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集聚性已成为诸多国家民宿产业空间分布的突出特征。然而，微观尺度上识别与量化适宜民宿产业集聚的优势区位仍处于探索阶段，这对民宿产业的培育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本研究在多源数据以及空间熵权叠加法的支持下，借鉴物理学中引力场与磁场概念并基于相关区位理论，采用民宿环境场势能及其量化模型来评估适宜民宿发展的微观区位。最后，以“中国最美乡村”婺源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显示，民宿产业主要沿交通线和河流分布，受旅游资源和乡村聚落影响较大，集聚程度逐渐增强；环境场势能与基础设施可达性和旅游资源的开发联系紧密，整体呈现网络化、多中心性和核心边缘结构；民宿产业分布与环境场势能呈正相关关系。本研究为优化旅游目的地和民宿产业的可持续规划和选址决策提供了依据。

民族村寨因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和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桂林龙脊梯田景区为案例，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外部动力因素进行解析，并构建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研究发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主要有旅游资源禀赋、村民利益诉求、企业经营管理、政府支持、市场需求、市场竞争、媒体宣传7个动力因素。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外部各动力因子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特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由多个动力因素相互作用，多个利益主体共同协作运行。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建议，以期促进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旅游目的地居民作为乡村旅游的核心利益主体，其主观幸福感及亲旅游行为能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运用相关数理方法定量分析阆中市五龙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显性驱动因素和隐性联结因素正向影响旅游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居民更关注主观幸福感的未来指向，居民精神层面的主观幸福感对其亲旅游行为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2）各显性驱动因素的权重值与测度指数值排序一致，变异系数值波动幅度较明显，对其亲旅游行为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3）隐性联结因素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和负向的影响关系，而文化程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性或隐性的传导作用，影响居民亲旅游行为的情感凝聚；（4）居民在生活富裕感、民生安居感、自我价值感、未来期待感4个显性驱动因素层面的主观幸福感对其亲旅游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获得感是其亲旅游行为的中介传导动力，对当地旅游发展具有积极支持的行为效应。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表明，旅游中以书法、音乐等为代表的艺术体验对游客认知、情感及外在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为例，探究旅游中艺术体验对游客遗产保护意愿的影响。基于SOR理论及前人研究成果，构建农业文化遗产地游客艺术体验对保护意愿的影响模型，建立测量指标体系，经实地调研获取434份问卷数据，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修正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艺术体验正向影响游客保护意愿的产生。（2）艺术体验通过心流体验、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对游客保护意愿产生影响。同时，艺术体验显著影响游客消费倾向，进而促进保护性消费行为的产生，从而有利于提高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愿。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具有生态脆弱性和文化敏感性，在开发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过程中，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有利于保护旅游地自然和人文环境，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和体验层次理论，构建了游客环境契合度-地方依恋-亲环境行为之间的概念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功能契合正向显著影响游客亲环境行为。（2）服务契合正向显著影响游客亲环境行为。（3）地方依恋在环境契合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据此为农业遗产旅游地管理提出了促进游客功能契合、服务契合、增强游客地方依恋等建议。

乡村旅游在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抖音等平台上的用户生成内容（UGC）视频已成为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本研究以抖音应用程序为研究平台，考察了用户生成内容短视频、游客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以及他们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研究探讨了用户生成内容短视频对游客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的影响，以及目的地形象感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用户生成内容短视频对游客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具有积极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在这一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通过认知形象感知和情感形象感知来影响游客的决策。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本文建议乡村旅游目的地管理者通过用户生成内容短视频内容来加强推广策略，并提升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对目的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引领带动作用，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的民生福祉产生了直观的影响。为客观评价乡村旅游地居民的民生福祉，本文以沈阳市稻梦空间景区为例，选取该景区所在街道的18个行政村的目的地居民作为受访对象，运用SPSS 26.0统计分析软件对实地调研收集到的204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从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的民生福祉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地居民的民生福祉水平较高。四个维度中，经济维度评价均值最低，文化维度评价均值最高。在此基础上，根据调研地区的实际情况，为促进乡村旅游地居民民生福祉水平的提升提出对策意见。

