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近四分之三的森林正在遭受人为干扰,尼泊尔三分之二以上的森林受到不同类型的干扰。在社区森林中,当地社区在生计的各个方面都依赖于森林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以各种方式干扰森林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系统的功能。本研究在尼泊尔中部丘陵区的两个社区管理森林中,研究了对植物物种多样性、更新（幼苗和树苗）、生物量、土壤有机碳（SOC）和总碳密度的主要干扰因子。以树桩数、断苗、砍伐和放牧践踏作为主要人为干扰的衡量指标,从89个随机选取的250 m2的样地中收集了必要的数据,利用广义线性模型（GLM）对人为干扰的响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森林砍伐对生物量和总碳密度平衡的影响最大。森林砍伐程度越高,森林碳储量越低。SOC对上述类型的人为干扰均无显著反应。木本物种丰富度和幼树数量随着树桩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说明中间干扰是有益的。然而,较高的砍伐强度降低了幼树密度。放牧/践踏是抑制幼苗生长的最显著干扰,在践踏强度较高的森林地区,幼苗和树苗数量较少。这些结果将为尼泊尔多目标森林管理以及如何降低其他地区类似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人为干扰的影响提供指南。
雅鲁藏布江流域作为西藏重要的人口聚居区,其植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格局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沿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河岸两侧原生生境设置44个样地,共计220个样方,计算植物的重要值并进行群落分类。结合1985-2015年多年平均降水量和多年平均气温数据以及样地的坡位、坡度等生境数据,采用偏冗余分析（偏RDA）的方法探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根据样地的生物多样性指数预测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结果表明：研究区植被群落按重要值划分为垫型蒿—紫花针茅群落、藏沙蒿—羊茅群落、金露梅—固沙草群落、三角草—冷蒿群落、高山嵩草群落、砂生槐—臭蒿群落、砂生槐—白草群落等7个群落;生物多样性随着经度降低、纬度升高和海拔增加而减少;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地带性特征,水分和热量对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的解释率分别为19.3%和5.7%,而二者共同解释了60.8%的空间变异,耦合效应明显;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植物多样性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升高的分布格局。
鸟类的巢址选择对其繁殖成效具有重要影响。对共域繁殖的不同鸟种繁殖策略的比较,有助于理解鸟类生活史对策的进化。为此,我们在河北永年洼湿地对利用芦苇繁殖的4种鸟类即东方大苇莺(Acrocephalus orientalis)、钝翅苇莺(Acrocephalus concinens)、震旦鸦雀(Paradoxornis heudei)和棕头鸦雀(Sinosuthora webbiana)的巢址选择和繁殖成效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尽管四种鸟类开始繁殖的时间明显不同,但其巢址、巢型和巢结构均类似,并在同一研究地内镶嵌分布,仅在巢离水面的高度、筑巢芦苇的高度和巢址样方内的芦苇密度三个变量参数上存在显著差异。四种鸟类在两个繁殖季的繁殖成效均较低,其中东方大苇莺为34.5% (86/249),钝翅苇莺为35.3% (6/17),震旦鸦雀为38.5% (15/39),棕头鸦雀为40.9% (9/22)。影响繁殖成效的主要生态因子包括巢捕食和恶劣天气如暴雨和强风暴,而被大杜鹃(Cuculus canorus)寄生则是导致东方大苇莺繁殖成功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研究表明,同域繁殖的鸟类可以通过繁殖时间的错峰和巢址的分化等而实现共存。
秃鹫提供了宝贵的生态系统服务,在生态系统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印度本土秃鹫数量在过去几年有所下降。掌握秃鹫栖息地的分布现状对于管理和防止秃鹫数量继续下降至关重要。可以预见,目前的气候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秃鹫生境适宜性的变化,并影响现存的秃鹫种群。因此,本研究利用物种分布模型,对印度中部一个秃鹫栖息地的短期和长期变化进行预测,并以统计和图形的方式呈现数据。选择MaxEnt软件进行预测,是因为它与其他模型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只使用现有数据,在数据不完整、样本量小、样本间隙小等情况下表现良好。采用全球气候模式集成学习算法（CCSM4、HadGEM2AO和MIROC5）以获得更好的预测结果。14个稳健模型（AUC 0.864-0.892）是利用7个秃鹫种群（长喙、白臀、红头、银灰色、埃及秃鹫、喜马拉雅和欧亚狮鹫）在两个季节共1000多个地点的数据建立的。选定的气候（温度和降水）和环境变量（NDVI、海拔和土地利用/土地覆盖）被用于预测当前栖息地,未来的预测只基于气候变量。影响秃鹫栖息地分布的最重要变量是降水量（bio 15,bio 18, bio19）和温度（bio 3,bio 5）。在目前的预测中,森林和水体是影响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在较小尺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极端适宜的栖息地面积减少,高度适宜的栖息地面积增加,总适宜栖息地面积在2050年略有增加,但到2070年有所减少。在更大的尺度上考虑,2050年适宜栖息地的净损失为5%,2070年为7.17% (RCP4.5)。相似的, 在RCP8.5下,2050年适宜栖息地的净损失为6%,2070年为7.3%。 