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般意义的农业遗产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但以活态性、系统性和动态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传承起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进入了这一新的领域,并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申报与管理、保护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交叉性学科领域。本文从GIAHS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的概念和特点出发,指出：（1）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兼具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复合性遗产,是由经济、生物、技术、文化、景观等要素组成的一类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2）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需要来自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历史学、管理科学、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3）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但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当前研究中应当特别关注一些优先领域;（4）不久的将来,一门新的学科—— 农业文化遗产学（Agroheritology）将会出现。
我国自然保护地内及其周边社区的保护兼容性发展是自然保护目标的组成部分。当前自然保护推崇形成空间保护网络,因此建立封闭式自然保护地不符合我国乡村社区现状与有限的空间情况。在此背景下明晰中国自然保护地内及其周边乡村中农业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其具有多功能性,且具有与自然保护地一致的价值,成为探讨农业系统与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和功能联系的切入点。本文通过解读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管理目标与资源管理特征,分析了其与国家公园在保护与发展下的相互关联。研究揭示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整体保护和适应性管理的管理理念可以从形成保护兼容性生计角度贡献于国家公园管理。同时,为了形成空间保护网络,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定位和管理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农业生物多样性不仅在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等方面体现出高度重要性,同时有助于适应和抵御气候变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保护有助于促进所在区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和传统农业文化的保护。本研究以三处典型的GIAHS为例：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及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系统,实证探究了传统文化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意义,即传统文化可以用来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而农业生物多样性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可以用来传达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推进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传统文化保护,应当建立社区种子库,记录和保存传统耕作方法、技术和工具,开展参与性活动,并且鼓励更多农民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野生可食用植物能提供多种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但同时又消费不足。了解农户对野生食用植物资源采集和消费的感知,对于促进当地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和当地的野生植物资源利用至关重要。本文利用Q方法研究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梯田地区农户采集和消费野生可食用植物的主要观点,识别了四种主要观点类型的农民,包括：市场驱动型、家庭使用驱动型、文化服务驱动型和遵循传统型;分析了限制和促进农户采集和消费野生食用植物的主要因子：传统知识的丧失、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对野生可食用植物的采集和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对于野生可食用植物相关的文化服务需求以及强文化的存在则减缓了饮食结构的变化,进而维持了野生食用植物的采集和消费。Q方法可以更好地帮助识别快速转型地区社区居民与当地野生植物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识别影响当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障碍。
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位于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以农林复合为特征,有研究表明相比于单一板栗种植模式,复合种植具有更好的生态效益。但当前当地农户大多以单一板栗种植为主。通过生态补偿,可以激励农户转变板栗经营方式,达到传承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提高生态效益的目的。本文引入偏好系数修正机会成本,通过访谈及发放问卷等调查方法,获取宽城地区农户单一板栗种植、板栗-栗蘑复合种植、板栗-小米复合种植以及板栗-养鸡复合经营投入产出状况与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通过分析和测算,得到结果如下：（1）尽管三种复合模式的净收入较高,但其经济投入比单一板栗种植模式多,单位投资的回报率低;（2）宽城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平均收入高于当地种植业,因此当地板栗复合种植生产模式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3）研究结果表明板栗-养鸡复合经营模式无需补偿,板栗-栗蘑复合种植模式至少需要补偿1608.5 USD ha-1 yr-1,对板栗-小米复合种植模式最低需要补偿198.3 USD ha-1 yr-1,才可以保障农户获得其创造的全部价值,从而激励农户恢复传统的农林复合生产模式,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赢并传承农业文化遗产。
本文基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基本遴选标准和粮食与生计安全的研究动态,尝试性地构建了适用于GIAHS的粮食与生计安全评估框架与指标体系,并选取位于青藏高原地区的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为案例进行了实证评估。就整体评估结果而言,该系统内农户的粮食与生计安全状况处于中等水平,评估值为2.91,距离较好的粮食与生计安全状况仍有差距。其中,农户的粮食安全状况处于中等水平,评估值为1.43,但核心食物产品安全普遍较差;农户的生计安全状况则相对较好,评估值为1.48,但生计资本安全状况普遍较差。同时,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越单一,其粮食与生计安全状况越差;经济活动越多元,其粮食与生计安全状况越好。然而,核心食物产品和生计资本分别是该系统的“关键要素”和农户维持生计的重要基础。因此,为保障和提升该系统内农户的粮食与生计安全,应当以重点改善农户的核心食物产品安全和生计资本安全为目标和突破口。
为了解和掌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实施10年来,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生态环境等发展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本研究通过历史资料收集、样地调查等方式,收集整理遗产地2005-2013年相关数据,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效益评估。结果表明：（1）GIAHS项目实施,遗产地传统水稻品种基本保持稳定,其它农作物种类基本保持不变,果树和药用植物品种发展较快。随着遗产地生态环境日益改善,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种类和丰富程度都有所增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白鹭和野猪的不断增多。（2）青田县方山乡河流、森林、城镇和荒地生态系统面积增加,其中城镇生态系统增加面积最大,达到20.30 ha,森林生态系统面积增加了7.29 ha;湿地、水库、农田和草地生态系统面积减少,其中草地生态系统面积减少最大,达到28.87 ha。从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价值变化来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增加最多,达到9.20万元/年,河流和荒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有所增加,但并不明显。（3）稻田土壤养分、稻田水质没有明显变化,稻田病虫害没有明显增加,各项监测指标远远好于标准值。农村改路、改水、改厕和村庄绿化、亮化和美化,极大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民居住环境。