旅游者的地方感在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是历史街区业态发育、演变和空间重构的重要动力。本研究以中国典型的空间重构历史街区——广东永庆坊为例，从地方感的视角出发，对游客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特征进行了解析，提出了地方感生成机制模型假设。研究发现：地方活动感知和地方环境感知对旅游者产生积极地方情感有正向影响；地方活动感知和地方环境感知对旅游者行为意向有正向影响；而积极地方情感对旅游者行为意向有正向影响，消极地方情感对旅游者行为意向有负向影响。在对假设检验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还检验了积极与消极“地方情感”的中介效应。发现游客在一个地方的认知和体验上产生地方情绪，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意图。研究从旅游者地方感生成机制的视角出发，为历史街区的发展路径选择及其更新和重构提供了理论借鉴。

文化要素在主题公园中处于核心地位，融入文化的主题公园逐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景观和人们进行互动。文化的表达决定主题公园的质量，影响游客的体验感。从文化可参观性的视角，通过实地调研、内容分析和扎根理论探究主题公园的文化实践以及游客诉求。研究结果发现：主题公园具备真实性、互动性、可参与性和可读性的特征，以场景还原和故事叙述打造真实性的环境为基础，完善的服务设施为保障，凸显文化特色为亮点，旅游互动交往贯穿游玩过程，实现文化可参观性生产。内容分析结果表明，游客对主题公园的游乐项目、表演、旅游体验等关注度较高。在主题公园满足休闲娱乐功能下，游客的诉求体现在主题公园产品, 旅游服务, 主题公园故事叙述, 社会互动和沉浸感体验五方面，且游客的诉求推动主题公园文化再生产。本研究扩展了文化可参观性生产的适用范围，旨在厘清新时代主题公园游客的诉求，对主题公园更好地发挥讲故事功能, 提高游客旅游体验具有一定的启示。

体育旅游作为中国旅游发展的关键领域之一，得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体育赛事及推广活动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海南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被中央和地方政府优先考虑，旨在将海口、三亚和万宁建设为体育旅游重要枢纽。然而，关于从产业者视角评估区域体育旅游的研究仍较为匮乏。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海南体育旅游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深入评估海南体育旅游产业的现状，采集行业利益相关者的观点。通过Nvivo软件对数据进行编码，识别出十二个关键维度：品牌、文化、商业伦理、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市场、自然资源、政策、产品、赛事、资金和人才。通过对这些维度的横向和纵向分析，研究评估了当前产业的状况与挑战，并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建议：① 政府层面：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并建立专门管理部门；② 企业层面：聚焦战略定位、有效的市场营销以及通过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③ 政企合作层面：加强政企协同联动，推动体育旅游在多城市间的一体化布局与协同发展。

文旅产业融合与协调发展对实现东北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目标大有裨益。通过构建文旅产业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OLS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2013-2022年间东北边疆地区省域层面上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的测算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东北边疆地区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虽然呈现出波动和不均衡态势，但整体上仍旧显示出缓慢上升特点，大多数年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东北边疆地区文旅产业耦合协调程度受四种驱动因素的共同影响，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发达程度、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发达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文旅产业融合中的作用暂时减弱，但随着经济慢慢复苏，以上驱动因素将对文旅产业融合与协调发展产生持续深远影响，从而助推东北边疆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融合模式创新、交通网络建设、产业结构优化三个方面，提出了可切实提升东北边疆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将正面和负面旅游网络关注度纳入一个综合框架，考察其对长三角旅游业发展的不同影响。特别地，本研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准确地检验了正、负旅游网络关注度与区域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包括旅游网络关注度对当地和邻近地区的影响。此外，该框架还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影响长三角各城市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网络关注度等因素的路径组合，并阐述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正面旅游网络关注度对区域旅游发展具有“U”型影响。（2）正面旅游网络关注度对当地和邻近地区的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负面旅游网络关注度既阻碍了当地的旅游发展，又通过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产生不利影响。（3）区域旅游发展路径多样，包括需求-设施驱动、需求-资源-设施-交通驱动、口碑-交通驱动和交通-资源驱动四种模式。本研究以长三角为例，对正面和负面旅游网络关注度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和理论见解。

