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利用各种媒体持续地与其目标市场沟通，以期说服他们对目的地的态度，为目的地吸引更多的游客。电子游戏无疑为旅游目的地营销增添了新的手段。本研究基于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 模型，构建了以游戏要素为自变量、旅游目的地形象为中介变量、旅游意愿为因变量的概念模型，并以《刺客信条: 大革命》为研究对象，讨论了电子游戏中的旅游目的地元素对玩家的目的地形象感知以及玩家旅游意愿的影响。通过多元回归方法，得出了游戏体验和角色依恋对玩家的旅游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作为中介变量正向显著影响游戏玩家的旅游意愿。本研究为旅游目的地营销和电子游戏的结合提供了研究支持。

文旅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本专辑围绕“乡村振兴与文旅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问题进行组稿，共收录22篇学术论文，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地与民宿发展”、“旅游环境行为与农民参与旅游”、“旅游韧性与旅游风险”、“文化旅游与旅游高质量发展”五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专辑具有3个特点：研究区域丰富，研究对象多元；研究方法多样，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创新性；研究理论视角多元，涵盖多个学科。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提出加强本土化理论研究、拓展研究区域和视角、进一步深化和丰富研究内容等未来研究方向。本期专辑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经验，助力中国乡村振兴与文旅高质量发展。

数字文旅是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乡村数字文旅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擎，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发展｡本文梳理了数字文旅促进乡村振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了乡村数字文旅产业赋能共同富裕实现的机制和模式，最后提出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数字文旅已经成为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路径｡（2）数字文旅与乡村振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数字文旅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释放数字文旅发展潜力，二者形成了良性互动机制｡（3）参考乡村分类方案和相关研究，提出了数字文旅促进乡村振兴的四种模式，分别是数字文旅促进城乡融合振兴模式､数字文旅促进特色村落振兴模式､数字文旅促进农文旅融合振兴模式和数字文旅促进艺术振兴模式｡（4）在实践路径上，应该坚持以产品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人才振兴为引领，以政策为保障，全面促进乡村数字文旅产业发展｡本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文旅和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可为数字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当前粮食绿色生产面临技术短缺的难题，农业技术服务作为农户技术重要来源，探讨农业技术服务如何影响粮食绿色生产以提高粮食绿色生产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CLES），首先采用三阶段DEA模型计算粮食绿色生产效率，其次采用广义随机森林模型实证检验农业技术服务对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异质性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农业技术服务显著正向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效率，其中产前、产中农业技术服务显著提升粮食绿色生产效率，产后阶段农业技术服务回报并不显著，并且组合农业技术服务对于粮食绿色生产效率有较大的提升作用。（2）农户资源配置对农业技术服务提升粮食绿色生产效率边际效应影响具有异质性。家庭农业劳动人口比例的增加和家庭经营耕地规模扩大显著降低农业技术服务的回报。（3）通过对机制变量的分析发现，农业技术服务主要通过农药使用、化肥使用行为对粮食绿色生产效率产生影响，且对粮食绿色生产效率呈现显著提升作用。结论认为政府应当扩大农业技术服务范围，充分发挥农业技术服务粮食绿色生产效率提升效应；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在提供农业技术服务过程中加强绿色生产理念的引导，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立足于全国性大样本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库，探究微观农户视角农业生产效率，为我国农业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思考和建议。文章通过建构CCR（Charnes, Cooper & Rhodes）、BCC（Banker, Charnes & Cooper）、SBM（Slacks-Based Model）和技术优化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得到微观农户层面的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农户效率值和农户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值。研究发现：基于不同模型计算的效率值存在差异，BCC计算的纯技术效率值是影响农户层微观农业生产效率值的主要因素，而SBM模型要优于CCR、BCC模型，更为适合政府政策的制定和优化；基于技术优化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是微观农业生产效率测度的首选方法，具有模型选择多样、适用场景丰富和负向性产出处理方便等特点；环境因素在当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中，主要起到了消极的抑制作用，降低了环境变量的负外部性产出，成为了当前微观农户层绿色全要素生产提升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之一；环境非期望产出的主客观结合衡量方式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因素测度的重要方式，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综合选择使用。

