性育种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通过高密度种植与低养分胁迫试验，测定了全国13省31市229个小麦品种的株高，并结合品种来源地的气象数据，分析了年均气温、年均降水量、月均风速、月均日照时数及年均空气流通系数与株高的相关性。中国小麦的平均株高为54.88 cm。其中，昆明地区的小麦平均株高最高，为69.67 cm；而河南周口地区的小麦平均株高最低，仅44.44 cm。通过株高聚类分析，可将小麦品种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品种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类群为：以云南昆明、河南南阳为代表的高秆类群，以河北邢台为代表的中秆类群，以河南驻马店为代表的矮秆类群。气候指标可解释这三大类群56.25%的小麦株高差异。具体表现为：（1）风速越大或空气流通性越好的地区，选育的小麦株高越矮；日照条件较好的地区，选育的小麦株高相对较高。（2）高温高湿地区选育的小麦品种株高极差和变异系数较大，日照较好地区的小麦品种株高变异系数较小。该研究明确了不同气候区适宜的株高类型，为制定区域化矮化育种策略、选育适应特定气候条件的高抗倒伏和高产小麦新品种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保障小麦高产稳产、维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四角羚羊是尼泊尔和印度特有的物种。由于其种群密度低，且在国家和全球的重视程度较小，该物种的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因此关于该物种的科学信息非常缺乏。本研究是对班克国家公园四角羚羊栖息地适宜性的初步研究。本文进行了植被分析、MaxEnt生境建模和Friedman测试的威胁评估。植被分析结果表明，罗布斯塔（Shorea robusta）、洋紫荆（Bauhinia vahlii）和圆柱林（Imperata cylindrica）是公园内最主要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其重要性指数（IVI）最高，分别为96.70、84.06和94.16。生境适宜性分析表明，在公园总面积893 km2中，只有119.44 km2为高度适宜生境，160.57 km2为中度适宜生境，其余612.99 km2为较少适宜生境。威胁评估表明，缺乏水资源是该物种的主要威胁。公园内的野生动物获得水源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公园管理部门应专注于在较干旱地区建设和管理保护池塘。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明确农业新质生产力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和农业劳动资料三个维度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等权重法、熵值法和CRITIC法对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利用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分析和障碍度模型考察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结构差异、动态演进及障碍因子。研究发现：（1）全国及三大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均呈上升趋势，但各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由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分布特征。（2）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3）农业劳动对象差异和农业劳动资料差异是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2016年以后农业劳动资料取代农业劳动对象差异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差异的第一大来源。（4）全国及三大地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均呈现出“总体上升、绝对差异扩大”的动态分布特征，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5）淘宝村数、农村创业活跃度、人均农业科技专利数和农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是阻碍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阵地。本文以长江流域上游683个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技术等方法，探究长江流域上游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理及乡村振兴启示。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上游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不均衡，整体呈“南密北疏”的分布格局。（2）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类型为聚集型，整体呈“一核多点”“北冷东热”的空间分布特征。（3）影响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有经济、人口、生态、交通及自然环境等。（4）长江流域上游民族村寨空间分异特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锚定民族村寨振兴与保护，着重构建跨区域间协同合作机制，实现空间布局精细化与最优化整合，深度致力民族独特文化挖掘与传承，多方位、深层次、系统性助推乡村振兴战略高效实践。
本研究探讨了仿生设计特征对乡村人居环境优化中的居民情感共鸣和生态认同的影响，并基于模糊语义计算模型进行定量分析。通过研究分析形态差异性、材质整合性与功能互动性这三大仿生设计特征，发现它们对居民的情感共鸣和生态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形态差异性和材质整合性在满足美学和功能需求的同时，促进了居民与环境的情感连接，并增强了生态认同感；而功能互动性则在促进社交互动和居住体验的改善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研究通过模糊语义计算方法量化了这些设计特征对情感共鸣与生态认同的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其有效性。模糊语义计算为复杂设计特征的定量评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本研究为今后乡村人居环境的设计与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级旅游景区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作为最根本的旅游供给，研究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力对地区旅游产业化进程的推动具重要意义。文中运用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最邻近距离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中国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力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中国A级旅游景区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但区域差异性明显，其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总体上，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均值是71.74，均值以上城市占比较低，在空间上形成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为主的局部高值集聚区。不同类型景区的空间分布模式也均呈现集聚特征，但其集聚规模和空间格局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中国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区域社会经济因素和景区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区域社会经济因素的解释力强于景区环境因素，景区环境因素中资源禀赋解释力最强，且不同类型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较为显著差异。
