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世代居住的农牧民，以多样化的自然资源为基础，通过因地制宜的生产实践活动，创造、形成并保持着许多独具特色的农业系统和景观。这些在本土知识和传统经验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农业文化遗产巧夺天工，充分反映了人类及其文化多样性和与自然环境之间深刻关系的演进历程。这些系统不仅维持并适应了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形成了丰富的本土知识体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为人类持续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保障了食物安全和生计安全，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许多这样的农业生产系统正面临着包括全球化在内的多种影响因素的威胁。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了一个国际合作计划“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与适应性管理”。这一全球性倡议旨在建立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生物多样性、食物与生计安全、景观与文化的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实现动态保护和可持续管理。

本文首先阐述了农业系统的复杂性,并对农业系统所面对不确定性,以及外部系统的冲击和压力而形成的动态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为研究活态的农业系统,尤其为研究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提供了可能,而这些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或其中某些部分)对于研究抵抗力和自我良性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当前研究中的相关方法将会对整个系统的认识产生新的见解,同时避免把系统分解为各组分进行微观研究再重新还原成整体的研究思路。本文通过综述与GIAHS相关的方法并将旅游引入农村系统(作为一种扰动),认为可以创造新的方法来认识农村发展干预措施对古老景观的影响,特别是分布在中国农村的许多景观。

尽管一般意义的农业遗产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但以活态性、系统性和动态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传承起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进入了这一新的领域,并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申报与管理、保护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交叉性学科领域。本文从GIAHS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的概念和特点出发,指出：（1）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兼具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复合性遗产,是由经济、生物、技术、文化、景观等要素组成的一类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2）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需要来自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历史学、管理科学、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3）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但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当前研究中应当特别关注一些优先领域;（4）不久的将来,一门新的学科—— 农业文化遗产学（Agroheritology）将会出现。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然而城镇化也带来了城市粗放式发展、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严重破损、粮食食品安全、社会秩序混乱等关乎人类生存的严峻挑战,寻找城市与农村平衡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本文通过对公众饮食结构的调整、农业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以及文化旅游消费偏好等方面进行分析,努力探索农村支持城市与城市反哺农村之间的均衡发展模式。文章提出了以农业文化遗产为切入口的城市支持农业发展模式,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地传统文化的传承、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和遗产地特色景观旅游等都是农村对城市发展的弥补;另外,利用城市充足的资金支持、成熟的制度保障以及现代的科技支撑,对农村地区进行“反哺”,最终一定可以达到城市生态化、乡村田园化的和谐。

中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一直在探索适应不同自然条件的农业生产方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遗产。当今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面临生态系统退化、面源污染严重、遗传资源丧失、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等问题，促使人们转而学习传统农业的智慧与经验。本文从基于文献的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和基于实践的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研究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进展。指出，积淀深厚、成果丰富的农业历史和农业考古研究，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发展生态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则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内涵、农业生物多样性、多重价值、替代产业发展以及法律与政策保障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未来研究中应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改进研究方法，深入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探索等。

自2011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引入日本,已有大约十年的时间。迄今日本已获得11个GIAHS的认定。2016年日本建立了日本国家重要农业遗产（J-NIAHS）体系,该体系考虑了系统弹性、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和第六次工业化,至今已认定了15个J-NIAHS。GIAHS可以分为三大类型：景观、耕作方法、遗传资源保护,而日本大多数GIAHS都是景观类型。由于日本的GIAHS和J-NIAHS几乎没有国家补贴,遗产地必须自行筹集资金进行保护。因此,一个由日本各GIAHS遗产地自发成立的合作网络一直在积极推广和促进GIAHS保护方面的合作。日本GIAHS保护的重点在于提高公众对GIAHS和J-NIAHS的认识、改善生计、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和知识的国际交流,特别是日本、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交流。

本文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计划,特别是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和国家计划实施之下的保护与发展工作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中日韩三国的GIAHS实践和国内制度推行的发展历程、认定标准、申请程序以及实施架构等方面显示出国情背景间的差异。例如,在推行GIAHS实践和国内制度的时间顺序上三国各不相同。中国在GIAHS认证数年后推出国家认定制度,日本目前只有GIAHS没有国家认定制度,而韩国在GIAHS认证之前已实施国家认定制度。因此,目前中国和韩国的GIAHS候选地是从国内认定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挑选出来的。另一方面,从认定标准可以看出中日韩三国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有共同点,均重视农业遗产系统相关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合作互促、农村振兴、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因此,中日韩三国间的紧密合作以及他们的观点将对改进FAO的GIAHS认定标准、促进其更全面地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起到重要作用。

