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狗入侵是全球各地野生动物群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了保护当地野生动植物群落的平衡，保护生物学工作必须着重控制流浪狗数量。在贺兰山地区，有蹄类动物的数量正在恢复，而顶级捕食者的缺失是关键问题。流浪狗的存在可能会给该地区的生态恢复工作带来复杂的问题。通过对分子和红外相机数据的分析，我们研究了流浪狗和当地食肉动物在食性、时间和空间方面生态位的重叠情况。结果显示，流浪狗与当地食肉动物在各个生态位存在高度重叠，这可能与食物丰富度有关，暗示它们之间未来可能会增加竞争。在涉及保护野生食肉动物时，我们必须重视流浪狗的存在问题。

基于1980‒2020年的北京市博物馆数据，利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法，刻画北京市博物馆时空演化特征并分析其驱动因素。研究显示：北京市博物馆发展经历了缓慢起步、高速发展和提质升级三个阶段，博物馆类型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化发展程度不断提升；北京市博物馆“单核”集聚特征凸显，呈典型的“中心-边缘”分布特征，在扩张过程中有裂变新核的趋势；北京市博物馆时间演化呈倒“L”特征，有“向北向东”发展的趋势，海淀、朝阳有望成为新中心；各区间分布不均，总体格局有向均衡分布演化的趋势。在人口、资源、经济、交通等影响博物馆空间分布的因素研究基础上，创新性引入教育因素，结果显示，北京市博物馆随时间演化呈现由“人口驱动型”、“资源驱动型”向“教育驱动型”转化的趋势。

本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旅游理论、旅游生命周期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以“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理念为指导，构建了考察生产、生活、生态方面及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其目的在于推动旅游景区居民对户外旅游发展的支持，对促进地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四姑娘山从事山地户外旅游的居民为研究对象，收集相关数据，并借助SPSS和SmartPLS分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其中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影响最为突出；（2）生产感知对生活和生态感知均有显著影响；（3）居民的生活和生态观念对山地户外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山地户外旅游及居民态度的研究，为当地管理和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游客的生态旅游体验影响游客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并促生情感联结，有利于游客的环境行为转化，并对维持旅游目的地人地关系和谐具有重要作用。调研团队于2021年7月对芦芽山景区的游客开展问卷调查，获取有效问卷632份。在此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生态旅游体验—情感体验—环境责任行为”的作用机理展开验证，引入数字信息的使用作为调节变量，并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等对旅游和日常环境责任行为关系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 参与体验对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 情感体验对教育、参与和逃避体验与环境责任行为意愿中起正向中介作用；(3) 数字信息技术的使用在情感体验转化为环境责任行为意愿中起正向调节作用；(4) 旅游与日常情境下的环境责任行为意愿相互关联，即通过生态旅游体验能够促进人们环境保护行为长期改善。研究为景区提供了旅游产品改善新路径，有助于维持区域健康的人地关系。

以上海市为例，获取小红书与去哪儿网近10年网络游记数据构建上海旅游流网络，运用变点检测（CPD）和复杂网络分析（CNA）等方法，揭示上海旅游流的空间结构特征及上海旅游流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1）近10年来，上海旅游市场经历了从平稳有序到短暂波动后又逐步恢复的演变过程，且2019年是旅游流网络演化的转折点；（2）上海旅游流网络的小世界和近似无标度特性得到验证，网络由异配转为暂时的同配，呈现外部扩张、内部分离的发展趋势；（3）旅游流网络的中心性指标在整体上保持平稳的同时，伴随着新兴节点的萌生，文化节点的关注度也在提升；（4）在空间联系上，新兴热门节点涌现且与周边节点之间关系加强；（5）旅游流网络的空间形态呈倒“V”型且逐步向西南和东南方向扩展，形成以核心节点为中心并向外辐射趋势。同时，在网络的边缘区域动态生成了若干新节点，这些节点自发聚合为与核心网络连接强度较低的独立子群。