有效提升区域旅游经济效率是东北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实施东北全面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在构建旅游效率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SBM超效率模型对东北地区2003-2022年间旅游效率进行测算，分析东北地区旅游效率时空演化特征。本文采用Tobit模型探究东北地区旅游效率的影响因素，提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结果表明：（1）整体来看，中国东北地区旅游效率偏低。时间上呈现螺旋上升的演化趋势，表现出低效稳定、快速跃升和波动增长三个发展阶段；空间上具有长哈城市群、辽东南城市群两个高效率聚集区，随着旅游效率由两极分化逐步趋于均衡，聚集效应逐渐减弱。（2）东北地区旅游效率受政策影响的同时受资源、区位、产业、科技、教育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小，区域内旅游效率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应从宏观上构建区域旅游经济联合发展体系，微观上通过“推-拉”策略提高市场竞争力，各省应根据自身特色探索差异化发展模式。
山地旅游目的地是人们寄托情感、丰富内在、自我成长之所在，探讨山地旅游者健康效益感知的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对促进山地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人-环境契合度理论和自我调节理论，设计问卷对玉龙雪山景区游客的相关感知进行了调查，共获取了410份有效问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中介检验，探索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心流体验和地方依恋对山地旅游者健康效益感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山地旅游者健康效益感知的影响，受到心流体验和地方依恋的完全中介；（2）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和山地旅游者健康效益感知之间具有单独的中介作用；（3）旅游者-环境契合度通过心流体验和地方依恋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山地旅游者健康效益感知产生正向影响。研究拓展了山地旅游者健康效益感知的多维度研究视角，揭示了心流体验和地方依恋的链式中介作用，可为促进山地旅游景区制定差异化健康旅游产品提供实践指导，为山地景区打造健康旅游目的地提供案例借鉴。
观光景点和住宿设施是游客在传统乡村的主要活动空间，研究观光、住宿、娱乐在这类旅游地的空间耦合可以为合理配置其休闲娱乐设施提供重要依据。以中国江西省婺源县为案例地，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从网格单元层面研究了传统乡村旅游地观光、住宿、娱乐三要素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尽管观光景点、住宿设施、休闲娱乐设施都倾向于向人口聚落集中，但是它们的高度或极度耦合协调仅存在于中心城镇和少数几个大型传统村落。（2）观光、住宿、娱乐耦合协调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旅游热度、城市化水平、路网密度、经济产业化；这些驱动因素主要通过分别及交互作用于这三个产业要素的发展水平影响其耦合协调度。（3）旅游热度对观光、住宿发展水平的解释力强于其他驱动因素，城市化水平和经济产业化对娱乐发展水平的解释力远强于其他驱动因素；主要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多数属于双因素增强。（4）传统乡村旅游地观光-住宿-娱乐空间耦合现状给大型传统村落保护带来压力，也不利于其他传统村落和自然景区就近满足游客的休闲娱乐需求，因此政府须针对不同类型景区制定差异化的休闲娱乐设施管控策略。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个性化旅游体验需求的增加，乡村民宿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对乡村民宿顾客行为意向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因素的分析，忽视了多重因素的组合效应。本研究基于网络游记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必要条件分析方法（NCA），探讨了乡村民宿顾客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民宿顾客行为意向受到自然环境、物质空间、文化空间、服务质量、家的体验、娱乐教育、餐饮美食、周边环境和增值服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识别出四种主要的乡村民宿顾客行为意向类型：环境沉浸型、寓教于乐型、服务体验型和综合感知型。本研究不仅可为民宿经营者提供实践指导，更可通过完善乡村旅游情境下顾客行为意向研究框架作出理论贡献。
辽塔独特的建筑形制和装饰工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物证。对现存辽塔研究发现，其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线型时空分异特征：在时间维度上，其营建数量密度和形制特征与辽代国势兴衰同步；在空间维度上，辽塔以辽五京为核心节点和沿主要交通干线及宋辽边境呈现明显的梯度递减分布格局，这种分布既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也反映了辽代“因俗而治”—施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双轨官职的政治智慧。然而，在当前文旅开发实践中，常用单一、孤立的模式对辽塔进行“景点”式开发，导致其与辽代城市整体布局、区域宗教网络乃至历史文脉割裂肢解，削弱了遗产价值的整体性解读与体验深度。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依托辽塔时空分异特征研究提出了辽塔文化遗产“线型廊道”文旅开发路径，打破单体遗产的孤立性，构建跨区域的文化遗产廊道，并基于“线型廊道”重点探索“系列文创”“连串研学”“科技叙事”的操作实施路径。不仅有效规避了单体开发导致的文化语境割裂风险，更为辽塔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向，助力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