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生态系统通过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自然过程增强环境韧性。在尼泊尔，气温上升对民众生计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森林土壤特性和树木多样性是增强其韧性，应对干旱、火灾、侵蚀和滑坡等干扰的关键要素。然而，森林管理在改善土壤质量、促进树木多样性和提升环境韧性方面的作用在尼泊尔尚少有研究。本研究旨在评估森林管理对土壤质量、树木多样性及恢复力构建的作用。研究测定了Panchase森林保护区三个管理分区的土壤质量，采用半定量方程模型对土壤质量进行了评级（SQR）。通过断面调查和土壤采样点周边的树木计数，获得了实际观测的树木丰富度数据。采用参与式评分法评估了森林周边社区的韧性水平。结果显示：受保护区SQR最高（0.82），强经营区次之（0.77），干扰影响区最低（0.69）。三个管理分区间SQR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其中受保护区与干扰影响区的平均SQR差异尤为显著（P<0.001），这凸显了森林管理对土壤质量的促进作用。相较于强经营区和干扰影响区，受保护区展现出更高的树木丰富度，表明森林管理措施既能满足土壤质量提升需求，同时促进了树木多样性。此外，拥有较大森林面积的邻近社区韧性评分为3.94，高于离森林较远社区的3.53分，进一步证明了森林生态系统对社区韧性的贡献，为此建议在韧性评分较低的社区加强农业多样性、农业创新和基于生物多样性的生计体系建设。

气候变率被认为是Garhwal喜马拉雅等生态脆弱山区农业生产力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本研究考察了在考虑作物产量的前提下，温度和降水是否互为格兰杰原因；研究采用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基于ARIMA的时间序列建模方法。研究收集了1951年至2023年的气候时间序列数据，包括最高温度（T-max）、最低温度（T-min）和降水量，以确定因果关系并进一步预测未来趋势。此外，结果表明T-max对降水模式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温度变化会导致降水变化，但反之未发现有因果关系。最后，T-max与T-min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表明温度波动对农业产出具有核心影响。ARIMA模型显示2024年至2030年T-max呈轻微下降趋势；这可能有利于小麦和马铃薯等喜凉作物，但可能对水稻和芒果等喜温作物构成威胁。因此，这些结果凸显了气候适应性农业规划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易受降水不规律影响的雨养农业系统中。通过实施气候预测模型和适应性耕作策略，决策者和农民可以构建更具韧性的农业体系。因此，本研究呼吁加强水资源管理、气候智慧型作物选择以及政策干预，以缓解 Garhwal 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风险。未来研究应纳入更多气候和农艺变量，并利用高级机器学习模型，以更好地提升预测准确性和农业对持续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农村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性趋势，中国亦不例外。本文基于2023年江西省432家柑橘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系统考察数字化应用对家庭农场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应用显著促进家庭农场收入增长，其赋能效应贯穿产前信息获取、产中生产管理与产后市场营销全链条。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应用通过三条协同路径提升经济收益：提升政策资源获取效率、促进资源高效技术采纳、拓展市场销售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该增收效应在经营规模较小、收入水平较低、社会资本较弱、基础设施较差的家庭农场中更为凸显，体现出普惠性的“追赶效应”与“替代效应”，而非加剧“数字鸿沟”。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农业赋能的理论框架，为精准制定数字农业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

探索农村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有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促进农业高效率实现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2005-2022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机制检验和空间效应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碳减排。（2）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数字化对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在产销平衡区显著。（3）农村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主要是通过农业规模化经营、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4）各省农业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空间自相关，农村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了加快农村数字化建设、促进农业碳减排，应当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引导农户学习先进技术以及提升数字工具使用能力。

随着中国人口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南下广东从事饺子馆相关的餐饮行业，已成为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一种显著的集体性生计实践。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分析了该群体独特的长距离跨省流动模式、动力机制及代际变迁。研究发现，杜尔伯特蒙古族的南流，并非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历史机遇、关系网络与个体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流动的过程中，杜尔伯特蒙古族形成了“领头人开创-家族扩散-同乡复制-代际传递”的迁移路径，展现出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结合与关系网络在跨区域流动与城市融入中的关键作用。本研究为理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多元形态及东北人口外流的复杂机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实证个案。

