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从2002年开始实践环保督查制度,环保督查制度主要通过监督、调查、协调、应急四大职能,加强环保监督执法、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以及协调跨区域污染纠纷。环保督查制度作为中国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生态化转型的重要制度设计,其政策成效值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城市2000-2016年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这种自上而下的环境监管制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督查制度实施后,中国PM2.5年均浓度显著下降。动态分析显示政策实施后第一年PM2.5下降最为明显,随后效果逐渐减弱。机制分析发现环保督查制度通过督企和督政打破政企合谋,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改变污染物排放行为,推动地方政府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环保意识,降低PM2.5浓度,改善空气质量。不同区域对比显示,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PM2.5相对较高,空气污染治理压力大。同时,我们发现环保督查制度具有显著的驻地效应,与其他城市相比,环保督查中心所在城市受到环境监管的威慑更大,空气质量改善更为明显。未来应该进一步加强高污染区域及非驻地城市的环境监管力度,并且关注环保督查制度长期效应的提升。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酸雨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酸雨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为了更好地了解酸雨的时空变化动态,本文使用ArcGIS 10.2对1998-2018年中国酸雨的监测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酸雨城市的比例、酸雨频率以及酸雨面积均有所下降,但形势依然严峻。中国酸雨类型以硫酸型酸雨为主,但与1998年相比,2018年SO4 2-/NO3 -的浓度比从11.7下降到2.1,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硝酸盐对降水酸度的贡献逐年增加。本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酸雨的分布特征和成因,可为我国酸雨的防治提供参考。
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成果指出,青藏高原水体的固液结构正在失衡,越来越多的冰川、积雪等固态水向液态水转化,这使得青藏高原洪涝灾害的风险加剧。本文以青藏高原地区历史洪涝灾害记录资料为依据,分析青藏高原地区洪涝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并结合区域内气象站点的降水数据,采用临界雨量法估算青藏高原各流域的洪涝灾害临界雨量,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 青藏高原绝大多数的洪涝灾害事件均由降水引发,平均每年发生洪涝灾害超过30次,并且洪涝灾害的年发生频次呈上升趋势;(2) 青藏高原的洪涝灾害的高发区主要在河湟谷地以及横断山区,次高发区位于藏南河谷区以及河湟谷地的外围区;(3) 青藏高原洪涝灾害的临界雨量值在高原的南部最高,其次是高原的东部和东南部,高原中西部及北部最低。
地表反照率直接影响着辐射平衡和地表热收支,是地球-大气系统研究中的关键因子。本文研究了2015年北京市地表反照率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了地表反照率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北京市地表反照率呈东南高、西北低的趋势;冬季变化最大,春季变化最小;年地表反照率最小值出现在秋季,最大值出现在冬季,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土地覆盖类型、NDVI、高程、坡度、温度和降水对地表反照率的空间分异均有显著影响,影响力分别为0.537、0.625、0.512、0.531、0.515和0.190;且一些驱动因素对反照率空间分布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任意两种驱动因素之间均存在交互作用,表现出双变量增强的结果。其中,地表覆盖类型与NDVI的交互作用最大,影响力为0.710,而温度与降水的交互作用最弱,影响力为0.531。研究结果为了解北京市地表反照率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区域气候和陆面模式中能量模块的物理过程提供了科学依据。
森林是能源、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药用和芳香植物、水文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载体,也是国家税收的基本来源之一。研究表明,森林可以极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在集约化管理下为当地社区创造就业机会。本文旨在预测森林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本文研究的林业经济主要是指木材（timber）、非木材林产品（NTFP）、药用和芳香植物（MAP）以及保护区产生的收益。ARIMA模型可用于预测林业部门的经济贡献。研究发现,在过去15年中,木材/薪材销售的总收入（5019万美元）高于保护区（3758万美元）和非木材林产品的收入（690万美元）。该模型预计,未来十年木材和薪材销售的平均收入将为350万美元/年。同样,在未来十年中,NTFPs/MAPs和保护区的平均收入将分别为约50万美元/年和620万美元/年。因此,实践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建立林业苗圃,实施农林业实践以及明晰林业权属,建立以森林为基础的产业,可以改善林业部门的经济状况。