非遗与旅游融合作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空间地理学视角，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究呼伦贝尔市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呼伦贝尔市工艺美术类和表演艺术类非遗资源占主体地位且级别较高，非遗资源空间分布集聚态势显著，以主核心区、次核心区、边缘区为主要分布现状；（2）基于分析结果，首先根据非遗资源核心区提出空间整合优化模式，之后从资源驱动渗透型融合、产品驱动重组型融合、市场驱动延伸型融合三个角度构建特色资源文旅融合模式。（3）本文认为推力、拉力和支持力三大子系统组成了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动力系统，各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构建了二者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可合理规划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拓宽了文化遗产的研究视角。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剂，在助力内蒙古脱贫攻坚中发挥重要作用。将内蒙古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和星级乡村（牧区）接待户作为乡村旅游点，通过对乡村旅游点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明晰其分布格局，助力内蒙古乡村旅游的发展。选择内蒙古地区乡村旅游点，通过百度拾取器拾取坐标点导入ArcGIS 10.8中，运用最邻近指数、区位商、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进行量化分析，探索分布规律，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影响内蒙古地区乡村旅游点分布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内蒙古地区乡村旅游点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各盟市分布具有不均衡性。（2）内蒙古地区乡村旅游点在空间密度上呈现“单核中心、外围递减、次核心分散分布”特征。实际地理集中指数$G$为30.23，均匀状态下分布指数${{G}_{0}}$为29.14，$G$>${{G}_{0}}$说明内蒙古地区乡村旅游点的空间分布上有一定的集聚性，但是整体集聚程度不强。（3）旅游基础、经济发展、旅游潜力和自然因素共同影响了内蒙古地区乡村旅游点的空间分布，其中经济发展、旅游潜力和旅游基础对于重点村分布的影响大，从子系统来看，A级景区资源数第一（q=0.848），旅游接待人数的解释力度其次（q=0.788），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解释力度第三（q=0.687），常住人口的解释力度第四（q=0.603），这些为影响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探查区域文化与旅游融合机制，论文运用综合指数法和变异系数法测度安徽省16个地级市文化和旅游子系统融合发展度，运用决策实验室分析方法探查其融合机制。结果显示：（1）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12-2021年文化子系统综合指数、融合度及融合发展度阶段性变化特征明显。（2）安徽省融合发展度时空变化差异明显，2015-2019年东部地级市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地级市，2019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呈递降趋势，2020年恢复增长的空间差异不明显。（3）文化和旅游融合系统中，文化子系统行业基础及活动规模两类准则层互为因果关系，而旅游子系统准则层产业基础是市场规模的结果。中心度关键因素主要集中在两大子系统的准则层产业基础和活动或市场规模中，而两大子系统准则层经济贡献对中心度影响较小。

本文提出了一个用于剖析和理解河流流域内游客综合文化感知的研究框架。该框架由两个互补部分组成：首先，通过文本分析构建了多维文化感知维度体系；其次，使用深度学习模型和空间聚类方法研究黄河流域游客多维文化感知的相似性与空间分异。研究揭示了黄河流域游客文化感知的六个关键维度：历史、建筑、民俗、食物、宗教和休闲，并展示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感知空间模式：上游的多中心网络模式、中游以西安为中心“文化圈”模式以及下游的“城市对”模式。此外，黄河流域被划分为十个独特的文化区域，每个区域都突出了游客的多样化感知。这一框架不仅为未来的大尺度区域旅游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指导，也为相关管理者提供了战略性见解，以促进流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和旅游合作。

旅游产业粗放式增长不利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和全面节约战略的实施，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旅游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本研究利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GIE）进行定量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利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的提升作用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单重门槛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本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研究新视角，也为探寻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提升路径、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论文以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针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资产核算方法。这些遗产地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蕴含丰富文化历史和生态多样性的宝库，但是，它们面临着城市扩张和现代化带来的越来越多的风险和挑战。（1）研究开发出一个融合生态、经济和文化评估技术的综合方法论框架。该框架识别和评估了重要的生态资产，如土地、水、植被、动物和微生物，并将其价值分为直接价值（例如农业）、间接价值（例如防洪）和非使用价值（例如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2）研究强调将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管理相结合的必要性。这种双重方法支持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成长，支撑更广泛的保护目标，支持创新的遗产保护管理策略。（3）研究倡导可持续的管理实践，以维护这些重要遗产地的生态和文化完整性。通过详细的生态系统分析，本文提出兼顾生态保护和当地社区社会经济需求的平衡政策，为全球类似遗产地推广这套可复制的模式。总体而言，该模式体现了如何有效利用生态和文化资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确保自然与文化价值在和谐环境中共存。