2012年农业部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以来,通过两批申报与评选,有39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涉及林业19项、种植业14项、农业复合系统4项、其他2项.从遗产系统的起源来看,历史在1000年以上的农业系统有24个.从民族特征来看,20个遗产系统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前,农业文化遗产地普遍面临着生态系统的退化与破坏,传统农业技术和农业景观的遗失与废弃,农业规模化与产业化发展滞后,农户的利益分享与激励不足等问题.相对其他遗产类型,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更为复杂和困难.为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财政扶持功能,探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市场化途径与适应性管理,建立多方参与和惠益分享机制,加强农业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工作.

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一些国家农业部认定的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在内的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通常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元的传统知识、独特的资源利用技术、杰出的文化景观,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文化关键种作为塑造了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的重要物种,可以作为研究社会-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力提升的一种独特视角和方法。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文化关键种概念的起源与内涵,分析了它们与生物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农业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和保护需求,尝试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关键种给出了定义,即“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内,由生物资源和文化实践紧密结合,对当地社会文化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且能够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实现的生物文化复合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识别农业文化遗产文化关键种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意义：一是通过文化关键种的识别与保护有助于遗产地关键要素的识别和保护;二是利用文化关键种社区认同度高的优势可以调动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三是以文化关键种的识别与保护为切入点,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全球或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即保障食物与生计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传承以及维持景观特征等。

随着全球性发展问题的不断涌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由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结构复杂、组分多元、动态开放等特征,在保护实践中存在遗产构成要素不清楚、保护红线不明确的现实问题。本研究界定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关键要素的概念,提出关键要素识别的概念框架,并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为例开展关键要素识别的实证研究,并对利益相关者的排序原因做简要归纳分析。研究表明：（1）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关键要素为粮食作物、稻米品种多样性、梯田修建技术、哈尼族传统节日、哈尼族传统饮食与原始森林;（2）经营人员与外来游客的认知偏向微观视角,地方官员偏向中观视角,科研人员则偏向宏观视角。在红河哈尼梯田的研究表明,该概念框架能够有效识别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关键要素,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提供结构化与要素化的理论视角,同时,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于关键要素的认知层次反映其潜在的行动策略,应注重政策措施在微观与宏观层面的协调性,以平衡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并激发其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管理水平。

本文基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基本遴选标准和粮食与生计安全的研究动态,尝试性地构建了适用于GIAHS的粮食与生计安全评估框架与指标体系,并选取位于青藏高原地区的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为案例进行了实证评估。就整体评估结果而言,该系统内农户的粮食与生计安全状况处于中等水平,评估值为2.91,距离较好的粮食与生计安全状况仍有差距。其中,农户的粮食安全状况处于中等水平,评估值为1.43,但核心食物产品安全普遍较差;农户的生计安全状况则相对较好,评估值为1.48,但生计资本安全状况普遍较差。同时,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越单一,其粮食与生计安全状况越差;经济活动越多元,其粮食与生计安全状况越好。然而,核心食物产品和生计资本分别是该系统的“关键要素”和农户维持生计的重要基础。因此,为保障和提升该系统内农户的粮食与生计安全,应当以重点改善农户的核心食物产品安全和生计资本安全为目标和突破口。

