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放牧加剧了中国草地的退化程度,破坏了草地生态系统重要的生态和经济价值。“草畜平衡”政策在中国全面实施已超过十年,旨在平衡饲草产量与牲畜消耗之间的关系。本文梳理了政策评价的统计资料和相关文献,指出以草畜平衡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政策不仅对草地的恢复效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阻碍了部分超载地区的减畜,甚至还对牧民生计产生负面影响。为解决当前困境,本文基于生态学理论提出了从控制牲畜数量到维持和改善草地健康的根本性策略性转变的理论框架和实现途径,以期推动我国草地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表明,“草畜平衡”政策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干预了牧民自主使用承包草场的行为,而且基础理论和方法也存在缺陷。相比而言,以草地生态系统健康为衡量标准实施奖惩政策,不仅能够激发牧民自主经营草原的积极性,而且比“草畜平衡”政策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期,“一带一路”的建设需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开发二者关系。然而,21世纪丝绸之路的沿途国家,绝大多数都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大都面临着与中国相同或类似的生态与发展困境。在本文中,我们以全球气候类型分布为基础,筛选同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的中亚地区和我国西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对我国西部地区和中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同时结合近几年实施的重大生态治理工程,提出有关水资源利用与保护、防沙治沙、盐碱地治理等具有一定可推广性的生态治理关键技术,旨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打造生态治理体系提供技术模式的经验和参考,为各国实现绿色发展、加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新思路,对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受到全球关注。作为淮河生态经济带核心组成的淮海经济区,其土地利用、生态安全与区域经济发展发生着互馈演变。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 (GEE)提取多期土地利用数据,借助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评估以及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CR）,探讨了1998-2018年淮海经济区的ESV演变的时空分异特征,优化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ESP）。研究表明：ESV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呈东北高、西南低的特征。中值ESV区面积比重最大,高、低值ESV区的占比较小。ESV呈现等级下降与升高并存的时空分异特征。从发展时段看,ESV等级变化呈现向好趋势。生态安全格局优化中,优化识别重要生态源地26个,主要景观生态廊道22条、生态战略节点65个,中水平生态安全区占比最大。ESV和ESP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与当地自然资源的变化和政府保护政策的改变与调整密切相关。研究结果可为跨省区的国土空间保护、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为了响应国家十四五规划,更好地探索促进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的新战略,本文采用super-SBM模型和马尔可夫链对成渝经济圈2004-2018年的生态效率值进行了测算与时序分析,同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生态效率进行了空间分析。虽然成渝经济圈生态效率在研究期间有所提高,但其经济发展仍然是生态无效的,这意味着成渝迫切需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在研究期间,成渝经济圈的生态效率的演变呈现为“π”字形状,并伴随着“俱乐部趋同”的现象,此现象表明生态效率有保持原状的强烈趋势,说明生态效率缺乏足够的改善动力,因此很难实现跨越式转移。从空间上看,生态效率从西北向东南呈高-低-高效率分布,生态效率的时空差异缩小,但集聚效应相对较弱且呈现两极分化趋势。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水平、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导致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原因。成渝经济圈应针对各自弱点相应采取改善措施提高生态效率,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的绿色发展。
水资源承载力是衡量区域内人水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评判指标。定量评价水资源承载力,可为有效调控水资源、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依据。基于大敦煌地区各市县统计数据,以分县为基本单元,定量分析了2010-2017年不同来水条件和不同政策约束下大敦煌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和承载状态。结果表明：（1）2010-2017年大敦煌地区水资源承载力逐年增加,平水年、枯水年和特枯年条件下的承载力分别从34.37万人、31.59万人和29.11万人增加到45.87万人、41.54万人和37.56万人。（2）不同政策约束下,2010-2017年大敦煌地区水资源承载力逐年增加,从2010年的30.94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41.24万人;预估2020年和2030年分别可承载人口32.66万人和34.12万人。（3）2010-2017年大敦煌地区水资源承载指数持续减小,平水年、枯水年和特枯年条件下承载指数分别从1.05、1.14和1.24降到0.80、0.88和0.97,人水关系均从临界超载转变为平衡有余。大敦煌地区水资源承载力显著提升,承载状态显著改善,但整体承载上限并不高,应着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以维持大敦煌地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外资在发展中国家水电站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外资在水电站建设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新问题,已成为国际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比较了尼泊尔上崔树里3A水电站（由中国政府银行全额出资）和拉苏瓦加迪电站（由尼泊尔拉苏瓦区当地政府银行出资）的建设情况。