随着气候变化的日益严重，农业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源之一，其碳排放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因此发展低碳农业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利用黄河流域2001-2020年城市面板数据，进一步测算了黄河流域农业碳排放，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分析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时空格局上，黄河流域农业碳排放总量呈现“M”型波动趋势。空间上，农业碳排放呈现“下游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的格局，区域差异显著。（2）在影响因素上，从直接效应来看，农业机械化对本地农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在溢出效应方面，农业机械化对邻近地区农业碳排放也具有抑制作用。（3）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中游城市，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相反，上游下游城市表现为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农业经济一直承受着严重的环境压力。这些发现为农业减碳实践提供了支撑，为理解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碳排放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它们还可以为乡村振兴与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战略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燃煤取暖是我国北方特别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最为常见的农村冬季取暖方式，而大量散煤直接燃烧是造成北方地区大气污染严重、冬季重污染天气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推进农村清洁取暖顺利实施与可持续发展，保障农村居民在经济可承受的前提下满足取暖需求，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农村居民对清洁取暖的支付意愿水平及影响因素，能为更好推进农村地区清洁取暖提供更有利的技术支撑。通过对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省份的农村地区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获取农村居民的清洁取暖支付意愿情况，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居民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河北地区的支付意愿得分较高，平均值为2388元；山东的支付意愿最低，为1595元；河南和陕西的支付意愿分别为1608元和1929元。支付意愿与年龄、清洁取暖改造之后承担这部分取暖的费用有经济压力显著负相关，与家庭一年中供暖总时长、家庭供暖总面积、家庭2023年的总收入、所能承受的价格上升幅度、清洁取暖整体工程满意度、对燃气（电）价格的满意度、对供暖设备的满意度、对室内温度的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优化农民生计策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本研究基于2000-2023年相关文献，采用元分析方法对国内外非农生计策略选择研究进行综合梳理，从可持续生计视角出发，围绕生计资本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第一，生计资本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的直接影响效应存异——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选择非农生计策略都具有促进效应;自然资本对农民选择非农生计策略具有抑制效应;物质资本对农民非农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不显著。第二，非农生计类型和地形特征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存在调节效应——非农生计类型（务工、经商）、地形特征在生计资本影响非农生计策略选择的关系中均存在调节效应。据此，可通过优化生计资本配置来引导农民选择非农生计策略。

使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利用湖南省2007‒2021年相关指标数据，对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度及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研究发现:（1）除2013年略有波动外，湖南省农业经济呈稳步发展的态势，而生态环境评价指数呈先降后升的态势。两者的综合评价指数略呈“剪刀差”的形状，但从2013年开始两者都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同步趋势。（2）耦合度方面，除了2007年较低以外，其他年份均较高，处于优质耦合的状态。（3）协调发展度方面，先后经历了2007-2016年的波动、2017-2021年的稳定增长二个阶段，目前属于中度协调发展水平阶段。（4）湖南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依次经历了经济极度滞后型、经济严重滞后型、环境比较滞后型、环境严重滞后型。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应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优化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产业、强化科学技术（大数据技术）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强政府层面的宏观引导。

提高乡村的多功能性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关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具体目标至关重要。本研究在功能构成、相互作用和城乡一体化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构建了乡村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研究了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确定主导功能类型。结果表明：（1）河南省大部分县的村庄处于两极分化或主导发展类型。只有少数以非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能够实现全面均衡发展。（2）不同类型县域的乡村地区存在功能和空间分化。城市周边村庄非农业生产功能较为突出，山区和丘陵地区村庄强调生态保护功能。平原和偏远地区村庄的发展则侧重于农业生产功能。（3）乡村多功能之间的关系复杂多样。农业生产往往制约其他功能。非农业生产功能的发展对社会保障功能的完善有积极作用。文化旅游和生态保护功能相互促进。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山区乡村多功能整体模式和类型差异的理解，为今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指导。