山体滑坡是尼泊尔山区的主要灾害，主要是由于其脆弱的地貌、强烈的降雨、不当的土地管理和在修建山区道路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稳定措施所导致的。由于频繁的山体滑坡，下游地区人类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并导致生态系统生产力和功能下降，河道泥沙淤积。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地形、道路、排水、地质环境和降雨等多种空间因素与滑坡的发生紧密相关，并决定了该地区滑坡的易感性。了解滑坡现象及其引发的相关因素，对于采取适当的预防、控制和恢复措施至关重要。本研究在尼泊尔桑科西河流域的新格地子流域进行，旨在了解滑坡危害、引发的相关因素以及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的危害而采取的最佳预防策略。滑坡评估是通过使用时序谷歌影像和实地调查，对滑坡体进行识别和数字化来进行的。利用GIS软件对滑坡危险性进行评估，编制影响因子图，并对现场观测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计算了滑坡的规模。此外，在相关家庭的问卷调查（n=60）中，进行目的性抽样，探讨人们对山体滑坡、对生计资产的主要影响因素的看法。并采用Friedman非参数检验评估滑坡对当地人感知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根据现场调查，在研究区域的不同位置共调查了46处滑坡体，滑坡总面积为4.77 km²。通过使用Friedman检验的比较矩阵分析，本研究确定了滑坡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农村道路、施工、边坡因素、降雨和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距离道路200-500 m造成最高比率的滑坡灾害，东南方向坡度30°-45°的山体对滑坡的易感性最高。与其他土地利用相比，因为在林内松软地区修建道路，茂密的森林更易受到山体滑坡的影响。比较道路建设前后滑坡的影响，约80%的受访者认为对滑坡有重要影响。

构建宜居的城市空间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市空间的宜居性评价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PLES）视角出发，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合肥市区城市空间宜居性水平进行测度，以期为未来城市空间宜居性建设工作提供科学的规划参考，促进城市空间要素协调及空间优化。首先，本文从生活舒适、生产便利、生态健康三个方面，构建城市空间宜居性评价模型。其次，运用城市空间宜居性评价模型、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合肥市区城市空间的宜居性单因素分异现状、综合宜居程度和“三生”空间耦合程度进行分析。最后，探讨合肥市区城市空间“三生”要素协调性，并提出提升城市空间宜居性的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在“三生”空间单因素宜居性方面，合肥市区各类型空间的宜居性呈现出显著的分异特征，空间上呈现出生活舒适区中心集聚、生产便利区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生态健康区四周分散的特点；（2）合肥市区空间整体宜居性较高，宜居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市区中心，低值区域集中在市区周边；（3）合肥市区“三生”空间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呈现城市中心高、四周低的特征，且生活-生产耦合协调度最高，说明两者空间布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现了良性协调。

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本文以湖南省为例，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利用IAHP-熵权法-TOPSIS算法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综合评价，进而探究影响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2010-2019年湖南省乡村旅游、乡村振兴指数上升明显，旅游相对优先度逐步下行。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从0.3提升为0.96，大致经历低水平耦合-磨合-高水平耦合三个阶段；耦合协调度从0.22增长为0.89，可划分为指数双低型中度失调-较低指数型过渡-中度指数型初级协调-振兴优先型较好协调等四个阶段。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主要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乡村旅游满意度、公路网密度、农业生产条件、农产品加工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等因素影响，强化资金保障、优化服务配套、促进产业融合是提高两者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有效途径。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城市的发展模式、发展重心和发展速度已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改善民生性公共服务，推动绿色发展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选取2007-2020年281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1）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民生性公共服务仅仅促进了非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而对资源型城市并没有显著影响。（3）机制检验表明民生性公共服务主要通过人口集聚、创新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发展效率提升。（4）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不同门槛变量下，民生性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差异。