本文在阐释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核密度、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等方法，实证分析2011-2019年黄河流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进规律及其差异来源。结果发现：（1）黄河流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研究期内呈上升态势，共同富裕发展水平高于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二者均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2）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稳步提升，旅游高质量发展滞后型是主要类型。（3）核密度分析结果表明，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提升且差异在减小。（4）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总体基尼系数在波动中降低，地区间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

因旅游景区的复杂性和空间异质性，评估和量化其空间结构需要发展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以往关于空间结构的研究多集中在游客流动的规律和旅游业发展趋势上，以人文和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主。目前，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需要整合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支撑旅游科学规划和管理。本研究从地理距离和几何空间视角，基于等级分类指数、空间关系函数和影响因素分析，发展了一种定量评估旅游景点空间结构的方法，并融入地理信息系统开展中国案例研究，具有可视化、数据及时更新和方便实践指导的优势。从地理学和旅游科学交叉为理解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新的见解。研究表明，中国4A级和3A级旅游景区数量最多，占总数的80.9%。景区最近邻比率小于1，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布聚集模式，4个主要的景区聚集中心位于中国东部和南部。自然环境决定了景区空间结构，51.46%的景区分布在海拔200米以下区域，95.10%的景区所在区域坡度小于15°。1A和2A级景区主要分布在低温少雨的地区，而5A、4A和3A级景区分布相对集中，气候特征相似。5A级景区具有较高的GDP、人口密度及其增长率。景区空间结构与人口分布、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中国东南部人口和GDP占全国的90%以上，该区域A级及以上景区占总景区数的60%以上。

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提升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T）既是缓解行业脆弱性的关键策略，也是增强旅游业韧性的核心机制。本研究构建了旅游业韧性和GTFPT的分析框架，建立动态空间效应模型，实证考察2012-2020年中国GTFPT促进旅游业韧性的时空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韧性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区域差异显著，其中西南、西北地区凭借后发增长优势表现突出。（2）GTFPT对旅游业韧性具有显著增强作用，技术创新与科技金融在该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3）GTFPT不仅强化本地区的旅游业韧性，更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短期与长期均可惠及邻近省份，且溢出效应强度超越直接影响。这些发现为绿色发展理念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推进的关联性提供了有力证据，为提升旅游业韧性、深化区域空间联动提供了有益参考。

基于2013−202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理、门槛特征及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其中覆盖广度相对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而言，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更突出；（2）从作用机理来看，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效应主要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实现，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因城市数字经济集聚程度及所处地理区位不同而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性。在数字经济非集聚区及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4）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公共充电站空间配置合理性是缓解车主“里程焦虑”、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保障的关键。通过引入复杂路网规划方法（OSMnx），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最高的上海市为研究区域，考虑新能源汽车车主出行链，测算了居住地至充电站、充电站至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并对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研究表明：（1）从居住地至充电站出行段来看（R2C），上海市公共充电站可达数量随时间范围扩大而递增，在空间上呈现自中心城区向郊区逐渐递减的分布形态及向心化集聚趋势；（2）从充电站至服务设施出行段来看（C2S），充电站至娱乐设施可达性最高，医疗设施次之，教育设施最低，空间上均呈现正向集聚分布特征；（3）不同出行段，人口分布、经济基础与政府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但区域人口分布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上海市公共充电站全出行链可达性均产生显著影响。