研究结果可用于制定秃鹫的保护规划和管理,从而保护其免受未来的气候变化等威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加速了长江流域的土地利用变化,这对当地动植物的生境质量造成了影响,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境质量变化开展长时间多时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7省的土地利用覆盖数据（1980-2018年）与未来土地利用模型模拟出未来四种情景（A1B,A2,B1,B2）下的土地利用覆盖数据（2050年,2100年）为基础,借助环境服务与权衡综合评估（InVEST）模型评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境质量时空变化。结果表明：（1）2000-2015年,研究区的坡度（R = 0.502,P < 0.01）和海拔（R = 0.003,P < 0.05）、人口密度（R = -0.299,P < 0.01）、NDVI（R = 0.366,P < 0.01）与生境质量显著相关;（2）从1980年到2018年,研究区总面积61.93%的土地生境质量下降,38.07％的土地生境质量上升;在A2情景(人口密度大,环境技术投入少,传统能源成本高)和B2情景(中等人口密度,中等绿色技术,区域政府间缺乏合作)下,研究区的生境质量将下降;（3）长江下游的生境质量恶化程度高于中游,研究区北部的生境质量恶化程度低于南部。整体上,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是有效的,但并未根本上遏制生境质量的整体退化趋势。区域发展应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控制人口增长,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在处理生态问题时,要注重省际合作。本研究可为区域野生动植物保护规划和国际上的类似流域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据统计,旅游碳排放已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9%,加强对其研究和控制是关乎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2007年到2017年间30个省、市、自治区入境旅游碳足迹时空分布的特征和演化规律。在利用碳足迹综合计算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基础上,深入揭示了中国入境旅游碳足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结果表明,2007年到2017年间,中国入境旅游碳足迹呈现急速上升又稍有回落的趋势,总量从562.30万t上升到1088.09万t,增长1.94倍,其中交通和邮电业占比最大;近十年来我国多数省市的入境旅游碳足迹变异程度不高,维持在较平稳的状态;空间维度上,则呈现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趋势。
产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引擎。产业生态化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形态,引导着产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施产业生态化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与有效途径。文章基于2003-2018年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空间发展趋势,利用PVAR模型的实证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考察三者之间在长期状态下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在短期因果关系很难显现,滞后三期（三年）时,三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产业生态化与工业化促进了城镇化,产业生态化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为0.4612,但工业化与城镇化却对产业生态化呈负面影响,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产业生态化将分别降低0.2261、0.2850个百分点。随着滞后期的延长,产业生态化的解释能力要优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工业化以及产业生态化是具备较强的自我积累的发展机制,城镇化的自我积累机制不明显甚至产生减退情况。通过发挥西部地区主导产业的作用,摆脱内部不平衡的发展局面,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相促进。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基础上,实施“绿色生产”,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海岸公园环境管理作为重要的生态经济发展问题,在制定有效政策时,相关信息至关重要,尤其是与娱乐或游憩相关的环境属性经济价值评价。本文以大连沿海公园为研究区域,选取海滩类型、垃圾情况、水质清澈度、拥挤程度四个环境要素,采用三种离散选择模型对游客的环境改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水质改善和减少垃圾的经济价值最高,分别为40.69元和70.55元,另外,游客对于拥挤程度的改善意愿不明显（-0.12元）。此外,本研究针对公园属性组合对受访者偏好及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给定的属性因素中,不同游客个体特征下的WTP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女性游客较男性对水质改善有着更高的WTP, 游客收入水平与支付意愿也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从事游泳和划船活动的游客对水质的WTP较高（59.83元）。