探讨游客对世界地质公园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认知与支持有利于制定更加科学的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发展规划。本研究以苍山世界地质公园为例，以旅游业和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为出发点，确定游客是旅游发展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之一。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法，构建了苍山游客满意度测评模型，并对苍山各旅游景点游客满意度进行了测算与评价，研究了游客的旅游特点、旅游倾向和目的。研究结果可为加强苍山景区特色的构建和游客投诉管理提供有效参考，也能帮助苍山景区更为合理地规划游览安排，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零缺陷”的旅游产品。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是尼泊尔特莱（Terai）低地保护区重要的大型动物之一，它们经常在保护区森林边界附近遇到人类及其生计支持活动。人象冲突一直是保护区附近人类居住区的主要问题之一，每年都会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这一问题阻碍了保护区的可持续管理。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巴迪亚国家公园缓冲区人象冲突的原因，并评估人们对这种大型动物的感知。为此，在巴迪亚国家公园缓冲区内的三个市镇进行了结构化问卷调查。此外，作为问卷调查的补充，还对关键知情人士进行了访谈。结果显示，93%的受访者在过去三年中曾遭遇大象的袭击。由于大象袭击，去年每个家庭平均损失了大约9690尼泊尔卢比。大象的攻击行为大多数发生在7月至9月，其次是10月至12月。这表明大象对作物的偏好是研究区大象发起攻击/袭击行为的主要原因。大象袭击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农田向森林的扩张而导致大象食物不足。90%的受访者对大象攻击的反应是驱赶它们（使用火或噪音）；51%的受访者接受人象共存，他们认为大象具有生物学和经济价值；然而，还有41%的人拒绝与大象共存，因为大象对当地居民及其生计构成了威胁。人象冲突已对保护区管理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必须通过保护区、当地居民和行政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来解决相关问题。建议以后开展更多的研究，以了解大象在森林边界和邻近定居点附近人们的居住和迁徙模式。

旅游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双碳”目标下，旅游碳排放量测算是减碳减排的基础，也是发展可持续旅游的前提。本文根据现有研究，使用元分析，基于2022年之前关于国内景区碳排放研究的相关数据，运用可视化方法、SPSS相关分析等，分析景区游客人均碳排放和景区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以2010年为节点，随时间的推移，研究区数量和景区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2010年前景区的平均人均碳排放为 23.47 kg 人^-1，2010年后升为55.29 kg 人^-1；（2）在不同类型的景区中，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大小排序为：自然类>混合类>人文类，其中，自然类景区的人均碳排放量为66.13 kg 人^-1；（3）对影响人均碳排放量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游客人均碳排放量与景区面积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景区面积越大，人均碳排放量越大；（4）旅游线路中行程天数的增加会导致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不同客源地、宾馆类型和交通方式等也是影响人均碳排放量的因素。研究结果可为不同类型景区制定低碳发展策略提供依据。

文章从乡村振兴视域的角度，结合非遗+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理念，提出了RMPP（资源-市场-产品-政策）理论，并从资源、市场、产品、政策四个维度对北京市辖10个郊区内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其次，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RMPP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指标权重并进行打分。通过评价分析得出北京市辖10个郊区在RMPP四个维度上的发展差异，并总结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困境，如：非遗传承意识淡薄、非遗旅游资源整合力度不够、非遗旅游产品开发层次较低、非遗保护权责不清晰等。最后，从RMPP四个维度上探索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包括：非遗资源科学整合、市场模式创新、产品梯度开发、政策靶向实施等方面。

