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渐成为都市青年游客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刺激-机体-反应（S-O-R）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系统探讨了乡村民宿的品牌体验、信息质量以及旅游氛围对都市青年游客情绪和满意度的影响。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内多家乡村民宿的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428份。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分析，本研究揭示了品牌体验、信息质量和旅游氛围作为外部刺激，对游客情绪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这三大因素既能够提升游客的正性情绪，也能够减少或缓解负性情绪。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正性情绪对游客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负性情绪则对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针对乡村民宿经营的具体建议。这不仅有助于乡村民宿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也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包括滑雪旅游业在内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近年来，气候变化与滑雪旅游之间的交集引起了广泛关注。为阐明这一主题，梳理近年来发表的关于滑雪旅游、冰雪运动及气候变化等相关研究论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选取滑雪场、滑雪游客及滑雪场所在地政府与社区三个核心维度进行归纳分析，有如下发现。首先，气候变化对滑雪旅游的影响，对滑雪场来说主要表现为滑雪场自然积雪不足，导致滑雪期缩短；滑雪场运营困难，对低海拔的小型滑雪场影响最大；对滑雪游客而言，滑雪游客满意度及忠诚度降低，有意减少滑雪旅游活动，缩短过夜时长以及扩大滑雪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范围；对滑雪旅游目的地所在政府和社区来说，主要表现为使得经济和生态变差。其次，缓解气候变化对滑雪旅游影响的策略。在滑雪场角度，主要有适度使用人工造雪设备，延长有效滑雪时间。开发新的旅游产品，扩大滑雪旅游目的地的多功能性；在滑雪游客角度，基于休闲替代理论来看，可以选择境外等滑雪旅游目的地及更换滑雪时间。在政府角度，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和整合区域资源以提高整体竞争力来减缓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冰雪旅游是重要的经济新增长点，传统冰雪旅游目的地遭遇气候危机背景下，中国南方地区因其在游客需求、经济基础、人口密度上的优势已形成一定冰雪旅游发展规模并逐步形成中低纬度冰雪旅游不同发展路径。本文以南方地区省份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冰雪赛事、冰雪节庆、冰雪场馆、冰雪乐园、冰雪景点五个方面测度其在2018-2023年间的冰雪旅游资源禀赋。利用百度指数数据通过空间错位模型分析其开发水平与冬季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错位情况。结果表明：（1）南方地区总体冰雪旅游资源禀赋仍需优化，但呈持续上升趋势，增速明显。（2）南方地区城市冬季网络关注度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呈“上升-下降-上升”趋势。（3）南方地区冰雪旅游资源禀赋与其网络关注度存在错位情况，根据错位时序变化情况可将南方地区城市冰雪旅游发展路径分为优先开发型、积极开发型、惰性开发型三种。其面对冰雪旅游开发的不同态度与模式由政策变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旅游开发水平与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决定。

声景观对于游客对公园声环境的体验和感知至关重要，营造良好的声景观是景区质量的重要因素，对提高游客对公园的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云南昆明1903公园和西山森林公园为例，分析城市公园和森林公园两种不同类型公园的声级和声源类型。然后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揭示声景感知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1903公园的声源感知相对低于西山森林公园，而西山森林公园的自然声音更受游客欢迎；1903公园的感知频率（POS）高于西山森林公园；公园1903的声级略微超过《环境噪声质量标准》（GB 3096-2008）规定的1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噪声限值（55dB(A)），而西山森林公园的声级符合标准；在1903公园，随着人工声的声优势度（SDDs）的增加，声景愉悦度得到改善；此外，两个公园的声景愉悦度和丰富度对游客的声景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性别和教育水平是1903公园和西山森林公园声景感知的最大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为未来公园的声景规划和游客满意度提升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和理论依据。

跟踪调查游客的满意度，精准识别出影响游客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一直是学界和旅游景区经营者关注的中心任务之一。随着在线旅游的兴起，基于网络评论的分析成为跟踪调查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方法。本文以携程网中盘锦红海滩风景廊道景区（以下简称红海滩）游客在线评论为例，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对游客评价进行主题分类，找出游客最关注的主题分别为旅游服务、旅游吸引物、景区管理和旅游体验。通过携程网游客满意度的5级打分，对游客满意度和游客最关注的主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体验、旅游吸引物、景区管理和旅游服务，服务主题下相关内容满意度最低，亟待提高和改进。