近年来，渭河流域陕西段水环境受多因素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给水资源管理带来巨大挑战。针对现有方法在动态评估水环境方面的不足，本研究采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管理”（Driving force-Pressure-State-Impact- Response-Management, DPSIRM）模型与变异系数法，系统评估水环境承载力（Water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WECC）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子。该模型有效弥补了传统方法在动态要素捕捉和子系统耦合分析方面的缺陷，通过深入解析驱动力、压力、管理等子系统，揭示了各子系统在WECC变化中的作用机制。基于流域41个区县样本数据，以西安市为典型案例开展子系统承载力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WECC指数呈整体上升态势，其中上游区县由III级提升至I级，中游由IV级提升至II级，下游由V级提升至III级；压力与状态子系统对WECC影响最为显著；驱动力、压力和管理子系统指数呈持续上升趋势，而状态与响应子系统指数存在波动特征。本研究验证了DPSIRM模型在动态WECC评估中的实践价值，为解决区域水资源管理时空差异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快速城市化对发展中国家大都市的城市更新和新空间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城市景观的生态格局和安全方面。本研究通过对杭州市1990-2020年景观生态变化指标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城市景观生态变化的典型驱动模式和形成机制，并提出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990年以来杭州景观生态格局在城市扩张的影响下发生了总体稳定、局部剧烈变化的特征，表现出环西湖、沿运河、跨钱塘江三个阶段，这个过程主要受公共服务设施驱动、旅游开发驱动、产业园区驱动和景观生态廊道等新空间拓展的推动。以上过程反映出人口城镇化、城市用地政策、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景观生态格局的影响，同时表现出新城市空间增长中城市资本驱动和财富积累的滚雪球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典型的大都市景观生态格局变化特征和驱动力，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空间扩张政策预见和优化调控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厘清北京市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关系以及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调节服务关系的影响，有助于实现基于权衡关系的生态分区与管理对策制定。本研究在对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防风固沙四项调节服务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均方根偏差、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开展服务间权衡关系及其空间驱动因素分析，并基于权衡视角划分了北京市乡镇尺度的生态系统管理分区。结果表明：（1）总体上，各项调节服务以协同关系为主，仅水源涵养与固碳呈现较弱的权衡关系，局部空间关系分析显示不同服务之间在局部区域仍存在权衡关系。（2）调节服务权衡强度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NDVI、高程、温度和夜间灯光强度。NDVI加剧了北部山区水源涵养与固碳权衡强度；高程总体上抑制了土壤保持与防风固沙权衡强度；温度抑制了南部平原水源涵养与防风固沙的权衡；夜间灯光加剧了山区平原过渡地带固碳与防风固沙的权衡。（3）基于权衡关系分析结果，考虑人类福祉，将北京市乡镇分为服务全面提升区、水源涵养提升区、土壤保持提升区、固碳服务提升区、防风固沙提升区，明确了分区的管理目标、权衡驱动因素、管理对策。

耕地保护政策是中国一项重要的基本农业国策，同时也是中国践行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本研究中，我们构建了一个SD-PLUS集成框架，运用SD模型模拟未来耕地数量，运用PLUS模型模拟未来耕地空间分布，在不同未来情境下模拟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广西耕地时空变化。仿真结果表明，运用SD模型模拟历史耕地面积仿真误差不超过3%，运用PLUS模型模拟2020年广西耕地空间分布OA为0.92，Kappa为0.77，FOM为0.33，集成模型适合广西耕地不同未来情景模拟。采用景观指数、标准差椭圆和热点分析阐述不同未来情境下广西耕地时空分布特征， 通过分析可知，不同未来情境下广西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其中在SSP245情境下耕地面积减少最多。不同未来情境下广西耕地有向西迁移迹象，其中在SSP245情境下西移速度最快。2000-2020年耕地出现破碎化现象，在不同未来情景下耕地破碎化现象加剧，同时耕地向西部石漠化地区和贫困地区迁移。综上结果表明，利用SD-PLUS集成模型可以预测不同未来情景下广西耕地的变化趋势，这将有助于优化广西耕地的空间配置和规划，并可为今后在广西实施耕地保护政策提供关键依据。

黄土高原是重要的水土保持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聚居地和粮食产区，也是全球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应对水土流失问题，在该区域内启动了一系列生态修复技术，包括植树造林、造淤地坝、修梯田等，在该区域开展水土流失治理研究关系到区域可持续发展，也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研究基于遥感数据和土壤侵蚀模型研究罗玉沟流域1990-2015年土壤侵蚀时空变化情况，通过1988-2018年站点观测数据分析全流域年径流量、年输沙量的变化。研究发现：（1）1990-2015年，罗玉沟流域土壤侵蚀模数从3706.2 t km^-2 yr^-1下降至2176.5 t km^-2 yr^-1，1990-1995年、2000-2005年两个时段下降量最大，分别下降22.3%和16.7%；（2）1988-2018年，流域年径流量、年输沙量呈现下降趋势，流域后期（2008-2018年）与前期（1988-1998年）相比，年径流量、年输沙量、单位径流输沙量分别下降了61.8%、67.5%和36.7%；（3）罗玉沟流域年径流量在前、中期与年降水量相关关系显著，年输沙量在前期与年降水量相关关系显著。本研究为理解生态治理和恢复措施的生态环境效应、优化和调整区域水土流失治理方式和结构、科学指导生态恢复实践提供了参考。