文章聚焦中国地级城市会展业竞争力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在指标体系构建基础上，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其变化特征和影响机理进行定量测度与研究。分析发现：2013-2019年中国城市会展业竞争力子系统及其综合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且城市经济实力>邮电运输能力>会展业活力；研究时段内会展业竞争力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小幅度上升态势，但城市间的发展差异趋于增加；不同协调类型的城市占比呈动态变化，整体呈现出向耦合阶段缓慢演进的发展态势；自然环境条件、城市贸易水平、会展教育基础、信息化水平对城市会展业竞争力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变化起着主要作用。城市会展业竞争力的提升与多种资源要素密切关联，各个城市应结合自身禀赋优势和所处状态，明晰其规模与定位，通过固优势、补短板的发展策略，与周边城市形成差异化发展和错位竞争的区域发展格局。

针对钢铁产业中能源不安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问题，目前对其认识尚不深入。本研究利用2010-2019年中国24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了能源安全对钢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在能源安全对钢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能源安全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呈现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此外，研究还发现产业集聚在其中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进一步地，准自然实验的证据表明，以能源安全与政策的交互项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溢出效应估计时，所得到的估计系数为负，这凸显了政策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影响。阈值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加，能源安全的影响呈现出“强-弱”型的V型趋势。此外，研究还揭示了能源安全与产业集聚影响之间的“倒U型”关系，表明增强能源安全有助于实现钢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研究的目标是为政府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以确保能源安全并促进钢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2000-2020年土地利用、地形、气候、经济与人口数据，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转移矩阵、核密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探究了近20年六冲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演变特征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因子对其影响的交互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六冲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由农田、森林与灌木占主导，土地利用变化方式主要表现为不透水面面积的上升和灌木面积的减少；（2）荒地、不透水面与水体单一动态度出现明显增长，灌木下降9.37%，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单一动态度变化表现较为稳定，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7.95%，流域的土地利用变化热点区域的范围经历了从“零星分布-扩散-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3）气温、降水和高程是推动六冲河流域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夜间灯光、GDP与NDVI逐渐成为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各时段驱动因子间交互作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解释力始终大于单因子作用。研究结果可为流域进行国土空间规划、水土保持及生态恢复等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参考。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是北方典型农牧交错带，也是滦河水系的源头，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是否合理、水生态环境是否可持续发展是当地政府部门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通过对多伦县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调查，分析得到2020年多伦县人均用水量、万元GDP用水量低于内蒙古自治区平均水平，用水水平较好。通过对生态基流保障率、水源涵养功能指数、水质达标率这3个指标采用九标度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多伦县水生态环境评价模型，最后得出多伦县的综合评分为8.35分（总分10分），说明研究区水生态环境目前处于较好状态，该评价模型对今后多伦县水生态环境管理以及进行持续性相关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街道绿化一直是城市设计相关领域讨论的热点话题。在过去，大多数研究主要是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计算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NDVI）的方式来评估城市绿化水平，对人本尺度视角的街道绿化关注不足。因此，为了能够更全面地测量街道的绿化水平，支撑步行友好的街道绿化建设，本研究结合了空间句法、机器学习技术、街景图像及遥感影像数据等，综合分析了绿视率（GVI）、NDVI两个指标，对两者的差异性进行了探讨。此外，通过将可达性与GVI进行耦合分析，揭示了在街道绿化建设中应该优先干预的区域。结果表明：（1）成都市四环内西部与南部区域的街道拥有更高的GVI。（2）GVI与NDVI总体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中心及东部区域。（3）“通勤与步行可达性高—GVI低”的街道在顺城大街以东的区域相重合。最后，本研究提供的方法能够为成都和其他城市人本尺度的街道绿化建设提供参考。