红色旅游是一种重要旅游形式，其本身兼具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但体验感差、产品吸引力不足是限制红色旅游各类功能实现的瓶颈。基于此，本文采用探索性Q研究方法，基于31个样本数据，识别出难忘红色旅游体验的四个关键因素：身份识别、混合情感体验、高性价比体验和知识体验。从理论上揭示了红色旅游体验与一般享乐性旅游体验的不同，同时强调了高性价比是红色难忘旅游体验的一种因素，以及文化真实性在红色旅游体验中的重要性。在实践上，该研究能为旅游管理、经营部门提供塑造难忘红色旅游体验的路径，以便充分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创造更具吸引力和有意义的体验。

发展体育旅游以吸引更多游客并为居民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已成为中国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然而，其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仍有待探究。本研究基于中国黄砂村收集的一手问卷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了体育旅游影响感知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体育旅游影响感知越正面，其主观幸福感越高。居民的体育旅游参与是一个中介变量。本研究从居民视角为乡村体育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这也有助于从资源管理视角深化对旅游发展的理解。

以往研究表明绿色空间的使用显著影响儿童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和福祉。当代儿童使用绿地公园的减少表明有必要探讨影响儿童使用绿地公园的因素。本文建立了一个多水平回归模型来检验影响儿童使用绿地公园的因素。以上海中心城区的六个城市公园为例，从父母和公园两个层面考察了317名6-9岁儿童使用绿地公园的影响因素。父母因素包括父母对从公园活动中获得益处的看法、父母自己童年的户外经历、父母的工作时间、父母对潜在事故的担忧。本文使用自然环境评分工具评估公园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6-9岁的儿童来说，父母因素在促进或阻止儿童与城市公园的互动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城市公园的因素，尤其是其可用性，也是促进儿童使用公园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采用家长教育、绿地管理、城市规划和社会营销等多种方法和途径改善儿童与城市公园之间的互动。

要了解和管理不断变化的景观，需要分析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LULC）的变化。本研究结合遥感数据和GIS技术，揭示这些变化背后错综复杂的模式和驱动因素。通过整合GIS分析，我们确定了导致这些变化的因素，例如城市化、农业扩张、森林砍伐和自然资源管理。该研究基于2017-2022年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数据（特别是Sentinel-2图像数据），利用GIS工具和卫星数据解译创建了数字化LULC图。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类型分为7种：农业用地、建设用地、荒地或退化土地、被淹没的植被区、森林、植被或灌木覆盖区和水体。研究发现，在2017-2022年间，研究区荒地面积减少了1063.73 km²，农业用地扩展了228.93 km²，林地增加了632.90 km²，水体面积增长了33.05 km²。研究结果对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行各业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一趋势导致可用耕地资源减少。本研究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利用耕地面积和社会经济指标数据，探究了2009-2018年安徽省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2009-2018年安徽省耕地总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均有所下降。大多数地级市的耕地面积有所减少，而只有少数地级市的耕地面积出现增长。除芜湖市外，所有地级市的人均耕地面积均呈下降趋势。安徽省耕地面积的变化受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交互因素的影响比任何单一因素的影响更显著。在这些相互作用因素中，区域经济结构、农业技术水平、农业生产状况、农村发展状况、农村劳动力状况以及政府投资和监管是主导因素，对安徽省耕地面积的变化有重要影响。因此，平衡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的关系，特别是严格执行耕地保护政策，对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建设用地的扩张和耕地的不合理利用造成了耕地边际化、粗放化、非粮化和非农化等问题，给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威胁。现有研究存在未从农业可持续发展视角对耕地多功能性进行评价等不足，本文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背景构建了农业生产功能（APF）-社会保障功能（SSF）-生态维持功能（EMF）-景观美学功能（LAF）的分类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详细计算中国西南山区典型省份（贵州、四川和云南）的耕地多功能（MCL）值并探讨其时空演化特征，同时运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地理加权回归（GWR）和冗余度等方法深入探讨了耕地功能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年间西南山区MCL的综合值和耕地的4个分项功能值均呈现出增长趋势，耕地的4项功能增幅从高到低排名为SSF> EMF> LAF> APF，并且4项功能的数值和变化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然而这种空间上的差距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研究期内耕地的4项主要功能两两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并且从2000年到2020年，其6个相关性结果中达到显著性水平结果的数量明显增多，同时耕地的4项主要功能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也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性特征。（3）MCL的发展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最大，因此亟需制定合理的耕地保护政策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MCL空间合理布局与协同发展、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参考和借鉴。