人口分布和集聚模式是衡量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分析尼泊尔人口分布和集聚模式为理解人口空间分布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为制定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理论基础。本研究利用尼泊尔各县1981年、2001年和2021年的人口与土地数据，采用包括基尼系数、人口增长率和人口集聚度在内的定量分析方法，系统地分析了其时空演变及集聚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程度有所加剧，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424上升至2021年的0.531。（2）人口增长呈现“南部快速增长，北部增长缓慢”的区域模式，特莱平原迅速增长，中部山区稳步增长，北部高山区缓慢增长。（3）人口集聚度呈现“平原高度集中，山区分异显著，高山极度稀疏”的梯次分布格局。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城市近郊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对于改善生活品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安市灞桥区四清村为例，基于多源实证数据构建综合整治路径。研究通过实地踏勘、道路与建筑量化测绘、绿地与公共空间空间化调查，以及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核心数据包括：（1）道路交通状况，如路面破损程度、交通流特征及停车供需矛盾；（2）建筑风貌状况，如建筑类型、立面材质、结构条件及附属构件杂乱问题；（3）绿化景观与公共空间状况，如植被密度、景观节点品质与空间连通性；（4）基础设施与村民需求，包括排水性能、垃圾治理、照明设施与功能需求优先级。方法上，研究采用多维综合分析框架，包括空间分类、建筑类型学分析、景观节点评估、需求导向的设施配置机制，以及“村民参与—意见反馈—方案优化—共建共享”的全过程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道路交通优化、村落风貌提升、绿化景观重构与基础设施升级等针对性策略，并通过符号提取和形式转译系统性融入关中地区传统文化元素。研究结果显示，人居环境得到全面改善：所有未硬化道路完成建设，通行能力提升超过30%；村口景观和绿色廊道增强了生态品质与空间识别度；立面统一化消除了视觉杂乱并强化了地域特色；新增120盏太阳能路灯、垃圾分类站和地下弱电线路极大提升了安全性与环境卫生水平。村民参与度达85%，社区凝聚力与治理能力同步提升。研究表明，基于数据支撑、文化导入与参与式治理的综合整治模式对近郊传统村落具有可复制的示范意义。

2017年，为治理大气污染（特别是京津冀地区），我国在北方43个城市启动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但政府财政压力大、居民用能成本高等问题在该区域依然普遍存在。因此，本文以首批试点城市衡水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获取275份有效问卷，运用赫克曼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居民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及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客观因素，以及其政策认知度、政府感知度等主观因素显著影响其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进行非参数与参数估计，全样本的支付水平非参数估计值与参数估计值分别为1069.09元/(户·年)和726.96元/(户·年)；仅包含愿意支付样本的对应估值分别为1624.31元/(户·年)和1104.50元/(户·年)。最后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实施差异化补贴、提升居民收入水平、降低清洁用能成本、加强宣传引导与信息公开。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然而学术界关于其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仍存在争议，且潜在的作用机制尚待深入探索。本文以2011-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探究了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ESG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存在异质性效应，在大规模企业、非资产密集型企业和东、西部地区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提高资产营运效率和减少过度投资两条内部路径驱动企业ESG绩效，发挥了“营运赋能”与“投资赋能”的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空气污染压力表现为“倒逼效应”，显著增强了绿色技术创新对ESG的积极影响；而市场竞争压力则表现为“短视效应”，抑制了这一影响。本研究为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制定以及企业战略决策提供了启示。