人类对全球碳循环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土地利用活动，随着露天煤矿开采进程加快，矿区内碳排放量增加、生态系统功能下降等问题显著，亟需探索低碳下生态效益最佳的土地利用优化结构，为西北干旱荒漠矿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调整提供理论支持。本研究以乌海市骆驼山矿区为研究对象，在矿区土地利用碳排放量核算的基础上，利用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以低碳排放和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目标，探究矿区土地利用最优结构。研究结果：优化后的草地和水域面积有所增加，采矿用地和未利用地面积有所减少；与2021年相比，优化后方案碳排放量降低了19045.93 tC，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升了5338.14万元。研究结果表明，以土地利用碳排放最小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矿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可以在低碳减排下，实现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提升，以期为西北干旱荒漠区矿山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生态修复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尽管城市工业用地规模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已从不同角度（如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进行了广泛讨论，研究结果显示了正向、负向和多元的影响关系。然而，城市工业用地扩张如何影响二氧化硫排放仍不明确。为了明确这一关系，以促进中国污染物减排目标的实现，本研究利用2011-2019年的29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果表明： 城市工业用地规模越大，单位工业增加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越低。通过深入了解城市工业用地规模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城市工业用地和工业布局，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该研究的政策价值在于：在工业用地规模较大的城市促进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在工业用地规模有限的地区发展高效、环保的工业；优化技术和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可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绿色基础设施作为一项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其对产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也具有明显的作用。目前传统的绿色基础设施构建方法是基于垂直和水平生态过程相结合的方法，对于生态系统复杂性以及绿色基础设施对于产业的带动作用考虑不足。如何在考虑到生态系统复杂性的同时发挥绿色基础设施对于产业的带动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汉王镇作为我国极具代表的农旅产业主导型村镇，近年来村镇生态安全格局破坏较为明显，绿色基础设施没有发挥出对于产业的带动效应。因此本文以汉王镇为研究区，以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相关统计数据，从农、旅产业角度出发，以生态系统服务为桥梁，对现有的绿色基础设施构建方法进行优化完善，最终根据优化结果提出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优化方法能够较全面地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将生态服务价值以货币的形式客观地反映出来，以直观的价值来反映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加强广大人民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2）生态因子选择考虑到汉王村镇当地的特色产业，适当地加入与产业相关的生态因子，使得以生态系统服务为基础的生态源地识别更加具有科学性，也能够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多福利。（3）新构建的绿色基础设施充分考虑到了旅游景点对于生态廊道所起的景观、生态、旅游等作用，并且在所选取的生态节点中有6处旅游景点，形成了一个集聚经济功能的生态网络空间，进而使得生态服务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本研究能够有效解决传统绿色基础设施构建方法存在的不足，并对目前汉王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策略，同时也可以为其它地区农业类、生态旅游类村镇的绿色基础设施构建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旅游业作为幸福导向产业对于提升旅游者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在幸福2.0时代，旅游者从对享乐的浅层需求转变为自我实现的深层需要。本研究基于建构发展理论，借助PERMA量表，探讨旅游涉入度对旅游者本真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旅游涉入度对旅游满意度、本真幸福感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旅游满意度对旅游者本真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旅游满意度在旅游涉入度与本真幸福感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明晰了旅游涉入度、旅游满意度及本真幸福感间的影响机理，丰富旅游活动对个体游后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同时为旅游者自我发展、相关企业及政府部门更好提升旅游者本真幸福感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建议。

基于POI、旅游网评等数据，综合运用AHP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北京市体育公园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布合理性、旅游体验质量评价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从空间整体分布合理性角度，北京市体育公园布局整体选址分布合理，局部地区存在偏差和不适宜性分布，呈现出区域向中部、北部倾斜的趋势。其中局部分布不适宜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呈“三个散点”状态分布。（2）从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情景3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建立包括3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的体育公园旅游体验质量评价指标体系。（3）北京市体育公园体验质量总体水平相对薄弱，处于“良好”水平，距离“满意”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4）整体来看，旅游体验质量各级指标分布比较密集，各级点位在分布中呈现旅游客体体验最分散，旅游主体体验分布适中，旅游情景体验分布最集中。最后，根据空间分布特征和旅游体验质量评价构建体育公园优化路径，为体育公园的合理布局和游客满意度提升提供针对性建议。