鸟类巢寄生是研究协同进化的经典模型，发现和报道新增宿主，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物种间的协同进化关系和丰富巢寄生理论。本研究连续13年（2012—2024年）在鸟类繁殖季期间，对黑龙江扎龙保护区及吉林四方坨子芦苇湿地的黑眉苇莺（Acrocephalus bistrigiceps）进行了野外繁殖监测，观察大杜鹃（Cuculus canorus）对其巢寄生情况，同时从卵识别能力和卵色光谱角度分析两者的寄生关系。研究期间共监测到黑眉苇莺677巢，共发现3巢寄生的案例，寄生率为0.44%；卵识别实验检测结果证明黑眉苇莺对外来寄生卵具有较强的识别能力，并能有效地拒绝寄生卵；卵色光谱的测量显示出两者在卵色上完全不同，表现为在可见光区的反射值存在显著性差异。经过卵色光谱和卵识别能力分析对比，结合野外寄生率，发现黑眉苇莺不是大杜鹃的合适宿主。

为探究桃儿七内生真菌多样性及群落组成，本研究采集青藏高原5个样点的15株桃儿七样本，包括青海省大通（DT）、乐都（LD）、群加（QJ），甘肃省夏河（XH）和四川省巴西（BX），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获得根组织内真菌的高质量条带序列，利用Uclust软件将序列聚类为不同的可操作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随后采用RDP classifier物种分类软件将得到的OTUs进行分类学鉴定。结果显示，获得的1221个OTUs在属水平上被归为133类（其中98个明确到具体属名），QJ和XH属数分别最多（n=67）和最少（n=36），最常见的真菌为Tetracladium、Exophiala和Pseudogymnoascus，在所有样本中均被检测到，呈现明显的宿主偏好性。在门的分类水平上，各采样点优势内生真菌分别为子囊菌门（DT、LD、QJ、XH）和担子菌门（BX）。15株样本内生真菌的香浓多样性指数分布在0.48-3.10。热图聚类显示，内生真菌的群落被聚类为3个分支，青海省的三个采样点聚类为一个分支，优势属真菌为Tetracladium，甘肃省和四川省的采样点各聚类为一个分支，优势属真菌分别为Penicillium和Cantharellales。总之，青藏高原药用植物桃儿七根组织内生真菌资源丰富，具有潜在的开发利用价值，可供进一步研究挖掘。

本研究调查了孟加拉国卡普塔伊湖地区当地社区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以及适应障碍。数据来源于对研究区内三个村庄中挑选的150名社区受访者的半结构化问卷调查和对社区领导的焦点小组讨论（FGD）。研究发现：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涉及社会文化维度、对管理和政策的行为遵从性、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的益处、保护方法以及可持续性评估。受访者认为他们在农业、渔业、小生意和旅游活动中从生态系统中受益，强调多项举措，如森林保护、减少非法住房与森林砍伐、社区参与、土著知识、多样化农业和商业活动的影响。FGD建议发展可持续农业、药用植物种植、生态旅游开发、淡水管理以及减少废物排放。监管、保护与适应、土著知识等对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土著社区的适应能力至关重要。研究认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保障生计、促进社区参与以及投资可持续生态系统服务等措施可确保社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福祉的可持续发展。

在对全球变化高度敏感的青藏高原，高精度模型能够实现土壤微生物时空格局的可视化。然而，大尺度、高分辨率的土壤细菌与真菌群落数据，特别是区分围栏与非围栏情境的相关数据更缺乏，这些不确定性限制了人类对土壤真菌和细菌的时空格局的研究。本研究基于观测数据，利用随机森林模型构建了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土壤真菌和细菌的丰度及多样性（总丰度、主要门丰度、主要功能群丰度、物种/系统发育/功能α多样性）的模型。在围栏条件下，温度、降水和辐射共同解释了46%-88%的土壤真菌和细菌丰度及α多样性的变异；而在放牧条件下，加入归一化植被指数后，这四个自变量共同解释了47%-92%的变异。土壤真菌与细菌丰度及α多样性的模拟值与观测值之间的相对误差均低于10.83%，模拟值能解释观测值的75%-100%的变异。观测值与模拟值之间的线性回归斜率范围为0.81-1.00。因此，本研究构建的随机森林模型在预测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土壤微生物丰度和α多样性方面精度较高，这些模型可用于未来的相关研究。