城市化加剧了城市的生态压力，因此需要评估城市生态质量。区域动态和驱动因素的长期特征对于环境管理至关重要。为此，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增强生态质量模型（MRSEI），该模型结合了植被覆盖率（FVC）和增强型植被指数（EVI），而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来代替传统RSEI模型中的绿度。利用 Google Earth Engine（GEE）平台上的 Landsat TM/OLI 数据，用来分析2000-2018年榆林市的生态质量变化。此外，研究还使用地理探测器来量化影响研究区域的人为和环境因素。结果总结如下：（1）MRSEI数值与各项指标的相关性系数均值为0.840，比单个指标分量更具有代表性，并且针对第一主成分来说，MRSEI的贡献率提高了12.88个百分点，在针对道路、村落以及未利用土地的识别作用中，MRSEI的识别效果要明显优于RSEI，与真实地表状况更加符合，适合区域生态质量的评估。（2）2000-2020年，榆林市MRSEI平均值为0.481，2018年达到峰值0.518，表明生态总体上随时间改善。从空间分布看，榆林市东南部生态条件优于西北部。虽然有38.81%的地区生态质量显著改善，但10.15%的地区生态质量显著恶化，主要集中在定边县和靖边县，凸显了这些区域加强生态保护的必要性。（3）榆林市生态状况长期保持稳定，在空间聚集性方面，呈现高-高聚集集中在榆林市东部的清涧县、吴堡县、佳县、府谷县以及中部的横山县和子洲县。低-低聚集主要分布在榆林市北部榆阳区的沙漠区域以及西部定边县高海拔地区。（4）榆林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最主要的因素是植被覆盖度的提高，降雨是影响榆林最重要的环境因素，降雨与土地利用的交互作用对生态环境解释力最强。相比之下，空气质量对榆林市的解释力最弱，不适合作为指标进行计算。（5）MRSEI模型显著提升了城市生态评估的准确性，加强了城市生态监测。此外，我们的分析证明了该模型在流域区域的适用性，可助力区域生态的全面评估与监测。

三江源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揭示其景观类型和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化特征，对促进三江源地区生态修复和景观格局优化具有重要意义。以三江源地区为研究案例地，依托1990、2000、2010和2020年4个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基于景观格局指数构建三江源地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其生态风险进行定量评价，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三江源地区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分布与高原自然地带和土地覆被变化密切相关。（2）1990-2020年，三江源地区草地、水域、耕地和建设用地的面积有所增加，林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有所减少。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与景观类型变化及转移特征一致。高生态风险区和较高生态风险区面积比例合计减少9.76%；中生态风险区域面积比例增加1.03%，较低生态风险区面积比例增加8.99%，低生态风险区面积比例减少0.26%。（3）三江源地区整体上以低生态风险、较低生态风险和中生态风险等级为主，合计占整个研究区面积的70%以上，生态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4）三江源地区相邻评价单元景观生态风险呈高度正相关关系，集聚效应在西北部和东南部最为明显。

生境质量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地形是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结构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旨在识别不同地形梯度下的生境适宜性，分析2000-2020年生境质量的空间异质性，并探讨影响因素与生境质量的相关性。采用InVEST模型对2000-2020年昭通市生境质量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评价，并基于地形梯度视角检测了昭通市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利用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坡度、年平均气温等因素，对昭通市生境质量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耕地和草地为主，增加最多的土地利用类型为建设用地；（2）2000-2020年，昭通市高等、中等生境质量面积减少，中高等、中低等和低等生境质量面积增加；（3）昭通市生境质量具有显著的地形梯度效应，其主导驱动因子由GDP→土地利用类型→年平均降水量。不同等级生境质量之间的转移主要表现为“递减”转移特征，呈现出低地形梯度生境质量低、高地形梯度生境质量高的现象。交叉检测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类型与其他驱动因素的相关性最高。因此，本研究可为决策者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云南作为森林资源大省，评估其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对云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最近一次云南省调查数据即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为基础并依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2020），对云南16个市（州）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并采用岭回归法研究影响各市（州）价值差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云南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每年982.926×10⁹元，其中固碳释氧价值最大；（2）服务功能价值前四位的市（州）为普洱市>楚雄州>迪庆州>大理州；后四位的市（州）为昆明市>玉溪市>德宏州>昭通市；（3）影响各市（州）服务功能价值的因素主要有林地面积、森林覆盖率、GDP、人口密度。研究结果对云南省各市（州）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已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背景下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05-2020年间主要年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从多级空间尺度动态考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并借助障碍度模型探究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中国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提升，高质量发展指数由2005年的0.056上升至2020年的0.092，年均增速3.36%，整体呈“东部水平高、西部增速快”的发展格局；（2）空间关联上，中国高质量发展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珠三角地区及京津冀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多集聚于西部地区;（3）动态演进上，中国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小幅右移态势，高质量发展水平极化现象减弱且右拖尾情况有所缓解;（4）障碍识别上，影响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子始终为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数，从准则层看，开放、创新是高质量发展最大的障碍因素，各准则层障碍度在研究期内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化特征。研究成果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科学依据。