利用道路、建筑物、大坝和车辆等指标,采用目视判读方法,从2012年至2020年的1 m分辨率高分遥感影像中提取监测指标,对比监测两座水电站的建设情况。采用两种方法对比监测了两座电站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在两个电站建设期内（上崔树里3A水电站监测周期为2012年至2020年,拉苏瓦加迪电站监测周期为2014年至2020年）,利用30 m Landsat 7/8卫星数据,对比评估了两座电站建设期内的归一化植被指数变化情况。然后,利用1 m分辨率高分遥感影像,采用目视判读方法,对比监测两座电站周边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最后,分析和比较影响这两个电站施工过程、环境影响和社会经济影响的因素。结果表明：（1）尽管地质灾害、新冠疫情、印度政府禁令等诸多因素影响了尼泊尔各项目的建设,中国投资的上崔树里3A水电站与尼泊尔本土投资的拉苏瓦加迪电站项目建设进度无差异;（2）上崔树里3A水电站的环境保护工作比拉苏瓦加迪水电站更好,拉苏瓦加迪电站周边的植被呈现持续下降,而上崔树里3A发电厂的植被呈增长趋势;（3）上崔树里3A水电站比拉苏瓦加迪水电站更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由“一带一路”倡议资助的能源项目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能源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在境外投资建设电站时,应充分调查当地情况,并根据这些情况合理确定建设期,以避免项目延期等投资风险。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一直是尼泊尔许多地区（包括尼泊尔东部）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本研究评估了尼泊尔Sunsari 区Koshi Tappu野生动物保护区Paschim Kusaha村的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状况。通过问卷调查和正式/非正式访谈,从不同家庭的47名受访者中收集数据。结果显示,破坏力最大的野生动物为野象、野猪和野水牛,袭击最多的农作物为水稻（63.83%）、玉米（19.15%）和马铃薯（17.02%）。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大部分相遇发生在夜间（黄昏后和黎明前）,有记录显示夜间相遇占总相遇次数的78.72%。当地居民受到的主要负面影响包括财产损失、动物骚扰以及野生动物对农田的破坏等。尽管保护区和周边地区的人类死亡率记录令人不安（在过去5年中有22人死亡）,但仍有70%的受访者对野生动物保护持积极态度。建议提高对野生动物行为的认识以及保护,设立容易获得补偿的计划和项目,以尽量减少该地区的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从而实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并提高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建议将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等基于自然的方法作为一种有前途的综合适应战略。EbA包括重视生态系统在降低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方面的作用的适应战略。在地球上不同的生物群中,真菌不仅在维持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养分循环（支持和调节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为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利益（供应和文化服务）做出了贡献。本文根据对冬虫夏草（Ophiocordyceps sinensis）和其他野生真菌的实地考察、相关文献回顾以及作者的相关专业知识,对这些生物多样性真菌群体如何对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方法的知识的科学理解进行了介绍。在尼泊尔,很多当地社区将几种真菌用作食品、药品,真菌同时也是尼泊尔山区社区的重要家庭收入来源,可在灾难期间提供缓冲,并对粮食安全、医疗保健、教育等具有积极作用。对于综合EbA 方法,应加强地方机构的管理以及本土（地方）知识的教育,以对生态、社会和经济有用的真菌物种的识别、保护和可持续管理进行适当的政策干预。
本文借助2000-2018年中国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驱动-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区位商测度城市旅游经济的相对集聚水平,进一步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非线性关系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的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环境承载力均呈现增长趋势,但旅游环境承载力存在阶段波动特征;26个城市的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环境承载力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的作用关系。本文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探讨旅游环境承载力提升和调控路径,有助于地方政府有效统筹旅游产业集聚与可持续发展。
大敦煌地区过去百年经历过因耕地扩张、生态移民和修建水库等人为因素导致的生态退化,目前通过各类生态工程的恢复,生态恶化趋势有所减缓。保障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的开发建设不威胁生态安全,是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重中之重。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的供给与消耗的平衡关系,评估大敦煌地区生态消耗的压力,分析生态承载状态的格局及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2000年之后,大敦煌生态供给量呈波动增长的趋势。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农田生态系统提供了超过55%的生态供给量,供给能力相对较高的地区集中在少量的河谷地带。（2）大敦煌地区生产消耗压力较大,生产消耗强度已在2014年超过生态供给量。大敦煌生产消耗结构以畜牧业生产消耗为主,占生产消耗总量的65%以上。（3）大敦煌地区2000-2017年生态承载力一直处于富余的状态,由于快速增长的旅游人口敦煌市在2017年承载压力状态转变为盈余。这意味着大敦煌地区亟待通过生态友好型产业缓解牧业生产对生态系统的压力,注重开发以牧区生态文化服务功能为主的旅游资源也有助于消除由于旅游人口高度集中于敦煌市导致的局域性生态资源供需不平衡。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区域旅游空间竞争的支撑。旅游业的发展取决于旅游资源的利用程度,研究其空间结构对其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旅游资源的大样本数据,从旅游资源的多类型、多层次、多组合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分析的框架和方法。