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专辑
气候舒适度持续时间的长短,是影响旅游地旅游季节长短及旅游地开发的重要因素。利用中俄跨边境地区——中国黑龙江省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46个基准气象站点2004-2013年间的月均气温、月均相对湿度、月均风速等气候要素数据,利用ArcGIS平台,基于距离平方反比和协同克里格插值方法,计算温湿指数（THI）和风寒指数（WCI）,获得研究区栅格单元为1 km 2的气候舒适度评价图,进而对其空间分布规律及各月份气候的舒适性进行分析,并揭示了该地区年均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格局及其季节性差异。结果表明：（1）中俄跨边境地区温湿指数与风寒指数的总体分布趋势是随纬度及海拔高度由南向北、由低到高而递减。风寒指数的舒适区比温湿指数的偏大;（2）研究区旅游气候舒适期地域差异显著,中国黑龙江省舒适期长度为4到5个月;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舒适期长度由南至北呈递减趋势,其南端地区舒适期长度可达7个月;（3）研究区旅游气候舒适期为5个月的区域最大,占研究区面积的46.6%;舒适期在2个月的区域最小,占研究区面积的比例不足0.3%。研究结果可为中俄跨边境地区旅游气候资源开发、游客合理安排出行等提供科学依据及理论参考。
自然环境有助于人们的感知、偏好和健康恢复。以往研究多集中在乡村整体环境对压力恢复的积极作用,或者乡村景观的感知与偏好,鲜有同时整合感知、偏好和压力恢复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包含川西林盘乡村景观11个要素和38个要素组成的框架,并将其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在网上发布,共收集了324份有效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人口统计资料、对林盘的感知偏好程度以及对压力恢复的自我评估。通过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揭示了16个对乡村环境的感知、偏好和压力恢复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因子。就要素而言,氛围和意象是最能被感知的两个要素,林、田、水、宅、路是被偏好的5个要素。此外,这7个要素也是压力恢复的显著预测因子。在要素组成中,安恬静谧与路水相依是感知的重要预测因子,视野开阔与林宅相融对压力恢复有显著影响;林地内部、菜地、溪流、庭院空间和支路对偏好与压力恢复均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川西林盘要素与要素组成的组合,拓展了对乡村环境感知、偏好和恢复性的理解,有助于提高乡村内外环境的质量与特点,创造有益健康的环境。
海岸公园环境管理作为重要的生态经济发展问题,在制定有效政策时,相关信息至关重要,尤其是与娱乐或游憩相关的环境属性经济价值评价。本文以大连沿海公园为研究区域,选取海滩类型、垃圾情况、水质清澈度、拥挤程度四个环境要素,采用三种离散选择模型对游客的环境改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水质改善和减少垃圾的经济价值最高,分别为40.69元和70.55元,另外,游客对于拥挤程度的改善意愿不明显（-0.12元）。此外,本研究针对公园属性组合对受访者偏好及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给定的属性因素中,不同游客个体特征下的WTP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女性游客较男性对水质改善有着更高的WTP, 游客收入水平与支付意愿也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从事游泳和划船活动的游客对水质的WTP较高（59.83元）。这些发现为沿海公园管理者制定有价值的政策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为了研究居民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使用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了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方式,使用双边界问题启发技术对被调查者进行支付意愿的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44份,在广义线性模型中引入了社会信任因素以及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和相关管理策略的意识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8年,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为1.2448×10 7元;（2）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有重要影响,而其他社会特征（如性别和年龄）则没有显著影响;（3）社会信任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尽管仅受过有限的教育,但居民不理解名词术语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他们的支付意愿;（4）与政府资助相关的因素导致居民倾向于支付、工作和接受补偿（WTP、WTW和WTA）,但是由于地理和社会异质性,不同县之间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5）居民觉得其支付意愿（WTP）的产出应用于保护和恢复野生动植物、植被、土壤和水资源。本研究首次估算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资产价值,为了保持三江源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补偿应视具体地点而定,政府应采取基于当地资源的发展措施,另外,三江源国家公园有必要大力支持生态旅游活动。
森林公园可为居民提供重要的游憩和旅游服务。了解居民对于森林公园游憩价值的感知,对于居民参与森林的规划和管理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658名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探析上海森林公园三个维度的游憩价值：生理、心理和社会维度,并通过多重对应分析（MCA）考察不同维度游憩价值与居民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上海森林公园最重要的游憩价值是心理维度价值,最不重要的是社会维度价值;2）在郊区和农村的森林公园游憩价值的差异方面,农村的森林公园在社会维度价值的得分明显高于郊区森林公园,郊区森林公园在心理维度价值的得分高于农村森林公园;3）在森林公园游憩价值与居民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方面,总体上女性和青少年群体对于森林公园游憩价值的赋值高于男性和老年人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收入较低的居民对于森林公园游憩价值的赋值高于受教育程度较高或收入较高的居民。