农业生物多样性不仅在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等方面体现出高度重要性,同时有助于适应和抵御气候变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保护有助于促进所在区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和传统农业文化的保护。本研究以三处典型的GIAHS为例：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及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系统,实证探究了传统文化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意义,即传统文化可以用来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而农业生物多样性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可以用来传达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推进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传统文化保护,应当建立社区种子库,记录和保存传统耕作方法、技术和工具,开展参与性活动,并且鼓励更多农民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自江户时代开始,日本修建了数以万计的灌溉用蓄水池来作为山区地带水田的水源。由于日本农村的衰退,很多日本的灌溉用蓄水池都不用而荒废了。最近,灌溉用蓄水池由于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生态功能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上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学术界对小规模的灌溉用蓄水池方面的研究好很少。本研究的目的是使用日本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石川县能登岛为例来论述小型灌溉用蓄水池的使用和管理的现状。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在农业遗产地的能登岛地区仍然对灌溉用蓄水池实行传统的共同管理模式。该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灌溉用蓄水池用水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轻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水稻收成的损失,比如遇到极端气候的大干旱。但是,灌溉用蓄水池的共同管理模式面临的威胁包括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大量兼职农民的存在。因此,在讨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存价值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小规模灌溉用蓄水池的传统管理方法和灌溉用水的使用分配方面的传统知识对当下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意义。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极端气候与灾害风险管理研究已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地方社区在其生产和生活中因长期面临极端气候而形成了一些适用于当地的地方知识,在其适应极端气候和灾害风险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概念模型,梳理地方知识与地方社区的极端气候与灾害风险管理之间的联系,然后以中国温带草原传统游牧民族的极端气候适应策略为例,运用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分析地方知识在社区极端气候适应中的作用。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建构概念模型说明极端气候事件、风险管理、地方知识与农户适应策略之间的关系;（2）将该理论框架应用于实地案例,并以当地知识为关键组成部分,来揭示特定情境下的地方社区的极端气候适应机制;（3）为极端气候适应和地方知识保护提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从灾害风险管理的视角来看,地方知识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当地社区基于其所形成的适应策略,构成了灾害风险管理的全过程。因此,地方社区可以基于这些适应策略来进行对极端气候风险的管理,从而实现对于极端气候的适应。此外,研究还表明,地方知识作为系统性知识,需要对其进行系统性保护。

野生可食用植物能提供多种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但同时又消费不足。了解农户对野生食用植物资源采集和消费的感知,对于促进当地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和当地的野生植物资源利用至关重要。本文利用Q方法研究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梯田地区农户采集和消费野生可食用植物的主要观点,识别了四种主要观点类型的农民,包括：市场驱动型、家庭使用驱动型、文化服务驱动型和遵循传统型;分析了限制和促进农户采集和消费野生食用植物的主要因子：传统知识的丧失、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对野生可食用植物的采集和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对于野生可食用植物相关的文化服务需求以及强文化的存在则减缓了饮食结构的变化,进而维持了野生食用植物的采集和消费。Q方法可以更好地帮助识别快速转型地区社区居民与当地野生植物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识别影响当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障碍。

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能够成功抵御百年一遇的大旱,不仅是因为森林生态系统和梯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且以传统知识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在系统成功抵御干旱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成功抵御旱灾是自然生态系统与民族传统文化和谐发展的结果。本文首先探讨了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成功抵御旱灾的机制;通过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搜集和访谈的基础上对影响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传统文化在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水源涵养功能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哈尼族具有独特的兴修水利、水量分配、水沟管理等一系列水资源管理知识,并形成了水资源保护意识;（2）哈尼族通过对森林资源的分类与管理,以及对森林的崇拜等因素影响,有效地保护了森林生态系统;（3）哈尼族通过对梯田的开垦和维护,以及形成的耕作体系,有效的保护了梯田生态系统。本文通过对水资源管理、森林管理和梯田管理知识等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探究了哈尼传统民族文化在维持系统稳定性和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过程中的作用,该研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自然保护地内及其周边社区的保护兼容性发展是自然保护目标的组成部分。当前自然保护推崇形成空间保护网络,因此建立封闭式自然保护地不符合我国乡村社区现状与有限的空间情况。在此背景下明晰中国自然保护地内及其周边乡村中农业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其具有多功能性,且具有与自然保护地一致的价值,成为探讨农业系统与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和功能联系的切入点。本文通过解读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管理目标与资源管理特征,分析了其与国家公园在保护与发展下的相互关联。研究揭示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整体保护和适应性管理的管理理念可以从形成保护兼容性生计角度贡献于国家公园管理。同时,为了形成空间保护网络,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定位和管理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Chagusaba是日本静冈市的一种传统茶-草复合系统,是天然植物物种的重要栖息地,2013年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本文研究了该系统的植物区系和生物多样性,并分析了影响天然物种数量的环境因素。结果表明：采用双向指示种分析法,可将50个茶-草复合系统分为5种植被类型;天然植物种类多的茶-草复合系统,其土壤的pH值低,面积广,土地利用方式未曾发生变化;通过广义线性模型(GLM)分析,发现土地用途变化对天然植物多样性的影响极为显著;相应的,土地利用的历史变化情况也是天然植物多样性的重要反映。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多种重要价值,对现代农业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然而,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农业濒临消失,因此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以哈尼梯田为典型案例,总结出哈尼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美学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多重价值。分析得出,哈尼梯田低效的传统种植方式、单一的产业结构和崎岖的地形制约了农民收入提高和生活水平改善,是导致劳动力外流的根源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限制却又使其具有发展诸如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品加工的优势。通过多模式的经济补偿方式,鼓励发展生态旅游、推广有机农业和特色农业,以产业发展促进哈尼梯田的保护是根本的保护途径。