农林系统具有多种效益，包括通过使用肥用树种来提高土壤质量，通过树冠改善小气候，以及生产薪柴和其他医药产品等森林产品以提高经济效益。农林复合经营有助于更好的土地管理、生计多样化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然而，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农林业作为气候变化适应战略中作用的争辩却越来越多。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农林业作为气候变化适应战略的潜力。数据主要通过问卷调查从拉姆琼县Taksar的120名受访者中收集, 采用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气候变化适应策略的家庭选择因素。同样，通过访谈、讨论和观察以及后续的文件分析，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三角互证和验证。研究表明，农民采取了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农牧多样化（71%）、使用改良作物品种、化肥和农药（73%）、农林复合经营（68%）、创收多样化（72%）、改变作物种植日期（57%）和复种措施（67%）等。从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模型中发现，“耕作经验”、“教育水平”、“农场规模”和“性别”对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具有显著影响。农林复合经营具有不同的效益，如增加河流汇水（79.2%）、改善小气候（80.8%）、增加木材产品（71.7%）、提高粮食产量（83.3%）、改善牲畜健康和畜产品（77.5%）、提高土壤肥力（84.2%）和多样化生计选择（82.2%）。基于这些发现，该研究得出结论：农林复合经营是一种可以减少气候变化对当地环境影响的农业生产方法，推广和采用农林业可以帮助当地社区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

文化遗产旅游因其文化遗产的特殊性而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发展文化遗产旅游需要当地人的支持。在文章中，我们先引入了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理论，再提出关于主观规范、个人规范、当地人感知及其支持意图间关系的研究模型。结果表明，主观规范显著影响当地人的感知（包括经济感知、文化感知和环境感知）和个人规范。另外，当地人的感知和个人规范也显著影响当地人对文化遗产旅游的支持意图。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地人对文化遗产旅游的支持意图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合理配置绿色基础设施（GI）可以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和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ArcGIS 10.8 和Stata 16 软件平台，本文采用特征价格模型和分位数模型定量表征绿色基础设施可达性对房价的影响以及不同房价对绿色基础设施可达性的敏感性。结果表明：（1）绿色基础设施可达性对房价有显著影响。此外，绿色基础设施的面积每增加1%，房价上涨约0.3%。（2）绿色基础设施可达性对不同房价的影响程度不同，即不同房价对绿色基础设施可达性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尤其25%-75%房价区间内，房价与到最近绿色基础设施的时间呈负相关。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对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建设，以期满足城市居民对绿色基础设施的需求，同时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农民自组织参与集体行动是优化乡村旅游治理效率、确保乡村旅游取得积极成果的关键。为了识别其潜在机制，本文选择了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 智能决策扩展模型。采用混合方法对湖南省长沙市郊区239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和20次半结构化访谈。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生计资本、户主特征、旅游市场环境、作为旅游发展进入和退出规则的制度规则、认知改革和土地整理水平对乡村旅游农民自组织参与行为集体行动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旅游市场环境变量下的“居住环境”和“旅游资源”的影响力度最大，土地整理变量下的“土地用途”的影响力度最小。基于研究结果，探讨了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制定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以河北省118个县域为研究对象, 构建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运用熵值法、核密度分析、ESDA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审视并分析了2005-2020年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推进有序且态势良好，2005-2020年16年间城乡融合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05-2010年为波动发展阶段，2011-2020年为城乡融合水平快速发展阶段。（2）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呈现一定的高低值锁定现象，发展较快的地区恒快，较慢的地区恒慢。（3）河北省城乡融合水平影响因素逐渐趋向多元化演变，主导因素从相对单一逐渐转变为相对多元化。