研究结果揭示了上海森林公园不同维度的游憩价值特征,可为城市森林资源的合理规划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以旅游为导向的历史街区更新被认为是一种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可持续方式。对历史街区旅游化更新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是可持续发展和管理的基础,但同样面临重大挑战。本文基于两层分类的AHP方法,研究历史街区旅游化更新的综合评价,构建包含4大类20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发现其中遗产保护权重为0.3049,占比最高,其次为产业和经济、基础设施和环境,而居民生计和参与度占比最低。并以北京前门地区的更新为案例,探讨其以旅游为导向的更新效果,发现其中基础设施和环境方面的得分为4.56,更新效果最好,而居民生计和参与度方面得分仅为2.16,表现最差。基于评价结果,本文同时提出了保护历史街区的原真性、成立专门政府的机构、提高居民参与度等一系列政策建议,以期指导实践。
游客是旅游活动的主体,研究游客的环境认知有利于景区的环境管理。以芦芽山自然保护区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169份调查数据,组成169×10维的数据矩阵,利用双向指示种方法和除趋势对应分析方法,研究了生态旅游者对旅游环境的认知水平。结果发现：（1）双向指示种方法将所有游客划分为严格环保型旅游者、一般环保型旅游者、偶尔环保型旅游者和自然享受型旅游者。其中,严格环保型旅游者和一般环保型旅游者都赞成生物中心论,都有保护自然的意识,但是前者主张自然保护区应该限制人类旅游活动,而后者不同意对旅游活动加以限制。偶尔环保型旅游者否定生物中心论,一方面认为大自然是为人类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环境保护的倾向。自然享受型旅游者主张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来满足人类需要。（2）DCA第一轴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旅游次数以及对景区功能的认知之间存在明显的显著相关性,第二轴与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较大。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生态旅游者的类型在排序图中沿对角线由Ⅰ组向Ⅱ组、Ⅲ组、Ⅳ组逐步过渡,相应地,他们对旅游环境的认知水平不断降低。（3）严格环保型旅游者有74人,是自然保护区最受欢迎的游客类型;一般环保型和偶尔环保型旅游者分别有43人和31人,他们是自然保护区应当努力争取的类型;自然享受型旅游者有21人,是最不受欢迎的类型,必须进行环境教育。
文化旅游线路可以“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为手段展示和保护文化旅游遗产遗存。构建文化旅游线路评价体系,并对现有和潜在的文化旅游线路进行评价、打分及等级划分,是保护线路上遗产遗存、历史文化的关键,是激励线路上各业态积极参与,标准化、品牌化、持续化发展的重点。云南文化旅游线路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发展基础良好,但线路上的旅游开发、文化开展活动却各自为阵,缺乏统一管理。因此,对云南文化旅游线路地方实践中的信息收集、信息分析、问题诊断和现状改善等进行研究,指导云南文化旅游线路的持续性发展很有必要。本文借鉴欧洲文化线路委员会、世界遗产委员会及国际遗址理事会的先进经验,在阐释和总结文化旅游线路内涵的基础上,综合分析线路评价的决定性准则,确定文化旅游线路的评价应包含线路主题、参与主体、客体本身、相关活动和多方价值五个方面,以此构建五分量模型,同时基于消费者效用函数,构建出整套线路评价和等级划分体系。之后以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线路为案例,通过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线路的实际得分以及所属等级,为其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同时验证了评价体系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反哺评价体系的提升和改进,意在对文化旅游线路评价体系进行推广和广泛运用,实现从个案到共案的转变,推动文化旅游线路的标准化和可持续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最初是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的手段之一而提出的。随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逐渐受到关注,15年来（2005-2020）农业文化遗产地都开始或多或少发展旅游,部分地区发展迅速。分析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看重农业文化遗产带来的品牌效应,进行了营销推广,但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的核心要素关注不够,比如遗产地身份的建立、社区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等。在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包括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威胁的认识普遍不足、旅游发展模式导向不当、社区参与的方案执行不力以及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关注不够等。对照世界旅游组织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标准,本文对中国15个GIAHS项目进行了可持续旅游的发展判定,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的一个发展框架,进而探寻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框架的核心是要结合全球尺度和地方尺度的经验,将影响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的8个核心要素统筹考虑,关注其相互关系和动态变化,根据不同遗产地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战略。