以海南岛为例,运用点模式分析方法描述海南岛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识别旅游资源开发区,并提出旅游资源开发建议。研究结果如下：(1) 海南岛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尺度规模为30.5 km,各类旅游资源分布差异显著。(2) 基于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结果分析,确定旅游资源开发区,包括三级旅游中心热点区、“一横三纵”旅游带和四个旅游组合区。(3) 通过分析海南岛旅游资源开发区的分布特征,发现旅游资源开发区跨界特征明显。为了充分发挥旅游资源的空间组合和叠加效应,建议从单一、孤立的开发转变为区域间的整合开发。在省域尺度上,基于大样本量点数据来描述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特征相对准确。点模式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准确描述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还可以为其他面向空间规划的区域空间分析提供参考。研究结果为区域旅游资源空间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区域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传统村落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传统村落的空间与文化特征及其成因有助于促进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与传统村落全面振兴。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深入访谈等方法分析北京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文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北京市传统村落整体呈随机分布;分布格局为“西南多,东南少;东北多,西北少”;多沿地势稍高的山麓平原或山间盆地分布;多靠山临水、沿古道布局。（2）北京市传统村落存在文化共性,形成了传统民居文化、民俗文化、长城守边文化、守陵文化等九种典型的传统村落特色文化。（3）北京市传统村落空间以及文化特征的形成受到地形、气候、河流等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皇家生活、都城建设、古代军事防御、交通、商贸等人类活动的影响。本研究可为北京市以及全国的传统村落科学保护和有效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乡村旅游已成为中国旅游的发展热点,但对乡村旅游资源的评价尚未有充分的认识。本文以兰州市为例,通过问卷星和实地发放两种形式收回有效问卷574份,从资源价值、环境因素和接待条件3个维度构建包含文化性等25个评价因子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认知度综合评价法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展了综合评估。结论如下：一是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更加注重接待条件。游客更加注重接待条件设施,接待条件价值占比更多的集中在8-10分,占比61.4%,高于环境要素的分值占比58.87%和资源本身价值（54.26%）。二是游客对乡村旅游资源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愉悦性（0.1152）、游线设计（0.1014）、体验性（0.0765）、观赏性（0.0747）等方面。三是游客对乡村旅游资源认知度主要集中在自然性（4508）、环境安全（4469）、愉悦性（4387）、食宿条件（4367）、游线设计（4363）等方面。四是乡村旅游资源的认知基本上以6-9分为主,环境因素的10分分值占比最高,但游客对乡村旅游资源的科普性和教育性的期望较高,导致获得感较低。通过对乡村旅游所在地环境资源的自然性、接待条件的环境安全和外部交通以及资源价值的愉悦性的综合效益的发挥,实现乡村旅游资源的综合效益和价值最大化,以期对乡村旅游资源的评价提供参考。
北京冬奥会部分项目于2022年在张家口举办,张家口作为重要的冰雪旅游地,在其建设过程中其景观格局的变化速率、景观生态安全水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尤其是旅游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极为必要。本研究运用2000-2020年间的土地利用数据,综合分析张家口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景观脆弱度、景观干扰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旅游生态服务价值等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2015-2018年张家口市景观格局发生大幅扰动,景观生态安全在景观格局调整的过程中受到威胁,直至2020年景观格局经过调整并稳定以后,景观生态安全重新恢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尤其是旅游生态服务价值得以显著提升。本研究结果将为张家口冰雪旅游地景观格局的优化,以及旅游生态价值的提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对我国其他冰雪旅游地的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地名承载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极具旅游价值。本文以成都主城区为例,通过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实地调研等方法,发现老成都全城有三十六条大街,七十二条小巷,这些大街小巷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祠庙堂所类、衙署兵营类、姓氏家族类、市场作坊类、桥梁水系类、地貌风物类、经传辞语类、祈祥祝愿类、名人遗址类、方位字序类以及新旧民主革命词汇类等。成都地名文化具有极大的旅游价值：可以激发游客旅游兴趣、能够标识旅游特色、增强旅游体验、服务旅游经济。同时发现在地名文化遗产方面存在以下问题：部分老地名正在消失;部分地名虽还在,但其实体形制已消失;美好的老地名被随意更改;新地名剧增但缺乏品味;很多地方有重名的现象等。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对成都地名文化进行旅游开发应采取的对策：建立成都旅游地名系统;将地名用于古景的复原与开发;将地名与美食旅游资源结合;将地名与优质的旅游商品相结合;开发与成都地名有关的文创产品;加强成都地名文化的理论研讨;开展成都地名文化传播活动。