北京生态涵养区正在成为流域水质提升、乡村产业转型、生态价值实现的现代化绿色发展示范区。学术研究随着建设实践的开启逐渐展开，在主体功能区划的背景下，指引北京山区差异化发展，兼顾上位规划的发展约束和区域特色化经济增长要求，为政策制定和工程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本文概括了北京生态涵养区理论研究的总体特征，从生态产品价值培育和实现机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职能变化、流域水源涵养与生态屏障建设、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间的平衡四个主题，总结了二十年来学术研究的进展。最后围绕绿色与发展的内在制约或平衡关系，阐释了北京生态涵养区的现代发展逻辑，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研究技术方法、研究议题范式、研究视角目标等三个方面的展望。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补偿性造林基金管理和规划局（简称“CAMPA”）计划旨在通过确保对转移的森林土地进行补偿性造林，来平衡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键需求。它管理着从使用森林区域从事非森林目的的机构收取的资金，确保这些资金得到合理利用，用于重新造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修复。这一计划对于维持生态平衡、缓解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在该区域促进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为环境补偿资金的管理提供了透明度。本研究考察了影响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西部和中部CAMPA造林成功与否的因素。采用了实地调查、SWOT分析和利益相关者访谈来评估造林成果和面临的挑战，揭示了该计划面临的诸如天然森林、良好的降雨和适宜的土壤等优势，以及诸如地形复杂、水资源短缺和野生动物干扰等劣势；改进的机会包括促进自然更新、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以及促进当地社区参与；成功的威胁则来自不恰当的树种选择和野生动物干扰等。该研究还强调了成功实施CAMPA计划的双管齐下方法：首先，最初几年进行灌溉、种植成熟的树苗以及建造大型防牛沟渠等技术对于树苗存活、水分保持和土壤保护至关重要。其次，有效的管理同样重要，及时获取资金可确保实施适当的措施，而通过村民大会参与当地社区则培养了归属感并促进了造林保护。总之，本研究突出了将科学知识与社区参与相结合以构建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CAMPA计划的重要性。尽管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关注的重点问题上存在差异，但都认同计划成功的核心因素：社区参与、通过大型沟渠保护动物以及确保资金到位。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期依赖政府主导模式，存在高成本低成效的困境。尽管农户参与被视为提升治理效率的关键，但其具体作用路径仍不清晰。文章构建农户参与影响村域人居环境治理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闽西北1401个农户及192个村庄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DEA方法测算村域人居环境治理效率，借助Tobit模型探讨农户参与对人居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路径，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民主监督和需求响应的中介作用。主要发现如下：（1）农户参与通过“赋权增能-政社互动-共治增效”逻辑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2）农户民主监督和需求响应对农户参与与治理效率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即农户参与通过实现民主监督和需求响应提升村域人居环境治理效率。政策启示：农户参与通过强化民主监督和需求响应机制，成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的内生动力。政策设计需注重构建制度化参与渠道，完善需求响应闭环，并加强农户环保能力培训。未来研究可拓展至区域对比及动态效应分析，以深化机制普适性验证。

有机茶叶保险对于保障茶农的生计至关重要，然而其参保率较低可能源于保险设计与农户需求目标的错位。本研究使用离散选择实验，探讨了风险经验和信息不对称如何影响农民购买有机茶叶保险的决策，同时评估了农民合作组织在促进这些决策中的作用。进一步地，基于安徽省323名茶农的数据，估算了农民对特定保险特征的支付意愿（WTP）。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有机茶叶保险具有一定偏好，尤其是经历过农业灾害并了解保险知识的农户。然而，参与农民合作社并未显著增强农户与保险方案之间的相互理解或信任。应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研究发现, WTP随着理赔起点（1258.44元/公顷）和政府补贴（819.69元/公顷）的变化而显著变化。相比之下，理赔到款时间和总赔偿额的变化对WTP的影响较小，分别只改变了19.70元/公顷和0.32元/公顷。应用潜在类别模型，研究根据农民的属性偏好和价格敏感性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以上结果在使用属性非出勤回归的稳健性测试中保持一致。本研究为农民对有机茶叶保险的偏好和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突显了风险经验和信息对称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