浙江省庆元县是世界人工栽植香菇的发源地和主要栽培区域之一,素以"世界香菇之源"、"中国香菇城"著称.庆元菇民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森林资源,从事香菇生产800多年,延续至今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独特的香菇生产系统,孕育、造就的香菇文化更是丰富多彩.2014年庆元香菇文化系统被评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本文以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在分析遗产重要性与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该系统的遗产功能,包括提供物质与产品生产、生态系统服务、文化传承、多功能农业发展等.研究可为我国食用菌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为一种土地利用活动,传统农林复合系统已经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并且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世界上,特别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全球变化和粮食安全等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农林复合系统受到越来越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视,因为传统农林复合系统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文化效益.这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要求的特征也相一致,目前为止,已经有5个国家4个典型的传统农林复合系统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些传统农林复合系统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多重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无论在区域还是全球水平上.目前传统农林复合系统面临一些威胁和挑战,如人口迁移、市场冲击、气候变化等,但是只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区、农民之间采取多种方式紧密合作,在未来的全球土地利用活动中,传统农林复合系统必将得到有效保护和推广.

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具有典型的水土利用方式,于2014年4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基于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本文分析了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的历史与发展、结构与特征、以及功能与价值.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传统农业技术和文化、以及独特水土利用方式形成的优美景观,并对当地农民的生计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这一宝贵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和挑战.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科学支持,另外一方面也为我国及世界上的类似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本文以于2013年5月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试点的国东半岛为例,探讨了日本tameike灌溉池塘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潜力。“tameike”是这个地区主要用来储存泉水或者短小急流的一种小型池塘。国东的tameike建造与当地的水稻种植和林业发展关系密切。许多现存的灌溉池塘均建于江户时期(1603-1867),直到战后这些池塘都是通过传统农业技术进行管理。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这些灌溉池塘的用途和生态系统功能迅速减少。目前,灌溉池塘的总数只有明治维新前的近三分之一。GIAHS项目试图重新评估这些灌溉池塘的生态系统功能和相关知识体系以振兴当地农业。本文基于文献调查和实地研究,提出合理管理灌溉池塘可以成功使这种资源循环利用的文化恢复生机,而这正是国东地区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意义。

安溪县是中国最大的铁观音主产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于2014年入选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安溪茶园经营方式主要分为有机茶园、生态茶园和非生态茶园三大类.本研究采用不同物理化学分析方法,对安溪县2处有机茶园、3处生态茶园和1处非生态茶园不同深度的土壤进行测定分析,比较不同类型茶园土壤性状及主要养分含量中的多项指标,为茶园合理地经营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Duncan多重比较检验和t检验发现:在0-10cm土壤深度上,有机与生态、非生态茶园各土壤养分大部分指标差异性显著(P<0.05);在10-20cm土壤深度上,有机与非生态茶园的有机质和全氮差异性显著.此外,有机茶园不同深度土壤容重、孔隙度和相对含水量以及有机质、全氮和全磷对茶树生长非常有利;生态茶园0-10cm深度土壤各指标适宜,比较有利于茶树生长;非生态茶园在不同深度土壤中的各养分都较为缺乏,不利于茶树生长.研究结果表明:有机茶园和生态茶园土壤总体肥力优于非生态茶园,有机茶园的建设模式更适宜茶树生长.