民宿集聚区的选址与资源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具有紧密联系。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构建了包括经济环境因素、旅游业发展因素、地理环境因素、配套设施和经营条件5个要素评价层、20个评价指标、35个评价因子构成的民宿集聚区选址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杭州白乐桥和北京延庆千家店镇民宿集聚区为例,对选址评价指标进行验证和应用。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民宿集聚区选址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环境因素（0.4396）、旅游业发展情况（0.3039）和地理环境因素（0.1405）,配套设施情况（0.0545）、经营条件（0.0615）的影响较小。选择的白乐桥和千家店民宿集聚区两个案例区综合评价得分分别为92.644和88.734,均属于比较合理的民宿选址。本文研究有利于促进对民宿集聚区选址的认识,为民宿集聚区选址开发和建设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随着文化线路概念的引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注意力转向文化线路上的旅游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注重社区参与、注重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受益是文化线路的特点之一,因此,文化线路上旅游活动中利益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与系统性发展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本文选取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和当地社区居民这三个在滇南段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线路中起关键作用的群体为责任主体,以博弈论为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当地政府与旅游企业、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当地政府与社区居民的博弈模型,分析这三方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差异和关键性影响因素,从而为这三方做出的旅游开发共赢决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三方的最终决策选择依赖于博弈初始支付矩阵及关键参数的影响,政府在进行旅游决策时,应多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加强对当地传统的保护,对旅游企业不合理的旅游开发行为应有所管理和监督,并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旅游企业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应让社区居民主动、充分地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并将收到的旅游收益反哺居民,这样才能形成互赢机制。研究也表明,利益主体间的冲突主要源自于利益诉求的差异,但三方也存在利益共同点,可以从利益协调的角度,建立相关机制,遵循利益实现的原则,重视监督管理,加强社区的参与和决策,实现三方共赢。
在由旅游消费为主导变迁的社会,乡村的整体社会裂变在空间变迁中可窥一斑。本文将乡村旅游地区的空间解构为旅游吸引物（Attraction, A）、小镇（Town, T）与村落（Village, V）三类要素,三者多元交互,共同组成了乡村整体景观格局。文章以湖北省沐抚镇为例,展现了2006-2016年10年间,因为恩施大峡谷这一核心景区的带动,沐抚境内产生的土地异化、物质空间、社会关系及景观格局的更迭。通过对A、T、V三者空间变迁特征的研究探索出它们虽存在地理分异现象但却有着相同的空间演化趋势：旅游吸引物（A）呈现多元化及全域化特征;配套服务向小镇（T）集聚,促使乡村聚落的城镇化演变;村落（V）凸显景观意象,传统乡村效益向复合化发展。本文从地理学、人类学和旅游学等多学科角度出发,建构“ATV”三要素的协同框架,为解释当前中国乡村旅游空间的现实、问题和趋势提供了一种客观中性的建设性的分析框架。
据统计,旅游碳排放已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9%,加强对其研究和控制是关乎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2007年到2017年间30个省、市、自治区入境旅游碳足迹时空分布的特征和演化规律。在利用碳足迹综合计算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基础上,深入揭示了中国入境旅游碳足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结果表明,2007年到2017年间,中国入境旅游碳足迹呈现急速上升又稍有回落的趋势,总量从562.30万t上升到1088.09万t,增长1.94倍,其中交通和邮电业占比最大;近十年来我国多数省市的入境旅游碳足迹变异程度不高,维持在较平稳的状态;空间维度上,则呈现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趋势。
中国旅游业规模大且近年来发展迅速,是全球旅游应对气候变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PSR框架,综述性考察中国旅游业的减排压力、碳排放状态和以政府为主的利益相关者反应。研究发现：(1) 源于中央政府的节能减排战略要求和旅游业快速壮大的产业规模,中国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碳减排压力。(2) 中国旅游业碳排放量占全球旅游的12.5%-14.6%,占中国碳排放的3%左右,中国游客每人次旅游碳排放量低于全球水平的1/2。(3) 中国政府重视节能减排,国家旅游局等部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标准的方式,引导饭店、景区等旅游企业建立绿色经营和管理体系;在交通领域,近年来中国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城市智能共享单车发展十分迅速,有效降低了旅行中的碳排放;中国游客普遍具有较高的低碳旅游认知和意愿,但也还需要更多的宣传和引导提高公众意识。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球旅游业面临着巨大挑战,亟需探索一条有效的恢复振兴路径。随着疫情发生的常态化趋势,旅游目的地会愈发关注对疫情的防范预警和应对策略,疫情后期旅游目的地的恢复力研究也必将得到重视。目前学术界已有部分关于旅游疫情危机和旅游恢复力的研究,但是较少将其综合起来研究疫情后期旅游目的地恢复力,尚未有研究提出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文章以恢复力理论为基础,梳理了总体研究思路,构建了适合城市旅游目的地的疫情危机恢复力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基于指标体系的疫情后期旅游目的地恢复力及其时空动态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从研究内容、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研究体系,即：首先从理论上构建疫情后期旅游目的地恢复力的概念模型和评价体系;其次选择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测算旅游目的地的恢复力,分析时空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最后构建旅游目的地应对疫情危机的适应性管理机制,指导旅游业疫后恢复政策的制定。