古运河村镇的空间结构不仅是村镇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展现风貌、激发活力、提升环境质量的核心内容。研究从空间感知视角入手，通过Google地图、实地调研等梳理湘西浦市古镇节点空间、街巷空间组成要素及获取可视化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从“点状空间—线状空间—点线关联”三个层级、“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探讨古运河村镇空间结构特征，进而阐述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浦市古镇的点状空间内部关联较为完备，但整体结构松散、核心性不强；线状空间以主街为骨架，部分对内外街巷存在隔离与连通性不足的问题；同时，部分重要节点出现边缘化现象，点线空间之间的联动性和整体协同效率仍有待提升。研究为后运河时代村镇宜居发展及流域文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滇西北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也是全球著名的徒步旅游地，识别其徒步旅游区并探寻村民增收机会，是滇西北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选择。本研究通过爬取“两步路”户外旅游网站的GPS 数据，使用密度分析、逻辑矩阵构建和聚类分析探究滇西北徒步旅游的空间格局，识别主要徒步热区及其特征，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各徒步亚区的村民增收机会。得到以下结论：（1）滇西北徒步兴趣点分布较为集中，呈“极核状”分布，自北向南分别形成德钦集聚区、丽江-香格里拉集聚区和大理市-漾濞县集聚区三大集聚区；（2）滇西北主要有北部探险徒步区、中部综合徒步区和南部休闲徒步区3大徒步区，可进一步细分为梅里秘境徒步亚区、玉龙雪山徒步亚区、丽江古城徒步亚区、虎跳徒步亚区、哈巴雪山徒步亚区、雪莲峰徒步亚区、苍山徒步亚区、洱海徒步亚区8大徒步亚区；（3）发展徒步旅游可作为滇西北各旅游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北部探险徒步区的村民创收机会应主要以特色食宿接待、向导与装备运输服务为主；中部综合徒步区的村民可提供向导与装备运输服务、特色食宿接待、临时安全救援、装备补给、生活补给、旅游商品、露营服务、徒步摄影等服务，可创建徒步俱乐部；南部休闲徒步区可作为徒步赛事的比赛地、特色休息点，居民提供赛事供应和装备补给服务等。

黄河流域作为国家生态屏障与高质量发展战略核心区，全流域单元覆盖九省区，是研究跨尺度人地系统协同演化的典型样本。本研究聚焦新型城镇化与旅游经济两大驱动引擎，着力破解“双系统如何实现协同互促”这一核心命题，对推动流域人地关系优化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基于2011-2022年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与空间收敛计量方法，揭示沿黄九省区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规律。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呈持续缓升态势，旅游经济则呈现“增长-衰退”波动特征，二者发展时序错位显著；（2）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虽向有序结构演进，但整体水平较低，且新型城镇化系统是制约整体耦合协调的主要因素，经济、空间、社会和生态城镇化阻滞作用较明显；（3）全流域及上游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收敛，但收敛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而中下游未现收敛趋势，反映出流域梯度发展格局的路径依赖特征。研究通过识别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水稻既是基础主粮作物，也是重要温室气体排放源。未来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降低水稻种植的温室气体排放，对于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按照我国主要种植的四种熟制水稻，即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和粳稻，分类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的时空演变分析，并估算了水稻种植的减排潜力。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2005-2020年，我国总体水稻种植的年均单位面积温室气体排放量为4513.5 kg CO₂-eq ha^-1，呈上升趋势；年均排放强度为0.9 kg CO₂-eq kg^-1，多年保持稳定；年均排放效率为0.4 kg CO₂-eq yuan^-1，呈现先迅速下降后缓慢回升的变化趋势。（2）我国中部及东南地区的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排放量相较于北方和西部更高。（3）晚籼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排放量最高，粳稻最低。（4）经过调整种植结构和开展减排措施，我国水稻单位面积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可能在2020年的排放水平上实现20%减排效果。最后，我们提出了政策建议和可行的减排措施，以促进粮食系统可持续发展。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尤其是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废水的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虽然早期工业化与环境恶化密切相关，但随着环保政策的实施和技术进步，环境状况逐步好转。然而，工业化对环境的长期影响依然存在，且不同区域间差异显著。因此，本研究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考察了2000-2021年中国工业污染物排放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早期工业污染物排放显著上升，2011年左右达到峰值；随后，随着政策和技术的推动，排放逐步减少，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在空间层面，东部和南部的发达地区排放量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显示出明显的区域不均衡性。莫兰指数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这些地区的空间聚集效应，说明高排放仍集中于少数省份。基于研究结果，本研究建议通过加强环保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及推进区域协调治理，进一步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探究生态安全（ES）与经济高质量发展（HQED）的耦合协调发展机制有利于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可持续协调发展。本研究构建生态安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TOPSIS模型、耦合度模型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对2000-2020年的长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变化和驱动因子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评价。研究表明：长三角ES水平从0.475增长至0.481，呈波动式上升趋势，而HQED则持续增长，从0.097增长至0.232；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指数从2000年的0.293增长至2020年的0.795，表现出明显的均衡发展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东部沿海城市的HQED、ES和耦合协调水平均优于内陆城市。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生产效率和城镇化率是导致长三角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因素。最后，从加强科技和产业创新、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流浪狗入侵是全球各地野生动物群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了保护当地野生动植物群落的平衡，保护生物学工作必须着重控制流浪狗数量。在贺兰山地区，有蹄类动物的数量正在恢复，而顶级捕食者的缺失是关键问题。流浪狗的存在可能会给该地区的生态恢复工作带来复杂的问题。通过对分子和红外相机数据的分析，我们研究了流浪狗和当地食肉动物在食性、时间和空间方面生态位的重叠情况。结果显示，流浪狗与当地食肉动物在各个生态位存在高度重叠，这可能与食物丰富度有关，暗示它们之间未来可能会增加竞争。在涉及保护野生食肉动物时，我们必须重视流浪狗的存在问题。