横向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系统服务持续供给的关键政策工具，也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目标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以密云水库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InVEST模型、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评估了2010-2023年京冀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前后密云水库流域粮食生产、水资源供给、固碳及土壤保持四类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结果表明：（1）政策实施后（2018-2023年），水资源供给、固碳和土壤保持服务显著恢复，粮食生产增幅明显，验证了“激励-反馈”动态机制的有效性。经济投入与制度约束驱动人类活动变化，促进生态系统服务提升，而服务改善进一步支撑政策优化，形成了“政策激励与制度约束-经济投入-绿色行动”的良性循环。（2）密云水库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分异显著，时间变化上，2018年后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呈增长趋势，但2023年降水量减少导致水资源供给与土壤保持功能异常波动，凸显气候变化对政策效果的干扰。（3）空间分布上，粮食生产重心向潮白河上游迁移，水资源供给高值区分布于白河与潮河上游，固碳服务随林地扩张向山区延伸，土壤保持功能呈中部高、东西低的格局，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时空异质性。最后，研究提出差异化流域治理和生态补偿路径，建议针对流域内生态功能分区制定横向生态补偿标准，强化耕地保护、水源涵养和固碳增汇的定向补偿机制，并建立气候适应性政策框架，优化京冀跨界横向生态补偿政策。

咖啡天气指数保险（WII）为小农户应对气候相关损失提供了重要的缓冲。本研究旨在通过选择实验调查中国咖啡农户对咖啡天气指数保险的偏好。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户愿意购买咖啡天气指数保险。保费费率、保险金额、保费补贴和保障类型等属性显著影响农户的偏好。具体而言，农户更偏好具有收益保障、较低保险金额、较高保费补贴和较低保费费率的咖啡天气指数保险，而保险产品的基差风险并未显著影响农户的投保意愿。此外，农户的性别、受教育水平以及他们对未来高温对咖啡生产影响的预期在塑造天气指数保险需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发现为保险公司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有助于设计符合当地农户偏好的咖啡天气指数保险政策，从而提高咖啡农户参与天气指数保险计划的积极性。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京津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京津冀不仅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还面临着严重的水污染问题。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对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本文使用2011-2018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 产业结构升级显著地提升了京津冀城市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经过遗漏变量、工具变量和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等方式的稳健性检验，该研究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2) 京津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对产业结构促进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3) 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通过降低水污染排放和提升创新水平来促进了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4) 进一步检验发现，就河北省的城市而言，产业结构升级同样促进了其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产业发展水平中、高层次的城市以及环境公共服务水平更高的城市，该效应越明显。因此，京津冀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京津冀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2019年启动的长江十年禁渔（TFB）引发了全球关注和相关利益方的多重冲突。为保障禁渔工程后期的长效管护，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和MATLAB仿真模拟，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渔民三方演化博弈及不同情景下禁渔执行有效策略。结果表明：（1）给予地方政府略高于其政策执行成本的处罚，或给予高于生态效益0.8倍的奖励，可有效调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积极性，延缓其倦怠拐点。（2）现行补助政策未能精准对接渔民实际需求，相比扩大救助资金规模，提升救助资金效率能更有效推动渔民禁捕。（3）针对非法偷捕，提高执法频率比提高惩罚力度更具震慑警示效应，而帮扶效率水平显著影响惩罚措施的边际效益。当帮扶效率提升至中等水平时，配合中高等惩罚措施可形成最优协同效应。因此，可通过增加对地方政府的柔性处罚和经济奖励、提升禁渔补助政策与渔民生计需求的适配性、提高禁渔执法频率和多样化惩罚措施，推动实现更具可持续性的禁渔管理。

地名文化遗产记录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承载着城市记忆与文化认同，对展示城市历史文化内涵与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市第一批地名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使用ArcGIS工具的平均最近邻、泰森多边形、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方法对地名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探讨。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地名文化遗产分布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揭示其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以验证遗产的旅游经济价值，支持旅游化的策略。首先，地名文化遗产受历史、地理、人文等因素影响，不同类型的地名文化遗产空间布局存在差异性，总体呈现出“中心密集、外围稀疏”分布特征。其次，通过相关性分析与案例分析，地名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耦合建构价值突出，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记忆与旅游经济价值。最后，提出整体性规划，构建地名文化遗产旅游系统；数字化赋能，技术手段增强地名旅游体验；多维型主题，历史文化与生态的游线设计的旅游化策略，打造“地名文化遗产+旅游”模式，以期为城市文旅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参考，开创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游憩服务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公众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系统分析了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游憩服务供需的时空演变特征与耦合关系。通过融合土地利用、大数据与基础地理信息等多源数据，构建了游憩服务供需潜力量化指标体系，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关键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内，长三角地区游憩供给与需求存在空间错配，但整体失衡态势趋于缓解；（2）供需高值区均呈显著空间集聚，供给高值区主要位于南部，需求高值区则集中于东部，空间错位导致东部出现大范围供给赤字；（3）游憩供需受自然与社会因素共同驱动，其中旅游经济活跃度与城镇空间扩展是关键影响因子。基于上述发现，研究提出应通过区域差异化策略、空间规划协同与数据驱动治理，提升长三角游憩服务供需协调水平，推动社会—生态协同发展。