餐饮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增长和日常生活需要的重要产业。2012年后,中央先后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对公务消费和餐饮浪费加以限制,这给我国的餐饮业尤其是高端餐饮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本文基于对政府管理人员、餐饮行业和企业、科研人员和消费者的专家访谈及问卷打分,对2012年前后政策实施对餐饮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2012年以来,中央八项规定等政策在实施力度和持续性上强度很大,保障了政策能够长期有效地发挥其约束与管理功能。（2）受2012年之后政策的影响,我国公务消费频次和支出大幅下降,大众消费得到更快的发展。（3）政策对餐饮收入的影响存在较大争议,整体来看,2012年后政策仍对餐饮收入增加起到促进作用,并对餐饮结构优化和食物浪费问题起到明显作用,但是在行业标准完善、环境保护方面政策效果较弱。（4）餐饮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国家、行业、企业及消费者的共同努力,收入稳定增长、行业结构合理健康、行业标准规范健全、食物浪费量少是餐饮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和目标。
退化的生态环境一直是全球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尽管此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从自然与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资源型城市生境质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机理的研究较少。本文以唐山市为例,基于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InVEST-HQ模型对生境质量进行评估,利用空间自相关识别唐山市生境质量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和空间生产理论探讨唐山市生境质量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2019年唐山市生境质量总值为3.45×10 10元,每公顷生境质量价值为24435.05元。唐山市生境质量值呈现出“南北偏热,中西偏冷”的分布格局。（2）县域尺度上迁西县生境质量最优,路北区生境质量最差;乡镇单元上上营乡生境质量均值最高,开平街道最低。（3）自然环境条件是影响唐山市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重要基础因素。城市化和工业化因素是唐山市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重要外在动力。平均海拔、平均坡度、原材料业密度和人口密度对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贡献均大于0.40。任意两因子对生境质量的交互作用均为增强。人口聚集、工业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区域成为生境质量低值区,景观格局优美、降雨充沛、气候舒适的区域成为生境质量高值区。空间生产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
湿地是一种独特的自然景观格局,可为人类社会提供多种重要功能和服务。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内陆湿地面临面积减少、湿地功能减弱、湿地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对内陆湿地的生态健康状况进行定量评估,对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对湿地生态系统的评估大多是针对单一湿地或流域湿地,很少有研究对国家层面的湿地进行整体健康评估。本文基于土地覆盖数据、气候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利用压力-状态-效应-响应（PSER）模型建立了内陆湿地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该模型包含15个评价指标。结合层次分析法对2010-2018年中国内陆湿地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与行政区划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不同,基于网格的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可以提供更详尽的湿地健康信息。（2）2018年内陆湿地面积比2010年增加了16328 km 2,2018年湿地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平均值为3.45,2010年的平均值为3.24。（3）2018年,状况较好、良好、中度和较差的湿地分别占内陆湿地的26.3%、46.4%、26.9%和0.5%。研究结果为湿地生态系统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实践指导,为土地利用规划和开发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尼泊尔的社区森林计划是十分成功的森林保护计划之一。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树种在维持植被结构、复杂性和异质性方面起着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本研究分析了尼泊尔拉姆琼县（Lamjung District）亚热带地区的5个社区森林（Community Forest, CF）中树种的组成和更新,为今后的长期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并帮助社区科学地管理社区森林。本研究使用35个样方（20 m × 20 m）,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生成树种数据。结果表明,森林中成年树的密度在575 Ind ha -1（Tilahar CF）到1196 Ind ha -1（Deurali Thadopakha CF）之间,幼树的生长范围为2533 Ind ha -1（Tilahar CF）到4000 Ind ha -1（Thuliban CF）,幼苗为19583 Ind ha -1（Tilahar CF）到37500 Ind ha -1（Thuliban CF）;成年树种的胸高断面积为28.34 m 2 ha -1（Tilahar CF）至49 m 2 ha -1（Deurali CF）;成年树种的Shannon-Weiner’s H指数为1.08 （Thuliban CF）到1.88 （Tilahar CF）;异序乌桕（Sapium insigne）、孟加拉榕树（Ficus benghalensis）、西藏长叶松（Pinus roxburghii）、合欢属（Albizia sp.）以及紫薇属的Lagerstroemia parviflore更新较差。总的来说,除了Tilahar社区森林之外,其余社区森林均具有良好的更新,但根据胸径大小等级分布图来看,均没有可持续的更新。在5个社区森林中,成年植株的胸径大小有显著差异,其中Deurali Thadopakha社区森林的成年植株胸径最小。社区森林中的大多数树种更新能力较弱,较少的树种如粗娑罗双（Shorea robusta）、印度锥（Castanopsis indica）以及西南木荷（Schima wallichii）以优势地位维持了社区森林的整体再生,因此在维护社区森林时需要对更新能力较差的物种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以制定科学的种植管理计划。