基于1980‒2020年的北京市博物馆数据，利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法，刻画北京市博物馆时空演化特征并分析其驱动因素。研究显示：北京市博物馆发展经历了缓慢起步、高速发展和提质升级三个阶段，博物馆类型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化发展程度不断提升；北京市博物馆“单核”集聚特征凸显，呈典型的“中心-边缘”分布特征，在扩张过程中有裂变新核的趋势；北京市博物馆时间演化呈倒“L”特征，有“向北向东”发展的趋势，海淀、朝阳有望成为新中心；各区间分布不均，总体格局有向均衡分布演化的趋势。在人口、资源、经济、交通等影响博物馆空间分布的因素研究基础上，创新性引入教育因素，结果显示，北京市博物馆随时间演化呈现由“人口驱动型”、“资源驱动型”向“教育驱动型”转化的趋势。

本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旅游理论、旅游生命周期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以“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理念为指导，构建了考察生产、生活、生态方面及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其目的在于推动旅游景区居民对户外旅游发展的支持，对促进地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四姑娘山从事山地户外旅游的居民为研究对象，收集相关数据，并借助SPSS和SmartPLS分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其中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影响最为突出；（2）生产感知对生活和生态感知均有显著影响；（3）居民的生活和生态观念对山地户外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山地户外旅游及居民态度的研究，为当地管理和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游客的生态旅游体验影响游客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并促生情感联结，有利于游客的环境行为转化，并对维持旅游目的地人地关系和谐具有重要作用。调研团队于2021年7月对芦芽山景区的游客开展问卷调查，获取有效问卷632份。在此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生态旅游体验—情感体验—环境责任行为”的作用机理展开验证，引入数字信息的使用作为调节变量，并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等对旅游和日常环境责任行为关系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 参与体验对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 情感体验对教育、参与和逃避体验与环境责任行为意愿中起正向中介作用；(3) 数字信息技术的使用在情感体验转化为环境责任行为意愿中起正向调节作用；(4) 旅游与日常情境下的环境责任行为意愿相互关联，即通过生态旅游体验能够促进人们环境保护行为长期改善。研究为景区提供了旅游产品改善新路径，有助于维持区域健康的人地关系。

以上海市为例，获取小红书与去哪儿网近10年网络游记数据构建上海旅游流网络，运用变点检测（CPD）和复杂网络分析（CNA）等方法，揭示上海旅游流的空间结构特征及上海旅游流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1）近10年来，上海旅游市场经历了从平稳有序到短暂波动后又逐步恢复的演变过程，且2019年是旅游流网络演化的转折点；（2）上海旅游流网络的小世界和近似无标度特性得到验证，网络由异配转为暂时的同配，呈现外部扩张、内部分离的发展趋势；（3）旅游流网络的中心性指标在整体上保持平稳的同时，伴随着新兴节点的萌生，文化节点的关注度也在提升；（4）在空间联系上，新兴热门节点涌现且与周边节点之间关系加强；（5）旅游流网络的空间形态呈倒“V”型且逐步向西南和东南方向扩展，形成以核心节点为中心并向外辐射趋势。同时，在网络的边缘区域动态生成了若干新节点，这些节点自发聚合为与核心网络连接强度较低的独立子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