这些发现为沿海公园管理者制定有价值的政策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张家口市地处生态脆弱的农牧交错地带,地表水资源匮乏,地下水超采严重,可利用的地表水资源有限。同时,张家口市又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水源涵养区,其水资源安全对于整个京津冀至关重要。根据水资源安全风险大小进行水资源分区管理和决策工作意义重大。本文在遵循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数据可获取性原则指导下,构建水资源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求取指标权重,采用数理统计和3S技术空间分析获取张家口市基于水资源分区的以县域为单位的多源数据,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和加权水资源安全风险评价,结果表明：张家口市水资源安全风险在地貌单元与县域行政尺度上和在流域尺度上分异明显。坝上高风险区面积较大,但高风险极端值在坝下市辖区;流域尺度上水资源安全高风险区分布在内陆河流域和永定河流域,所辖的滦河流域、潮白河流域、大青河流域水资源安全风险值呈现由北向南降低的趋势。坝上偏西偏北区域,“孕灾环境脆弱性”对水资源安全风险的贡献率最大,坝下农区农业用水虽然会挤占其它产业发展和生态用水空间,在水资源禀赋不足的条件下,市辖区城市人口的集聚和工业经济的发展造成的水资源数量短缺和水环境污染所引发的水资源安全风险更大。张家口市水资源安全风险的空间分异研究,可为农牧交错带水资源安全风险分区管理和决策工作提供重要科学参考。
围栏是牧区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围栏也给野生动物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会制约它们的活动范围,妨碍其种群扩散甚至会直接导致死亡。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来将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该区内围栏的现状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我们通过70份调查问卷,了解了当地牧民对围栏的看法、围栏对野生有蹄类动物的威胁以及观察到的被围栏缠绕的野生动物的数量。我们发现,如果当地居民发现用于管理牲畜的围栏会伤害到野生动物,他们更可能意识到围栏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些认为围栏对野生动物有害的人更有可能支持拆除围栏。然而,对于需要雇用他人来照看家畜的牧民,支持围栏拆除的可能性较小。最佳模型只解释了部分数据差异,这表明虽然对围栏威胁的认识很重要,但其他因素可能也会影响牧民对围栏拆除的支持度。因此,为了能在新的国家公园内成功开展围栏拆除工作,有必要强化社区服务和社区合作,以减少围栏拆除对牲畜管理的影响。调查发现,当地牧民在围栏上发现过死亡的藏野驴、盘羊和藏原羚,其中发现藏野驴的次数明显多于其他两个物种。这一结果表明,前述三个物种可能更容易被围栏缠绕,未来需要加强相关研究,这将有助于推动围栏拆除计划的实施。
中国采取了长期不懈的扶贫行动,近十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扶贫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农村脱贫的双重目标,中国把重点放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林业生态扶贫上。然而,贫困人口从林业扶贫项目中获利的程度、贫困户对这些扶贫政策是否满意、以及林业扶贫政策是否有效仍然是个未知数。通过对西南地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具有代表性的怒江州和阿坝州79户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林业扶贫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小额金融扶贫、结对驻村帮扶四条扶贫路径明显增加了建档贫困户的收入,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贫困群众对林业生态扶贫政策感到满意,两州的生态扶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参与不积极、精准识别不完善、资金来源有限和资金不足等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突出了林业产业和公益性岗位在贫困地区扶贫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健全林业生态扶贫政策,实现深度贫困区的生态保护和减贫之间的协同是可能的,文章最后还提出了通过林业发展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五项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2）选择有效适宜的林业扶贫模式;（3）拓宽扶贫资金渠道;（4）建立林业产业脱贫体系;（5）完善生态保护机制。
流沙是我国沙漠化主要成因之一。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北方沙漠及受沙漠化影响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为保护交通线路而采取的固沙措施和技术,包括工程措施、化学措施和生物措施,主要介绍了这些措施和技术的类型及特点,以及近60年间（1950-2010年）其在不同地区不同交通线路中的应用,包括包兰线、塔里木沙漠公路和青藏铁路沿线的防风固沙。工程措施,如建挡风墙和铺设沙障,在沙漠交通线的防风固沙中非常有效。化学措施因成本高和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风险而应用并不普遍。生物措施比工程和化学措施成本更高,但因其效果好且防护持续时间长而得到推崇。在一些地方,几种措施组合的固沙效果更好。工程措施对沙面的固定以及有条件的地方用地下水或河水灌溉有助于旱生植物的早期定植。本文最后指出了固沙措施和技术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方向。本文对解决蒙古高原受沙漠和沙漠化影响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