垫状植物是高寒生态系统中一类独特的物种，具有厚实的多年生垫状体，可以改善局部微环境，从而对生长于其内部的其他物种起到保育作用，被称为高寒生态系统的工程师，其中对土壤养分有效性的改变是其保育作用的重要途径，但关于这一过程的研究目前还很少。本研究选择青藏高原广泛分布的垫状点地梅（Androsace tapete），在西藏当雄念青唐古拉山脉南坡4500 m和4800 m两个海拔设置样地，通过动态测定垫状点地梅覆盖下土壤和无垫状点地梅生长的对照草地土壤在生长季中的无机氮含量、净氮矿化速率以及土壤酶活性，对比分析垫状点地梅对土壤氮素有效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土壤中硝态氮和铵态氮含量在4500 m样地无显著差异，但在4800 m样地，垫状点地梅覆盖下土壤的硝态氮与无机氮含量在生长季中期有显著增加，其中硝态氮比对照草地增加了56%，无机氮则增加了74.5%；（2）垫状点地梅还改变了土壤中氮的矿化趋势和速率。在4500 m样地，垫状点地梅覆盖下土壤净氮矿化在生长季中期为负值（氮固定），速率为-0.11 μg g^-1 d^-1，而对照草地土壤则为正值（氮矿化），速率为0.61 μg g^-1 d^-1，二者差异显著；在生长季初期和末期二者均为正值，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在4800 m样地，垫状点地梅覆盖下的土壤在生长季初期的净氮矿化为正值，速率为0.07 μg g^-1 d^-1，而对照草地土壤则为负值，速率为-1.17 μg g^-1 d^-1，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生长季中期二者均为负值，但垫状点地梅覆盖下土壤净氮矿化速率（-1.95 μg g^-1 d^-1）显著低于对照草地土壤（-0.02 μg g^-1 d^-1）；在生长季末期二者也均为负值，且差异不显著。（3）垫状点地梅覆盖下土壤中的硝酸还原酶与亚硝酸还原酶活性显著提高。与对照草地土壤相比，4500 m样地垫状点地梅覆盖下土壤中的硝酸还原酶活性提高了9.1%，亚硝酸还原酶活性提高了15.7%；4800 m样地两种酶的活性则分别提高了22.5%和16.1%，而这两种酶的活性与土壤中无机氮的动态变化显著相关。以上结果表明，与对照草地相比较，垫状点地梅会改变土壤中的氮矿化过程和无机氮含量，但存在着季节上的动态变化，且不同样地之间也存在差异，说明这种作用不仅受垫状植物生态工程师效应的影响，还会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并且垫状点地梅的工程师效应在整个生长季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尤其是在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青藏高原也正在加速变化，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其变化过程。

乡村旅游在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亦需关注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本文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为例，将环境责任行为分为自我约束行为和保护促进行为两个维度，从游客视角构建了一个以乡村旅游质量感知为前置变量、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乡村旅游情境下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质量感知和地方认同正向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两个维度，且均对自我约束行为影响更为显著；（2）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赖；（3）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在乡村旅游质量感知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乡村旅游地在提升旅游质量时应注重游客的感知体验，增强游客地方依恋，激发环境责任行为，以此减轻生态环境负担。

旅游业的大规模快速发展使生态涵养区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本研究通过构建生态涵养区绿色旅游发展潜力测度模型，分析北京生态涵养区绿色旅游发展潜力时空演化特征，构建北京生态涵养区绿色旅游发展潜力提升模式。结果显示：2011年至2020年，北京生态涵养区绿色旅游发展潜力整体增长，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但各区域发展重点有异，需针对不同区域实施差别化管理措施。最后，文章构建了以“分区管理、重点落实”为指导方针，以保护性开发资源为基础力、全过程优化生态为持续力、高品质打造产业为核心力、坚持多主体参与为保障力的北京生态涵养区绿色旅游发展潜力提升模式。本研究为评价生态涵养区绿色旅游发展潜力提出一个新的测量方法，为生态涵养区绿色旅游与区域绿色发展提供了系统化的管理框架。