旅游共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旅游地多主体互惠协作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基于旅游企业的视角,引入种群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从定量评估的角度对青海湖环湖旅游企业同当地政府、社区居民、外来游客及旅游企业之间共生行为路径组合的均衡状态及共生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E”共生行为路径主要由强度共生因子组成,关联主体间最大共生利益维度存在不均衡、不对称等问题;（2）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E”的共生模式为非对称正向共生模式。本文认为应通过引导、决策、监控、利益分配等共生机制的建立,并规范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的参与机制,同时以旅游企业为主导,通过强化一体化供给和营造一体化效应,来优化“E→G-R-T-E”间的共生模式,最终形成“当地景区带动、社区居民响应、地方政府效应、外来游客体验”的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模式。
功能分区是调节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强度、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基于生态敏感性的功能分区方法,研究发现世界各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目标正从纯粹的自然保护和游憩利用向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游憩、环境教育等综合功能转变,大多数国家公园功能分区采用同心圆环的布局模式。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敏感性表现出较大的规模差异性,中等以上敏感区域占84.45%,主要集中在古田山和钱江源源头地区的森林地区;轻度敏感区和极轻度敏感区分别占14.61% 和0.95%,呈碎片化分布在中间区域。结合生态敏感性程度、重要物种潜在生境和社区发展与休闲游憩等需求,可以将钱江源国家公园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护区、传统利用区和游憩娱乐区,以达到对不同类型功能区域的差异化调控和管理,促进钱江源国家公园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民宿旅游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蓬勃发展,成为了旅游业创新升级的典范,也成为众多资本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对长三角地区重点城市游客问卷的收集和分析,基于游客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了民宿旅游的18项感知因子,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设施与环境感知、文化体验感知、服务价值感知3个主因子,进而从设施与环境感知、文化体验感知、服务价值感知的角度,对长三角地区民宿旅游发展的支持度开展了研究,得到影响民宿旅游发展的关键要素,构建了游客感知与民宿旅游支持度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结构方程回归路径进行计算,得出设施与环境感知、文化体验感知、服务价值感知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724、0.813、0.692,这三个因素对民宿旅游集聚发展具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设施与环境感知对于民宿旅游发展支持度有重要支撑作用,文化体验是民宿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服务价值感知是民宿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民宿旅游集聚区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设施与环境、文化体验和服务价值的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民宿旅游的发展。
如何实现历史文化区的可持续发展与保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作为更新城市空间的重要途径,历史街区的旅游业开发是重新分配城市功能和增加城市活力的有效解决方案。本文以韩国仁寺洞为例,以550份问卷为基础,对历史街区的游客满意度进行了评估。该问卷包含33个评估指标,以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衡量受访者对仁寺洞的主观判断和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1）仁寺洞游客满意度评价共包括6个方面：历史元素的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行业分布和类型、消费者需求、街道布局与功能、景观美化。（2）在综合影响因素分析中,“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的权重最高,而“行业分布和类型”的权重最低。（3）对公因素权重和公因素满意度的分析表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和“街道布局与功能”是需要改进的部分,“消费者需求”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增强历史街区的旅游体验,为历史街区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参考。
论文从旅游者环境意识、感知质量、旅游感知利得、旅游感知利失、旅游环境友好度5个结构变量出发,通过引入感知质量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意识对旅游环境行为友好度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并以青海湖景区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三阶段结构方程模型的定量分析,校验理论框架中各结构因子、结构因子与其所含维度之间的影响路径及其系数,定量测度旅游者感知质量在环境意识与旅游感知价值关联中的中介效用和影响机制,及对旅游环境行为的潜在影响模式。结果表明：（1）环境意识对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感知利益得失的影响方式存在差异,环境意识对感知利得的作用大于对感知利失的作用。（2）旅游者的感知利得有助于环境友好行为的产生,感知利失会对旅游环境行为友好度产生消极影响。（3）感知质量的中介效用存在且有效,旅游者环境意识通过感知质量,强化了对旅游感知价值及环境友好行为的作用。（4）感知质量分别在感知利得与感知利失结构模型中的中介效用存在强弱,在感知利得结构模型的中介作用强于感知利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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