文章基于2001-2019年环渤海区域城市面板数据，利用ESTDA、LISA时间路径、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探讨环渤海区域旅游发展绩效的时空特征与耦合态势。研究发现：（1）区域旅游发展业绩与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2）区域旅游发展业绩与效率局部空间结构都较为稳定并呈现协同增长与空间竞争并存格局，但发展业绩在依赖方向上的稳定性要明显强于发展效率。这主要与发展业绩存在一定路径依赖和转移惰性，而发展效率的局部空间结构关联类型之间迁移切换比较频繁有关。（3）区域旅游发展业绩与效率正逐步从耦合失调状态向协调状态转变，失调城市逐步从在区域环带连片分布转向在区域东北片区和西南片区集中分布。研究对于揭示区域旅游空间规律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旅游经济布局具有一定理论与现实意义。

特色乡村在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以及乡村全面振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贵州省5类国家级特色乡村为研究对象，探析其空间异质性特征后再评价其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潜力，最后提出不同类型区域特色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空间异质性上，特色乡村呈“东密西疏”分布，于黔东南州、铜仁市及安顺市形成3个明显集聚核心区；5类乡村核密度空间分异显著但维持集聚态势，表明类型差异性与空间集中性并存。（2）异质性影响因素上，高程、地势起伏度、坡度及距河流距离等自然因素构成决定性影响；历史文化积淀、民族人口分布等人文因素具有重要影响，二者共同影响特色乡村的空间分异格局。（3）旅游发展优化路径上，基于资源禀赋与旅游潜力综合指数构建评价体系，运用象限图解法将9个市（州）划分为四类发展区：协同提升区、优化引导区、资源整合区、特色挖掘区，为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优化路径，以期为拥有特色乡村资源的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本研究基于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认知-情感”理论模型，借助大数据挖掘技术获取上海Citywalk游客微博评论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系统探究其旅游形象感知特征。研究发现：（1）在认知形象层面，游客空间行为呈现“双核多轴”网状结构，偏爱融合人文景观与本地生活场景的特色街区；旅游环境感知体现多感官交互特征，受天气条件即时调控；交通呈现“地铁+慢行”低碳组合模式；餐饮与都市休闲深度耦合；住宿服务契合短时性需求。（2）情感形象方面，积极情感占据主导，主要由都市活力、文化碰撞与沉浸式体验驱动；消极体验主要来自人流拥挤、高物价及天气因素。（3）整体形象感知积极，重游与推荐意愿显著，但在空间承载力与消费成本方面存在优化需求。研究最后提出了优化上海Citywalk旅游形象的建议，为城市微旅行产品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以促进上海全域旅游以及主客共享旅游目的地的建设。