体育旅游是激活乡村旅游的重要手段，以体验户外运动、民族传统体育、农村节庆体育等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旅游与农村发展密切相关，被寄予助推乡村振兴的厚望。本研究在大别山地区调查406名村民和访谈15名村干部，发现：（1）85.71%的村民认为家庭收入因体育旅游而增长，年均增收19865.93元；（2）体育旅游游客在当地发生停车、购物、住宿等17种消费活动；（3）86.39%的村民相信自己能够依托体育旅游获益，而且85.71%的村民认为家庭收入得益于体育旅游；（4）平均而言，体育旅游直接帮助每个家庭年均增收4677.58元，帮助每个村年均增收449000元。虽然体育旅游在助推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出了多重积极效应，但也面临市场号召力不够、催生新的“马太效应”、收益分配方式与乡村振兴诉求之间存在矛盾、未能充分实现预期发展目标等问题。因此，建议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旅游产业链、将部分优质体育旅游项目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保护体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乡村收益和增强体育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联动关系。

由于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全球各国对碳排放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推出碳金融衍生品、完善碳交易体系是促进碳减排的重要手段，而合理的碳金融衍生品定价是推出相关金融产品的基础。本文首次采用双侧伽马分布拟合碳配额收益率序列，得到碳配额价格的波动率并对期权定价模型进行优化，最终求得了碳期权价格。结果表明：碳配额收益率序列近似服从双侧伽马分布，而且此模型用于碳期权定价具有合理性。随后，综合考虑连涨、连跌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及成交量对价格的影响, 利用双侧伽马分布推导出价格涨跌条件概率的公式, 进行了数值验证。因此，双侧伽马分布在碳交易中可用于期权定价和价格涨跌概率推断。

景观基因和旅游意象是传统村落旅游目的地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明晰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对于理解传统村落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和推动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张谷英村为案例地，基于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识别提取和“认知-情感-整体”框架的旅游意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张谷英村景观基因和旅游意象建构的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对旅游意象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尺度的村落景观基因在旅游意象建构中存在差异，其中，“丰”字形建筑结构的建筑基因对认知意象起到重要作用，“孝友家风”文化基因和以天井为中心的“回”字形院落布局基因次之，“龙”形山脉布局的环境基因作用最低。（2）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认知意象在景观基因和整体意象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认知意象和情感意象在景观基因和整体意象中起到链式完全中介作用。（3）通过多群组分析，发现研究假设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游玩次数和不同常住地子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丰富了传统村落景观意象研究的内容和视角，有利于推进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的实践。

能在较高海拔生长的原生稻蕴藏优质基因和遗传特性，但近年来受到杂交稻和普通水稻普遍推广的挤压，其分布状况堪忧，因此无论从种质资源保护角度还是从经济价值角度对原生稻开展保护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借助包含地方政府、企业或合作社、农户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开展分析，对元江县开展原生稻保护工作提出建议，并为其他地区农作物品种生物多样性和粮农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原生稻的保护亟需地方政府的鼓励支持、宣传引导。政府对企业和农户的补贴力度和收购、种植原生稻的积极性之间有密切关系。政府对企业补贴系数较小时，企业存在趋向“不收购”；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系数越高，企业达到演化稳定状态的速度越快，而政府与农户达到演化稳定状态的速度反而减慢。政府对农户的补贴系数越大，农户、企业与合作社达到演化稳定状态的速度越快，政府达到演化稳定状态的速度反而减慢；政府对农户的补贴系数较大时可能会产生农户趋向“不种植”、政府趋向“不鼓励”的情况。因此，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要仔细权衡给予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补贴，并结合地方财政状况和原生稻恢复种植、原位保护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