双循环发展背景下，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能力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在核算长三角2000—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以及二者均衡度的基础上，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和规律进行分析，并对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进行生态类型划分。研究发现：（1）20年间，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价值有所下降，但总体价值较高，生态系统服务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南高北低”分布特征，生态价值需求显著增加，东北平原地区需求远高于西南山区。（2）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的空间异质性较大，分布格局显著，主要以供需平衡的城市为主，形成了以上海-苏州为中心的高价值区和以池州-黄山、淮北-亳州为主的低价值区，表现出较好的生态经济协同性。（3）到2020年，长三角共有生态保育型城市2个、生态修复型城市3个、生态重塑型城市29个、生态开发型城市7个，基本达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为改进景观生态风险（LER）指数，本研究以中国城市化高度发达的珠三角城市群（PRDUA) 为研究对象，引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评价方法，分析了珠三角城市群在2002年、2007年、2012年、2017年和2022年期间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景观干扰度以及改进后的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并选取生态用地的面积、比例、Cohesion（景观连接度指数）、AI（景观聚合指数）四个修复指标，利用地理探测器的单因子探测和交互因子探测结果衡量生态用地对景观生态风险演变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2002-2022年间，PRDUA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呈下降趋势，且空间差异显著。低脆弱性区域主要位于PRDUA边缘，而高脆弱性区域则集中在PRDUA中心。（2）LER变化与脆弱度变化呈现较高的一致性。2002-2022年间，PRDUA高风险区域呈缩小趋势，主要位于广州市、佛山市、东莞市以及深圳市。低风险区主要位于PRDUA边缘。（3）利用地理探测器衡量生态用地修复对LER变化的贡献, 发现生态用地修复单因子对LER变化贡献率较低，双因子交互后贡献显著增强，尤以景观指数的Cohesion与AI交互贡献度最强。2012-2022时期，Cohesion变化与AI变化的交互作用解释力q值达到了62.213%，对LER变化的解释力最强。这些研究结果为理解和管理高度城市化地区的景观生态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草原植被监测的需求，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植被指数和HSV颜色空间的草原植被盖度与高度自动识别方法。采用海康威视智能球机和智能手机作为固定和移动监测工具在北京林业大学三顷园苗圃进行实验。基于2021年4月至9月的时序图像，在植被盖度识别方面，对比分析了EXG、EXGR、NGRDI、GLI和RGBVI五种可见光植被指数。实验结果显示，EXG指数结合OTSU自动阈值法在提取植被盖度方面表现最佳，精确度达到90%，绝对误差控制在3%以内，因此被选定为最优算法。其次，本研究将RGB颜色空间转换为HSV颜色空间，实现了红色色环的精确提取并据此计算草层高度。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的平均误差为2.3 cm，最大误差为6 cm，相对误差普遍低于30%，显示出较高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本研究的成果为草原植被监测提供了一种高效、准确的自动化识别方法，有望在草原生态保护和管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中国的退耕还林（草）政策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基础上提出并实施的，现今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新战略与政策又被强调并推进。因此，本研究立足于中国本土化实践视角，通过政策内容定性分析与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从定性分析与定量编码的角度弥补语义层面的信息，并基于时空演进维度、主题维度与中央政策扩散程度，系统揭示中国退耕还林（草）政策的扩散特征，旨在从长时间序列视角梳理政策演变机理，并因地制宜地探析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结果显示，（1）政策遵循“缓慢—快速—平稳”的扩散趋势，其扩散过程可被归纳为四个阶段。（2）综合时空演进特征与主题扩散特征，揭示中国退耕还林（草）政策主要呈现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模式”。（3）结合全国土地覆被变化与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地域分布数据，揭示退耕还林基本实现生态退耕的政策目标。（4）基于实证研究，揭示政策发布数量、中央与省级政策相似度与政策扩散程度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本土化的实践研究丰富扩散理论。