在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文化旅游正经历着从“技术赋能”向“生态重构”的范式跃迁。然而，产业超常规增长也暴露出深层矛盾，这一现实困境呼唤研究范式的创新突破和政策体系的完善升级。基于此，文章构建了数字文化旅游政策“主体-工具-主题”三维分析框架，通过NVIVO质性分析软件、Gephi绘图工具、内容分析法和LDA主题模型，对72份强关联政策与66份弱关联政策进行综合研究。研究发现：（1）政策主体协同程度不高，深度不足，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为发文中坚力量，其他主体部门参与较少。（2）政策工具运用失衡，整体上呈现出重供给、轻需求的状态。需求型内部子工具也存在分布不均的情况，人才支持（2.60%）、金融与财政支持（2.08%）等子工具占比低。（3）政策主题覆盖范围广泛，但缺乏深入探讨。数字资源的保护类政策相对滞后，数据安全与旅游产品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的政策主题并不突出。据此从加强政策主体合作、优化政策工具、完善政策主题上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具体而言，政策主体须着力加强协同合作，构建“权力-责任-能力”协同网络，建立高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政策工具方面，破除供需失衡，优化需求型政策工具分配；重点聚焦技术赋能、资源统筹、人才培育、内容创新等，进一步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政策主题方面，在旅游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现代化旅游人才培育、沉浸式体验技术装备普及化、财政金融支持等方面予以重点关注。

中国以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暴露出诸多环境问题，尤其是受工业化影响严重的黄河流域，而旅游产业作为环境友好型产业，逐渐成为黄河流域驱动城镇化转型的主导力量。本研究从高质量发展视角，基于2008-2020年黄河流域7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模型揭示了旅游城镇化发展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多数城市旅游城镇化发展质量较低，总体呈现出以省会城市和旅游城市为中心的“点-轴”空间结构特征。（2）不同发展质量下的旅游城镇化均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存在着显著边际递增的非线性驱动效应，其中旅游城镇化效益子系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大。（3）旅游城镇化发展质量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旅游城镇化发展质量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作用大于绿色技术进步。（4）区域差异性视角下，黄河中游旅游城镇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作用最显著，上游和下游旅游城镇化在高质量发展状态下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准确核算水生态产品价值和水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对促进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平衡以及提升区域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核算2023年上海市青浦区184个行政村水生态产品价值的基础上，采用改进熵权DEA模型评价水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利用GWR模型探究水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果。（1）水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具有空间异质性。2023年青浦区水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的变化幅度为[0.497-1.000]且呈现由西部向东部逐渐递减的趋势。青浦区水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总体差异为0.195，其中区域间差异贡献率（49.205%）强于区域内差异贡献率（26.869%）和超变密度贡献率（23.926%），是造成青浦区水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贡献源。（2）影响青浦区水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变化的经济因子和社会因子强于生计因素。与水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变化呈正相关的影响因素依次为人力资本、城镇化率、农业地均GDP和居民恩格尔系数。与水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变化呈负相关的影响因素依次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工业化程度。

剖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对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地至关重要。尽管国内外研究已从定义内涵与实现路径展开探讨，但现有综述仍面临两个局限：一方面，对价值实现的核算方法、影响因素及实践案例缺乏系统性的整合与比较；另一方面，未能充分展现核算方法创新、市场化路径多元化、制度体系完善等关键维度的最新进展与协同关系。 因此，本文从理论基础梳理到多维路径展望，在构建包含内涵界定、知识图谱分析技术、影响因素、实践案例及研究展望在内的系统分析框架基础上，总结了核算方法标准化、政府与市场协同路径以及供给侧-需求侧-制度侧-技术侧等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本文进一步通过国内外典型案例比较，揭示了差异化实现模式与全球协同的潜力。最后，针对当前挑战，本文从核算方法创新、市场化路径多元化、制度体系完善等六个维度，展望了旨在破解“三难”困境、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价值链并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未来研究。本文不仅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深化提供了整合性分析框架，促进了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对话，更为中国在“十五五”时期优化生态补偿机制、提升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建设国家公园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增加高品质生态产品供给的迫切需要。在梳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及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与核心机制。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划分为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生态权益交易、生态资本收益及生态资源产业化经营4大类10小类。其中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包括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及生态损害赔偿；国家公园生态权益交易包括生态服务付费、污染排放权益、资源开发权益；国家公园生态资本收益包括资源产权融资、补偿收益融资；国家公园生态资源产业化经营包括产业经营、特许经营。通过建立健全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市场化机制、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打通乡村地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换通道、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核心议题，基于对现有文献和案例的分析，系统梳理其概念演变、特征与分类，总结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机制，理清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模式。研究发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呈现主体绿色化、资源整合化、市场引领化、价值复合化的特征，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核算、转化、交易和反哺为核心机制，以村集体主导、社会资本主导、国有资本主导为典型模式，以“政策链—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的协同融合为有效路径。基于此，本文还提出健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政策启示。