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例,采用熵权法和斯皮尔曼相关分析法,结合土地利用/覆被数据、行政区划数据、人口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分别从市级尺度、区县尺度和乡镇尺度探讨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的尺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多功能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但不同尺度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保持不变。（2）在各单一尺度上,耕地多功能的权衡与协同具有空间异质性。（3）耕地多功能权衡和协同存在尺度效应。随着尺度的缩小,耕地功能之间的关系由权衡向协同、协同逐渐增强转化,由统计上不显著向显著转化。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从多尺度角度开展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研究。该结论可为管理决策者在适当的空间尺度制定相应的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保护管理联动策略,促进耕地多功能协同供给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
科学识别生态空间、合理预测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变化趋势,是构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目前,大多数生态空间识别、功能分区和格局重构以当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结构信息为参照,忽略了生态系统服务综合功能和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时空动态性,对未来生态空间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模拟不重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空间保护格局构建的合理性。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动态变化特征的生态空间划定方法,实现了邛崃市生态空间范围识别,解决了当前研究忽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动态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还应用Markov-CA模型,集成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变化特征,实现了2025年邛崃市生态空间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变化模拟,为生态空间变化模拟寻找到了合适的方法,也为合理构建生态空间保护格局提供了基础支撑。研究发现邛崃市生态系统服务综合功能量及其年际变化率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这一发现证实我们在识别生态空间时考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动态特性的必要性。应用本文提出的生态空间识别方法确定邛崃市生态空间面积为98307 ha,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中确定的相应生态空间范围基本一致,证实了立足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动态特性的生态空间划定方法的可靠性。研究结果还表明：2003-2019年,邛崃市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表现出较强的非平稳性,这说明我们应当在生态空间保护格局构建中充分考虑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动态性对未来生态空间功能格局的影响。Markov-CA模型高精度实现了邛崃市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变化模拟,Kappa系数达到0.95以上,说明应用该模型模拟未来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格局是可行的。模拟结果显示,2019-2025年,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非平稳性影响,邛崃市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仍将发生相互转换,预计到2025年,生态空间仍然会保持初级产品生产、气候调节、水文调节三大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面积将会发生变化,分别为32793 ha、52490 ha、13024 ha。研究可以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生态功能分区和生态空间保护格局构建提供科学参考。
食草动物处理和消耗食物受单位时间内饲料质量和数量有效性的不同影响。异速反应理论被认为是食草动物觅食栖息地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 并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体型的食草动物研究。但其在解释不同消化生理和体型的食草动物如何利用生境斑块方面尚不明确。本研究通过整合河马（河马科,大型非反刍动物）和牛（反刍动物）的觅食关系,揭示了不同消化生理和体型的食草动物对生境斑块的应用。整个雨季和旱季,通过在加纳的Bui国家公园布设的48块100 m×100 m的样方来分析物种密度降低与环境变量之间的显著关系。结果表明,雨季河马和牛更倾向于利用靠近河流的区域,但河马在旱季会选择远离河流的地区觅食。草地的高度也决定了这两个物种对草地的利用,河马选择使用更矮的草地。分析食物的质量可知,食物氮含量对反刍动物（牛）的斑块选择有显著影响。然而,酸性清洁纤维含量则与非反刍动物（河马）呈正相关。在Bui国家公园,草地高度和食物质量对斑块使用的高季节性影响主要是由河马和牛的消化生理和体型不同所决定。
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的时空格局对湿地修复工程的响应方式及影响因素是湿地修复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与传统的单一物种分类方式相比较,功能群的研究方式能更加全面地反映湿地的演化状态及格局分异。研究在2017年的4月、7月、10月和2018年的1月采集了大型底栖动物、土壤及植物样本,在底栖生物功能群划分的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分析了功能群的时空格局变化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运动方式、取食习性和食物收集方式等性状,研究区域的底栖动物可以被分成11种有效功能群。半运动悬浮物食者（FDX）、半运动表面碎屑食者（SDX）、运动以颚肉食者（CMJ）是一年中观察到的三种主要功能群。回归分析表明,土壤粒径、水分含量、植物高度是多数功能群的共同影响因素。其中半运动悬浮物食者（FDX）功能群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土壤粒径（P=0.002）;夏季半运动表面碎屑食者（SDX）功能群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水分含量（P=0.004）、植物覆盖度（P=0.008）、土壤粒径（P=0.032）;秋冬季节运动以颚肉食者（CMJ）功能群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土壤盐度（P=0.040）、植物高度（P=0.011）。本研究对理解生态修复工程后的湿地状态演变及演化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未来的生物地貌研究提供了机理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