科学有效的监测不仅可以实现农业文化遗产自身的保护及其价值的维护,而且可以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我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保护与管理,本研究在GIAHS监测体系总体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GIAHS监测年度报告的设计方案,并对我国第一个GIAHS项目——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进行了应用研究。在本研究的设计方案中,GIAHS监测年度报告由24个监测项目组成,各监测项目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由遗产地管理机构组织填报,并通过GIAHS动态监测系统实现上报。对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青田县采取了一系列遗产保护与发展措施,这些措施在遏制土地抛荒、提升农产品单位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同时,遗产地也面临着旅游资源吸引力减弱、遗产经营人员老龄化、遗产经营收入有限等困境,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研究结果也对其他GIAHS有所启示,如应关注文创产品的发展、社区性组织的建设和自发性宣传能力的培养、推动建立遗产地之间的学习与交流机制等。GIAHS监测年度报告的设计与应用,不仅能为GIAHS监测工作的实地开展提供具体指导,还能为GIAHS保护与管理成效评估工作奠定基础。本研究有助于丰富GIAHS监测理论, 进一步推动中国的GIAHS监测工作, 也能为国际的GIAHS监测提供中国经验。
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江省,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它的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历史悠久,是一个农、林、牧、渔各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农区,孕育了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目前浙江共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3项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2项,不仅遗产数量全国最多,而且遗产保护成效显著。本文以浙江省为例,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总结15年来浙江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在农民增收、文化传承、产业升级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在政府推动、社区主动、企业带动、科技驱动、社会联动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进一步地,针对当前遗产保护存在遗产地管理不完善、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缺少专项保护经费、省级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完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管理机制;（2）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3）加大农业文化遗产科普教育和文创产品开发;（4）开展省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认定工作;（5）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给予实质性扶持和投入。研究可为浙江省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定指导,同时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重要借鉴。
随着全球性发展问题的不断涌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由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结构复杂、组分多元、动态开放等特征,在保护实践中存在遗产构成要素不清楚、保护红线不明确的现实问题。本研究界定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关键要素的概念,提出关键要素识别的概念框架,并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为例开展关键要素识别的实证研究,并对利益相关者的排序原因做简要归纳分析。研究表明：（1）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关键要素为粮食作物、稻米品种多样性、梯田修建技术、哈尼族传统节日、哈尼族传统饮食与原始森林;（2）经营人员与外来游客的认知偏向微观视角,地方官员偏向中观视角,科研人员则偏向宏观视角。在红河哈尼梯田的研究表明,该概念框架能够有效识别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关键要素,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提供结构化与要素化的理论视角,同时,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于关键要素的认知层次反映其潜在的行动策略,应注重政策措施在微观与宏观层面的协调性,以平衡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并激发其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管理水平。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极端气候与灾害风险管理研究已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地方社区在其生产和生活中因长期面临极端气候而形成了一些适用于当地的地方知识,在其适应极端气候和灾害风险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概念模型,梳理地方知识与地方社区的极端气候与灾害风险管理之间的联系,然后以中国温带草原传统游牧民族的极端气候适应策略为例,运用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分析地方知识在社区极端气候适应中的作用。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建构概念模型说明极端气候事件、风险管理、地方知识与农户适应策略之间的关系;（2）将该理论框架应用于实地案例,并以当地知识为关键组成部分,来揭示特定情境下的地方社区的极端气候适应机制;（3）为极端气候适应和地方知识保护提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从灾害风险管理的视角来看,地方知识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当地社区基于其所形成的适应策略,构成了灾害风险管理的全过程。因此,地方社区可以基于这些适应策略来进行对极端气候风险的管理,从而实现对于极端气候的适应。此外,研究还表明,地方知识作为系统性知识,需要对其进行系统性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最初是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的手段之一而提出的。随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逐渐受到关注,15年来（2005-2020）农业文化遗产地都开始或多或少发展旅游,部分地区发展迅速。分析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看重农业文化遗产带来的品牌效应,进行了营销推广,但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的核心要素关注不够,比如遗产地身份的建立、社区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等。在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包括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威胁的认识普遍不足、旅游发展模式导向不当、社区参与的方案执行不力以及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关注不够等。对照世界旅游组织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标准,本文对中国15个GIAHS项目进行了可持续旅游的发展判定,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的一个发展框架,进而探寻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框架的核心是要结合全球尺度和地方尺度的经验,将影响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的8个核心要素统筹考虑,关注其相互关系和动态变化,根据不同遗产地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战略。
随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数量的不断增多,GIAHS保护已成为一个新的国际研究课题。本研究从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及其运行机制。首先,根据重要农业遗产的保护要求,构建了遗产地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包括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和基本原则、遗产地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性、产业融合发展的资源条件、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等方面的分析。然后,基于该理论框架,系统分析了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和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结果表明,产业融合发展是一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但是,产业融合发展必须强调资源的生态和文化价值,应立足本地资源优势,重视不同政策的组合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
自2011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引入日本,已有大约十年的时间。迄今日本已获得11个GIAHS的认定。2016年日本建立了日本国家重要农业遗产（J-NIAHS）体系,该体系考虑了系统弹性、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和第六次工业化,至今已认定了15个J-NIAHS。GIAHS可以分为三大类型：景观、耕作方法、遗传资源保护,而日本大多数GIAHS都是景观类型。由于日本的GIAHS和J-NIAHS几乎没有国家补贴,遗产地必须自行筹集资金进行保护。因此,一个由日本各GIAHS遗产地自发成立的合作网络一直在积极推广和促进GIAHS保护方面的合作。日本GIAHS保护的重点在于提高公众对GIAHS和J-NIAHS的认识、改善生计、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和知识的国际交流,特别是日本、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