耕地作为生态产品机制实现的重要领域，耕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有利于推动我国生态市场的完善。因此，把握耕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多主体互动下的协作与行为演化机制，揭示不同因素对主体的决策行为的影响，是实现耕地生态产品价值并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基于此，本文依据演化博弈理论，建立政府、农业企业和消费者为主体的三方博弈模型，通过刻画多主体在不同策略下的行为演化路径，演绎系统在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演化结果，并采用相关参考文献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并利用仿真结果，分析不同要素对主体策略选择以及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1）政府给予的补贴增加有利于提高农业企业和消费者的积极性；（2）农业企业建设高标准农田参与度越高，生态效益分配系数越大，越有利于耕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3）消费者对耕地生态产品所需要支付的额外费用最敏感，农业企业次之，政府最不敏感。针对以上结论，提出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当采取精准施策方针，精细化政府的财政资金配置；其次，政府应积极建立多元主体协同的耕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再次，政府要完善耕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体系，充分保障农业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最后，应强化补贴的激励与信号功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认知与信任度，促进供需两端扩张，推动形成良性循环的耕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式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提升其旅游参与水平是实现遗产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文章基于期望理论、可行能力理论构建“期望—感知”差异下社区居民旅游参与水平评价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喀拉峻遗产地牧民的微观调研数据，利用IPA分析法探讨社区居民旅游参与水平，使用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对不同特征人群进行差异性检验，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研究个体特征差异对社区居民旅游参与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感知值均低于期望值，其旅游参与水平较低，参与旅游实际感受与预期目标相差较远；（2）受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可支配收入与社区居民旅游参与水平呈显著正向影响，中老年龄段因素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而性别和村民代表因素则对其影响不显著。

研学地域系统是发挥研学价值的空间综合体，其系统的内涵研究及实证量化研究较为匮乏。本研究基于地方认同理论探索研学地域系统内涵及影响因素，构建研学地域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调研浙江省553家研学旅行基地（营地）及相关经营场所，采用熵权法对浙江省11市的研学发展状况展开实证测度。得到研学地域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中一级权重从高到低依次是研学活动、研学资源、服务设施和交通网络子系统，二级、三级指标间权重有明显差异。实证测度结果中，杭州、宁波和湖州三市研学地域系统发展水平位居前三。最终梳理浙江经验后，从研学企业、研学基（营）地以及地域研学管理者三个层面，分别提出课程品控与服务质量“两手抓”、研学资源和服务设施共建设以及顶层设计资源配置齐发力等供其他地域参考的建设路径。

山地旅游是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亟需科学评估工具协同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效益。构建国家公园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评估大熊猫国家公园山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运用熵权-TOPSIS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障碍度模型，对2014—2022年间大熊猫国家公园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整体绩效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绩效较高，社会和经济绩效较低。区域性差异显著，整体表现为“中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关联分析未见全局集聚效应，但中部和北部地区出现了低-高、高-高和高-低的局部集聚趋势。影响因素方面，旅游规模、社会保障、旅游效益以及经济基础等经济与社会因素是制约发展的主要障碍，具体表现在旅游专业化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不足。研究为国家公园山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

生态旅游是平衡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它通过较小范围的适度利用可以实现较大范围的有效保护。为更好地协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社区发展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了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社区经济、游憩技术和公共管理5个维度18个指标的生态旅游可持续性评估体系，并采用DANP-mV模型，从影响力角度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与对策研究。研究结果如下：（1）从绩效水平来看，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整体绩效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3.5526），离期望值还有一段差距。（2）从策略优化对策来看，维度层面的策略改进须优先考虑游憩技术层面，其次是公共管理、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等层面；指标方面策略改进要优先提升生物多样性、地方文化认同、生态补偿、智慧技术应用和监管机制等方面。本研究提出了平衡自然保护、经济发展与社区发展关系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