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人均食物需求的增加对全球耕地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利用欧空局提供的精度为300m的最新土地覆被产品,文章分析了1992-2015年全球耕地的时空变化趋势和耕地转化特征。结果显示：1）在1992-2004年间全球耕地面积增长迅速,而在2004-2012年间耕地增长缓慢,2012年后耕地有缓慢减少的趋势。 2）在洲尺度上,非洲耕地有一直增长的态势,而其他洲耕地都经历了耕地转型,有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在收入较高的国家,耕地多有下降的趋势。3）全球耕地增长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亚马逊林地、欧亚大草原和撒哈拉沙漠边缘。全球耕地减少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由于迅速的城市化,亚洲耕地扩张侵占了大量农田。
为促进人类、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科学界定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是关键。太行山区作为华北平原和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障,存在生态环境脆弱、土地利用不合理和人地关系紧张等问题,但其“三生空间”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因此,本研究以太行山作为研究区,基于多源数据,构建了“三生空间”的功能分类体系,并绘制了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分布图。结果表明,太行山区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的面积分别为7.84万km2、5.19万km2和0.66万km2,各占全区总面积的57.28%、37.87%和4.85%。其中,生态空间占主导,以林草地为主,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地,承载调节和维持生态安全的功能;生产空间以耕地为主,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平原丘陵和地势低缓的山间盆地,维系域内及域外的生计;生活空间比重最小,多数集中在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地区,保障人类居住。
对农户水稻熟制决策行为差异及其空间特征的研究是理解水稻熟制动态变化、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关键和提出应对策略的前提。利用野外调研与室内统计分析等方法,以鄱阳湖区为研究区,对研究区402例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湖区水稻种植呈现南北差异,东南部（进贤县等）双季稻种植处于绝对优势,而西北部（德安县等）以单季稻为主;（2）不同县域的水稻熟制选择差异较大,以双季稻农户为主,占受访农户的63.57%,然而复种指数仍然偏低,仅1.55,且有近三成的农户发生了水稻熟制变更。基于以上研究结果,通过种在哪、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等角度出发,鄱阳湖区应该从提高水稻生产比较效益、促进土地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和优化水稻种植环境等方面引导、规范农户水稻种植,提高区域水稻复种指数和粮食供给功能,务实农业供给侧改革,进而实现耕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
基于1980-2015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与《山东统计年鉴》等基础资料,以耕地利用过程中的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例,探讨了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构成的时序变化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980-2015年,山东省主要农作物总集约度呈上升趋势,由919.73 Yuan hm-2上升到3285.06 Yuan hm-2,其中经济作物多年平均集约度高于粮食作物;主要农作物的人工成本和物质成本均呈增加趋势,粮食作物的物质投入远高于人工投入,而经济作物的人工投入远高于物质投入。（2）山东省主要农作物劳动集约度呈下降趋势,由1980年的501.75 d hm-2下降到2015年的161.93 d hm-2,粮食作物相对于经济作物劳动集约度水平低且下降速率大;而资本集约度水平不断上升,由1980年的518.33 Yuan hm-2上升到2015年的1159.95 Yuan hm-2,其中种子、农家肥、化肥、农药和排灌等增产性投入比重逐渐下降,而农业机械等省工性投入比重增长显著。（3）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与农业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面积呈显著负相关;最主要的直接驱动因素是农作物单位成本纯收益,不过在时间响应上滞后1~3年;最主要的间接驱动因素是农业政策的改革。
为深入探究吉林省经济增长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相互关系,本研究运用脱钩分析模型对吉林省经济增长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脱钩关系进行测度分析,并归纳其空间分异特点及成因。结果表明：1）2001-2015年,吉林省经济增长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以弱脱钩状态为主,脱钩关系整体较为合理,经济增长对城市建设用地资源的依赖性逐渐减弱; 2）在空间上,各地市（州）脱钩关系地域差异性显著,主要划分为脱钩理想型城市（辽源市和白山市）、脱钩基本理想型城市（长春市、通化市、松原市、白城市和延边州）和脱钩不理想型城市（吉林市和四平市）; 3）基本理想型城市逐渐趋向理想状态,而不理想型城市与理想状态差距较大。最后从加强建设用地供地管理、提高建设用地使用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理想脱钩,以实现吉林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生态资产价值评估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研究采用遥感影像解译的土地利用数据,对1990-2013年皖江示范区46个地区的生态资产进行了测算,并分析其生态资产的分布、组成、变化模式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皖江示范区生态资产分布非常不平衡,中部比其他地区生态资产高,且在1990-2013年期间先下降再升高;2）生态资产总量增长了3.05%,总体变化不大,退化和增加的面积比例较小;3）草地和水域的生态资产分别下降11.19%和0.66%,尤其是耕地下降了15.54%,但是林地增加了6.42%;4）在生态资产的变化格局中,合肥的人均资产减少幅度最大;5）影响皖江示范区生态资产时空变化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其中景观格局、人口和气候因素是生态资产格局时空变化的主要动力因素。