如何实现历史文化区的可持续发展与保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作为更新城市空间的重要途径,历史街区的旅游业开发是重新分配城市功能和增加城市活力的有效解决方案。本文以韩国仁寺洞为例,以550份问卷为基础,对历史街区的游客满意度进行了评估。该问卷包含33个评估指标,以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衡量受访者对仁寺洞的主观判断和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1）仁寺洞游客满意度评价共包括6个方面：历史元素的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行业分布和类型、消费者需求、街道布局与功能、景观美化。（2）在综合影响因素分析中,“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的权重最高,而“行业分布和类型”的权重最低。（3）对公因素权重和公因素满意度的分析表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和“街道布局与功能”是需要改进的部分,“消费者需求”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增强历史街区的旅游体验,为历史街区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球旅游业面临着巨大挑战,亟需探索一条有效的恢复振兴路径。随着疫情发生的常态化趋势,旅游目的地会愈发关注对疫情的防范预警和应对策略,疫情后期旅游目的地的恢复力研究也必将得到重视。目前学术界已有部分关于旅游疫情危机和旅游恢复力的研究,但是较少将其综合起来研究疫情后期旅游目的地恢复力,尚未有研究提出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文章以恢复力理论为基础,梳理了总体研究思路,构建了适合城市旅游目的地的疫情危机恢复力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基于指标体系的疫情后期旅游目的地恢复力及其时空动态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从研究内容、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研究体系,即：首先从理论上构建疫情后期旅游目的地恢复力的概念模型和评价体系;其次选择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测算旅游目的地的恢复力,分析时空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最后构建旅游目的地应对疫情危机的适应性管理机制,指导旅游业疫后恢复政策的制定。
为了研究居民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使用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了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方式,使用双边界问题启发技术对被调查者进行支付意愿的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44份,在广义线性模型中引入了社会信任因素以及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和相关管理策略的意识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8年,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为1.2448×10 7元;（2）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有重要影响,而其他社会特征（如性别和年龄）则没有显著影响;（3）社会信任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尽管仅受过有限的教育,但居民不理解名词术语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他们的支付意愿;（4）与政府资助相关的因素导致居民倾向于支付、工作和接受补偿（WTP、WTW和WTA）,但是由于地理和社会异质性,不同县之间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5）居民觉得其支付意愿（WTP）的产出应用于保护和恢复野生动植物、植被、土壤和水资源。本研究首次估算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资产价值,为了保持三江源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补偿应视具体地点而定,政府应采取基于当地资源的发展措施,另外,三江源国家公园有必要大力支持生态旅游活动。
游客是旅游活动的主体,研究游客的环境认知有利于景区的环境管理。以芦芽山自然保护区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169份调查数据,组成169×10维的数据矩阵,利用双向指示种方法和除趋势对应分析方法,研究了生态旅游者对旅游环境的认知水平。结果发现：（1）双向指示种方法将所有游客划分为严格环保型旅游者、一般环保型旅游者、偶尔环保型旅游者和自然享受型旅游者。其中,严格环保型旅游者和一般环保型旅游者都赞成生物中心论,都有保护自然的意识,但是前者主张自然保护区应该限制人类旅游活动,而后者不同意对旅游活动加以限制。偶尔环保型旅游者否定生物中心论,一方面认为大自然是为人类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环境保护的倾向。自然享受型旅游者主张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来满足人类需要。（2）DCA第一轴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旅游次数以及对景区功能的认知之间存在明显的显著相关性,第二轴与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较大。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生态旅游者的类型在排序图中沿对角线由Ⅰ组向Ⅱ组、Ⅲ组、Ⅳ组逐步过渡,相应地,他们对旅游环境的认知水平不断降低。（3）严格环保型旅游者有74人,是自然保护区最受欢迎的游客类型;一般环保型和偶尔环保型旅游者分别有43人和31人,他们是自然保护区应当努力争取的类型;自然享受型旅游者有21人,是最不受欢迎的类型,必须进行环境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