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土壤养分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标志,对遗产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作用.运用GIS和地统计学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河县迤萨镇的土壤pH、有机质、全氮、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的空间变异及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域内的土壤pH、有机质、全氮、碱解氮、速效钾显示出中等变异,其变异系数分别为12.54%、40.14%、40.00%、34.89%、50.48%;有效磷显示出强变异,其变异系数为102.13%;土壤pH、有机质、全氮和速效钾的理论模型为指数模型,有效磷的理论模型为球状模型;土壤全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的空间分布状况主要受结构性因子的影响,pH、有机质和碱解氮的空间分布状况受结构性因子和随机因子的共同影响;Kriging插值图较为直观地描述了迤萨镇土壤养分的空间分布状况.通过对土壤各种养分的空间分布状况,对于及时调整施肥等农业管理措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是进行精准施肥研究的基础工作.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大草地是传统土地利用的杰出例子,反映了人类与独特环境相互作用,也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草地不但是加拿大最肥沃的农业景观,还是一个标志性历史遗址,承载着1755年的驱逐阿卡迭人的历史悲剧,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而今面临着农业的转变和旅游业的衰败双重威胁,人们对大草地于2012年成为世界遗产及其所带来的旅游发展充满期待。本文将大草地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根据以前的研究,对其成为世界遗产地之后该地区未来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进行了探讨。

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利用与传承离不开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撑。结合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从政府2009-2020年410项农业文化遗产官方文件透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政策，构建关于文件发布形式、发布主体、发布数量、文件相关度、文件类型、文件内容的六维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文件发布形式和发布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文件发布数量具有近似的“倒U”型特征；针对农业文化遗产而制定的文件数量较少，仅占比21.46%；信息型文件和指导型文件是政府较为“青睐”的文件类型，激励型文件的应用明显偏少；基于文件内容的探讨发现农业文化遗产挖掘申报体系尚待完善；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利用中，经济价值的利用较为广泛；农户、企业、科研机构、政府是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参与者。政府在农业文化遗产管理中还存在文件缺失、文件内容覆盖面不够广等问题。

日本静冈的传统茶草综合系统是当地政府申请的日本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GIAHS）。本文介绍了当初发现该系统的背景、为申报GIAHS所采取的措施以及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后,静冈茶草系统当前的作用和面临的新情况。自2013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目前日本的半天然草原大幅减少,但在静冈的茶草系统里发现了独特的半天然草原,茶园里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这些茶草系统和采用的传统耕作方法被称为“Chagusaba”。然而,GIAHS的申请过程并不容易,因为许多当地农民不了解他们传统耕作方法和GIAHS品牌的价值。在Chagusaba入选GIAHS名单之后,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相关的品牌推广,努力使传统农业生产出高品质的茶叶。随着日本农业节省劳动力技术的进步,劳动力成本降低,优质茶叶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因此,执行低效传统耕作方式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有必要正确地重新认识传统农业方法种植的茶叶的价值,并在价格上得以体现。静冈县当地政府目前正致力于实施认证体系,包括利用GPS进行科学评估,以及引入生物多样性指标等等。

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江省,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它的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历史悠久,是一个农、林、牧、渔各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农区,孕育了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目前浙江共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3项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2项,不仅遗产数量全国最多,而且遗产保护成效显著。本文以浙江省为例,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总结15年来浙江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在农民增收、文化传承、产业升级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在政府推动、社区主动、企业带动、科技驱动、社会联动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进一步地,针对当前遗产保护存在遗产地管理不完善、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缺少专项保护经费、省级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完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管理机制;（2）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3）加大农业文化遗产科普教育和文创产品开发;（4）开展省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认定工作;（5）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给予实质性扶持和投入。研究可为浙江省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定指导,同时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重要借鉴。

随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数量的不断增多,GIAHS保护已成为一个新的国际研究课题。本研究从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及其运行机制。首先,根据重要农业遗产的保护要求,构建了遗产地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包括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和基本原则、遗产地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性、产业融合发展的资源条件、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等方面的分析。然后,基于该理论框架,系统分析了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和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结果表明,产业融合发展是一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但是,产业融合发展必须强调资源的生态和文化价值,应立足本地资源优势,重视不同政策的组合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