本研究的目的是为英国当地家庭找到一种最经济和投资成本最低的分布式供电系统,设计的供电系统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机和电池。本次研究负载数据来自威尔士一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真实用电数据,风力和太阳能资源数据也基于负载所在地的气候真实数据。通过仿真得出：本次研究所选家庭供电的最优方系统由风能、生物质发电机和电池的组合,其最低净现成本为6.254万美元,每度电成本为0.548美元。通过本次研究可知,由于英国威尔士地区丰富的风力资源,风力是最值得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
近几十年来,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增温速度高于全球变暖的平均水平,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叶面积指数（LAI）和蒸散发（ET）在塑造陆地表面过程和气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中,我们重点关注LAI和ET的时空变化及其相互关系。基于2000-2014年的MODIS产品,我们发现蒙古高原的LAI和ET之间存在普遍的正相关关系,而青藏高原则没有协同作用。总体而言,青藏高原LAI的显著增加（减少）区域占总面积的49.38%（50.62%）,蒙古高原则为94.92%（5.09%）;青藏高原 ET增加区域面积占总面积的21.70%（124.10×103 km2）,蒙古高原为88.01%（341.60×103 km2）。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在整个空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在景观的某些部分发现了不匹配。需要通过观测和/或实验研究来探讨这些关系,包括植被特征及其干扰的影响。
不同森林植被改变了林下穿透雨、树干径流、蒸发散和地表入渗,进而对林下不同层次土壤湿度产生重要影响。以华南地区漓江上游3种典型森林,包括毛竹林(Phyllostachys pubescens)、荷木林(Schima superba)和杉木林(Cunninghamia lanceolata)为研究对象,比较其不同层次土壤湿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毛竹林、荷木林和杉木林3种典型植被林下凋落物层和土壤层存在明显差异,荷木林林下土壤入渗强于毛竹林和杉木林;(2) 由于森林植被垂直结构差异,从0-20 cm表层土壤到50-80 cm深层土壤,3种典型植被不同层次土壤湿度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3) 荷木林各层次土壤湿度都明显高于毛竹林和杉木林;(4) 各层次土壤含水量与年降雨关系密切,随雨旱两季变化,毛竹林、荷木林和杉木林不同层次土壤湿度随降雨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5) 在0-20 cm表层土壤,土壤湿度主要受地表凋落物性质的影响,而在深层土壤,土壤湿度主要受植物根系分布和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本研究为深入了解漓江上游森林植被对降水产流的调节作用,客观评估漓江上游水资源和科学管理水源涵养林提供理论依据。
采用杉木人工同龄纯林26年连续观测数据, 拟合
民宿集聚区的选址与资源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具有紧密联系。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构建了包括经济环境因素、旅游业发展因素、地理环境因素、配套设施和经营条件5个要素评价层、20个评价指标、35个评价因子构成的民宿集聚区选址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杭州白乐桥和北京延庆千家店镇民宿集聚区为例,对选址评价指标进行验证和应用。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民宿集聚区选址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环境因素（0.4396）、旅游业发展情况（0.3039）和地理环境因素（0.1405）,配套设施情况（0.0545）、经营条件（0.0615）的影响较小。选择的白乐桥和千家店民宿集聚区两个案例区综合评价得分分别为92.644和88.734,均属于比较合理的民宿选址。本文研究有利于促进对民宿集聚区选址的认识,为民宿集聚区选址开发和建设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旅游共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旅游地多主体互惠协作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基于旅游企业的视角,引入种群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从定量评估的角度对青海湖环湖旅游企业同当地政府、社区居民、外来游客及旅游企业之间共生行为路径组合的均衡状态及共生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E”共生行为路径主要由强度共生因子组成,关联主体间最大共生利益维度存在不均衡、不对称等问题;（2）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E”的共生模式为非对称正向共生模式。本文认为应通过引导、决策、监控、利益分配等共生机制的建立,并规范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的参与机制,同时以旅游企业为主导,通过强化一体化供给和营造一体化效应,来优化“E→G-R-T-E”间的共生模式,最终形成“当地景区带动、社区居民响应、地方政府效应、外来游客体验”的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