（5）研究建议中央政策应适当减弱纵向压力，积极引导地方政策创新；同时，应聚焦于发展特色产业，旨在推进提质增效。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渐成为都市青年游客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刺激-机体-反应（S-O-R）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系统探讨了乡村民宿的品牌体验、信息质量以及旅游氛围对都市青年游客情绪和满意度的影响。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内多家乡村民宿的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428份。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分析，本研究揭示了品牌体验、信息质量和旅游氛围作为外部刺激，对游客情绪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这三大因素既能够提升游客的正性情绪，也能够减少或缓解负性情绪。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正性情绪对游客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负性情绪则对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针对乡村民宿经营的具体建议。这不仅有助于乡村民宿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也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包括滑雪旅游业在内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近年来，气候变化与滑雪旅游之间的交集引起了广泛关注。为阐明这一主题，梳理近年来发表的关于滑雪旅游、冰雪运动及气候变化等相关研究论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选取滑雪场、滑雪游客及滑雪场所在地政府与社区三个核心维度进行归纳分析，有如下发现。首先，气候变化对滑雪旅游的影响，对滑雪场来说主要表现为滑雪场自然积雪不足，导致滑雪期缩短；滑雪场运营困难，对低海拔的小型滑雪场影响最大；对滑雪游客而言，滑雪游客满意度及忠诚度降低，有意减少滑雪旅游活动，缩短过夜时长以及扩大滑雪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范围；对滑雪旅游目的地所在政府和社区来说，主要表现为使得经济和生态变差。其次，缓解气候变化对滑雪旅游影响的策略。在滑雪场角度，主要有适度使用人工造雪设备，延长有效滑雪时间。开发新的旅游产品，扩大滑雪旅游目的地的多功能性；在滑雪游客角度，基于休闲替代理论来看，可以选择境外等滑雪旅游目的地及更换滑雪时间。在政府角度，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和整合区域资源以提高整体竞争力来减缓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冰雪旅游是重要的经济新增长点，传统冰雪旅游目的地遭遇气候危机背景下，中国南方地区因其在游客需求、经济基础、人口密度上的优势已形成一定冰雪旅游发展规模并逐步形成中低纬度冰雪旅游不同发展路径。本文以南方地区省份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冰雪赛事、冰雪节庆、冰雪场馆、冰雪乐园、冰雪景点五个方面测度其在2018-2023年间的冰雪旅游资源禀赋。利用百度指数数据通过空间错位模型分析其开发水平与冬季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错位情况。结果表明：（1）南方地区总体冰雪旅游资源禀赋仍需优化，但呈持续上升趋势，增速明显。（2）南方地区城市冬季网络关注度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呈“上升-下降-上升”趋势。（3）南方地区冰雪旅游资源禀赋与其网络关注度存在错位情况，根据错位时序变化情况可将南方地区城市冰雪旅游发展路径分为优先开发型、积极开发型、惰性开发型三种。其面对冰雪旅游开发的不同态度与模式由政策变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旅游开发水平与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决定。

声景观对于游客对公园声环境的体验和感知至关重要，营造良好的声景观是景区质量的重要因素，对提高游客对公园的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云南昆明1903公园和西山森林公园为例，分析城市公园和森林公园两种不同类型公园的声级和声源类型。然后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揭示声景感知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1903公园的声源感知相对低于西山森林公园，而西山森林公园的自然声音更受游客欢迎；1903公园的感知频率（POS）高于西山森林公园；公园1903的声级略微超过《环境噪声质量标准》（GB 3096-2008）规定的1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噪声限值（55dB(A)），而西山森林公园的声级符合标准；在1903公园，随着人工声的声优势度（SDDs）的增加，声景愉悦度得到改善；此外，两个公园的声景愉悦度和丰富度对游客的声景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性别和教育水平是1903公园和西山森林公园声景感知的最大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为未来公园的声景规划和游客满意度提升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