疫情对城市居民出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基于“节点-线段-网络”层级和百度迁徙大数据，对新冠疫情爆发前后（即2019年和2021年）的中国国庆假期城市居民的出行网络模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1）相比2019年，2021年出行聚集系数增加，省内联系网络通达性升高，疫情后居民的出行集聚程度更高。（2）相比2019年，2021年全国“中心轴辐”模式、省外“菱形”结构、省内“核心-边缘”格局更为收缩聚集，居民出行更趋省域化、低值化。（3）2021年优势关联覆盖范围缩小，城市组团识别总个数和单一省域组团比2019年增多，分别达到25和16个，说明疫情加重行政区划壁垒效应。（4）城市竞争力、政策管控、行政边界壁垒和居民出行意愿及风险感知是疫情期间出行的主要影响因素。

北京皇家园林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特色显著，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珍贵的遗产价值。本文梳理了北京皇家园林文化遗产资源的呈现形式，进而对北京皇家园林的文化基因进行识别与提取。在文化基因的提取中，根据资源的可感知性，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基因与非物质文化基因两大类。物质文化基因主要体现在园林的建筑风格、景观布局、植物配置等有形元素上，它们共同构成了皇家园林的独特风貌。非物质文化基因则更多地体现在园林所承载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审美观念等无形元素中，它们赋予了园林更深层次的精神价值。进一步地，根据基因的重要性与稳定性，又将提取出的文化基因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及变异基因四种类型。主体基因是皇家园林文化遗产的核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传承性；附着基因则是围绕主体基因衍生出的相关元素，虽非核心但同样重要；混合基因是多种文化元素相互交融的结果，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变异基因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创新，它们为皇家园林注入了新的活力。最后，针对不同类型文化基因的特性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主体基因：坚守本质，强化核心价值；附着基因：创新传承，优化衍生品供给；混合基因：整体保护，实现集体繁荣；变异基因：精选辨识，择优融合发展。

四川省休闲体育资源丰富，其竞争力进行评价可为四川省休闲体育产业集群选址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构建了休闲体育资源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四川省21市州的休闲体育资源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区域差异性较大，可分为三个梯队：属于第一梯队的区域是成都市、乐山市、宜宾市、绵阳市、自贡市、阿坝州、泸州市7市州，属于第二梯队的区域是雅安市、广元市、甘孜州、内江市、德阳市、广安市、凉山州、南充市、攀枝花市、巴中市和达州市11市州，属于第三梯队的区域是眉山市、遂宁市和资阳市。综合考虑资源条件、环境条件和开发条件，四川省休闲体育产业集群培育适宜区域为成都市、乐山市、宜宾市、绵阳市和自贡市，并提出休闲体育产业集群发展建议，以期促进四川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的：旅游者体验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已成为21世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研究民宿体验中主人与旅游者之间的心理互动，探索情境因素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TPEB)的影响机制。研究设计与方法：本研究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TPEB影响机制。于2022年3月25日至4月6日在中国福建省平潭岛，共回收有效问卷437份，以结构方程模型(SEM)为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环境质量和主客互动对游客的亲环境行为都有正向影响。此外，情境因素对主客互动有显著影响，主客互动又在情境因素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研究局限性/影响：首先，缺乏关于主客互动的不同维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关系的讨论。其次，研究范围仅限于平潭岛的国内游客。因此，未来应该对不同类型的民宿以及不同维度的主客互动进行深入研究。实践意义：本研究从改善环境质量、制定稳健的环境政策、培养积极的情感联系等方面，为目的地管理在游客环境行为管理、降低民宿成本、低碳运营等方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建议。独创性/价值：本研究通过研究情景因素的作用扩展了TPEB的相关研究，并拓宽了民宿情境中主客互动的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