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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 9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8-01-30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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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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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贺珍怡, 王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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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论述了在中国大米镉污染的原因,并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仅仅从土壤中镉的含量简单推断其健康危害具有误导性,因为农作物对于镉的吸收以及对于健康的危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仅包括镉的背景水平以及采矿和工业活动造成的污染,而且与土壤性质、气候条件以及农作物的种类密切相关。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饮食习惯、其它污染源、营养状况和健康情况也会影响镉的摄入量,并关系到健康影响的严重程度。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跨学科的分析对于更好地了解镉污染对健康的音响模式以及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 王利, 许月凤, 孔畅, 孟敏, 王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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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是人类生存和健康所必需的,而食物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会损害和威胁人体健康。安全的食物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同时,食物生产离不开其所处的地方,也就是地理环境,即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大部分的统一整体。我国幅员广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不同区域的食物生产格局差异明显,加之各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迥异,都会对食物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以我国食物生产的地理区域为基础,结合工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揭示食物安全与健康的相关风险,进而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纳入的主要食品安全有关的环境问题包括: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主要种植区重金属高环境背景值、废水和重金属的大量排放、在畜禽养殖和水产品中过量使用添加剂和抗生素。这些环境问题均可对食品安全带来风险,进而对健康带来损害。由于环境-食品安全-健康涉及自然、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它既是科学问题,又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并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需要从总体上重视,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揭示不同类型区的环境-食物安全-健康危害度与风险性;需要对生态系统变化、环境污染和膳食营养及生活方式改变引起的健康问题,进行系统和综合的风险评价,特别是区域环境变化与健康安全的综合风险评估,并提出因地制宜的保障食品安全与健康的措施,加强多部门的管理,改善环境和保障食物安全与健康。
  • 肖革新, 杨冰,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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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健康之间紧密相连,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应以公众健康为中心,加强源头治理。如何突破“环境-食品-健康”跨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实现数据的有效流动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助力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将成为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时代的重要发展路径。针对相关部门掌握的信息资源存在“烟囱”效应,缺乏有效衔接等问题,本研究以“环境-食品-健康”链为主线,对相关部门信息资源进行梳理,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统一数据标准、建立大数据共享平台、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等措施。
  • 李筱薇, 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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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讨论了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在中国的主要食品安全风险,如何有效发挥中国总膳食研究(TDS)的作用作为食品安全监测以及风险评估优先选择工具。文章同时比较了食品领域其他两个主要监测项目(中国营养与健康监测项目和污染物监测网)的优势以及不足。本文的结论是,尽管有其不足之处,TDS提供了最可靠的有害膳食摄入的信息来源,并通过对铅、镉以及农药残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 王双双, 张磊, 胡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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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已经处在一个风险社会、复杂社会、开放社会和多元社会所构成的时代背景中,原来单一由政府部门权威负责监管的模式无法保障食品安全得到全链条的监管。为此,国务院于2013年3月份发布了机构改革指导意见,意见中指出要政府组织再造,即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总领食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监管。同时,为了确保机构改革的合理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5年4月通过了《食品安全法》的修订案,从法律上保障了此次机构改革的各种成果和合理地位。然而,从国务院发布机构改革方案至今,各地方的机构改革进度不一,同时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改革模式。中央的政策在地方执行顺畅与否、政策目标是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如何均缺乏独立科学的评估。本文选择机构改革方案所涉及的地方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探讨目标群体有效性评估的框架,从机构和职能建设、资源整合和监管能力加强三个大方面设立了目标群体有效性评估框架。同时,通过设立工作人员满意度评估指标体系来了解工作人员对此次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建设情况的直观感受,进而从反方面观察地方机构改革的具体建设情况。
  • 金书秦, 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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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有利于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促进节本增效、节能减排,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方案的主要内容,从政策创设、地方实践、技术支撑和已取得成效四方面分析了行动方案的可行性,探究了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工作的建议,主要从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完善化肥农药使用监测和统计体系、做好试验示范、加强化肥农药减量的相关创设四方面进行。
  • 方菁, 刘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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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调查了云南省某蔬菜种植大县417户蔬菜种植农户自家食用的蔬菜来源、收集了其中377户农户家中的776份用于自食的蔬菜样本并采用PR-12N快速农药检测仪定性检测了其中的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残留情况,以研究农户对农药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和自我保护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们知道在蔬菜种植过程中使用农药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并且通过主要食用自家自留地中专门种植的不使用农药或者很少使用农药的蔬菜来规避这一风险。实验室检测结果表明,来自农户自留地的蔬菜样本其农药残留阳性率(6.10%)低于来自大田(13.73%)和购买于市场的蔬菜样本(12.66%),后两种来源的蔬菜样本农药残留阳性率几乎是自留地蔬菜样本阳性率的两倍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9.69,0.005<P<0.010)。提示农户的这种自我保护行为在减少农药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方面有一定效果,然而,由于在商业性蔬菜种植中大量使用农药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这种自我保护行为的效果是有限的。此外,农户的这种自我保护行为可能对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提出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产生消极影响。
  • 苏时鹏, 李鑫, 黄安胜, 孙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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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参与既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举措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又有利于保护公众基本环境权利,满足其实际生计需要,是提高水源地周边农村环境治理综合成效和社会认可度的重要途径。水源地周边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环境行为,是参与意愿的行动表征,同时受心理认知因素、环境规制因素和内外部条件等的综合影响。论文构建了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行为理论框架模型,并基于福建西芹水厂水源地周边农村144个农户和17个村委调查数据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参与意愿高但实际参与行为发生少,村民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支付愿意村际差异较大,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公众参与行为个体差异较大。水源地周边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行为意向,还受心理认知、内外部条件及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内外部条件往往更为关键。性别、环保认知和对政府环境管制的感知是影响农户对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个人环保素质、环保设施条件和环境服务质量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公众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 王献霞, 张云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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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食品安全中,农民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食品的生产者,又是食品的消费者。本文基于云南两个农村社区的长期观察和140户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虽然,农民对食品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都高度依赖市场,,却仅有30%左右的农民采取了食品风险防范措施。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业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商品化使农民的食品安全日益受到外部的影响。但由于相关知识缺乏、消费水平低、消费能力较弱、市场监管空缺,农村的食品安全风险更大、形势更为严峻。然而,农民规避风险的行为存在严重的 “己受益”而非“谋公益”的狭隘观念,这些行为不仅对水源、土壤、植被等农业大环境造成破坏,农产品安全也受到危害,同样还让自身面临健康受损的威胁,使得双重身份下的农民在食品安全中面临双重危险。
  • 陈能场, 张晓霞, 郑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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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镉不是人体的必需元素,镉的摄入对人体健康带来威胁。近年来,大米中镉含量超标问题引起了政府、公众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南方的广州,大米是大多数市民的主食,了解大米中镉和其他重金属的含量对食品安全和健康至关重要。。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以不同的价格购买不同来源的大米,但对价格与安全的关系知之甚少。同时,锌的存在也会影响水稻cd的风险水平,从而影响食品安全。本研究对价格、安全和营养品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以广州为调查地点,通过从市场商店采购和高、中和低收入群体搜集获得了125大米样本,分析了这些样品中的Cd和Zn及其健康风险。结果表明, 在调查的样本中,25.6%大米含Cd超标,籼米含镉量较高。另一方面,我们对不同收入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评估其在大米中镉风险的暴露情况及其规避风险的途径, 以及他们对风险信息的看法和来源。根据调查结果,从总体上看,低收入群体面临着较高的Cd风险,公众迫切需要获得关于稻米中Cd的科普知识。
  • 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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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对食品安全的国家治理内在逻辑进行顶层设计。为此,本文从分析当前食品安全治理所处的中国社会特征出发,认为需要构建一个综合了“底线安全”、“枢纽安全”、“共建安全”和“内生安全”的食品大安全观。它们分别对应着“最严厉的法律责任”、“统一权威高效的监管体制”、“社会共治理念”和“企业作为第一责任人”四大治理根本要求。以此为分析框架,可以把握新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内容,并以社会共治为重点来突出其制度亮点和治理逻辑的内在转变。
  • 孙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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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特点是食用农产品和其他食品的分类监管,其中,《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便是针对前者的单行立法。随着《食品安全法》的制定和修订,一个法律层面的变化便是由新制定的《食品安全法》加强了对食用农产品入市销售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管,但食用农产品在生产环节的安全监管依旧由《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予以规范。此外,就该法律的特点而言,其一是不仅针对食用农产品,而且也针对其他非食用农产品;二是既关乎食品安全保障也关涉质量提升。因此,在食品安全监管从严和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修订工作已经开始。对此,本文通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立法初衷、制度安排及修订趋势的阐述,在评述该法律的同时也介绍了中国针对食品安全的立法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