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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 11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0-01-30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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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远哲,宋伟,赵东升,高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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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海洋酸化、冰雪融化、气温持续升高、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增多,进而对社会经济系统产生深远影响。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抵抗气候风险能力较强的工业领域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目前,工业领域的脆弱性不断加深,工业经济损失的绝对量也在不断增长,定量评估工业经济损失是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依据,通过梳理当前的研究进展,可以为工业经济的评估提供思路和方法。因此,本文对工业领域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正负面效应进行概述,发现不同工业部门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略有不同,部分区域的采矿业对气温升高的响应为正向,但风暴、干旱以及降雨会破坏采矿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制造业大多是室内作业,抵抗极端气候的能力相对较强,部分产业反应机制复杂;建筑业的损失多集中在间接损失,通过电力成本提高等反馈;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遭受极端气候时会出现传输供应损失,且作为碳排放最大的行业,其减排成本短期内会影响该部门的经济增长。工业部门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付出了较大的适应和减缓成本,因此通过模型量化评估工业经济的损失,有利于制定合理的政策,保证工业经济平稳有序的增长。
  • 高敏,肖燕,胡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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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三江源地区产水和土壤保持对整个青藏高原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澜沧江流域的生态稳定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4期(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降水及气温日值数据集、1∶1000000中国土壤数据库为研究的数据源,结合居民点、道路、河流等矢量数据及人口、经济栅格数据集和CCSM4通用气候模式预测成果数据,以三江源地区为案例区,基于FLUS模型和降尺度校正方法设计4种土地利用发展情景和2种气候变化情景,应用InVEST模型对研究区域2030年不同情景下的产水和土壤侵蚀进行定量模拟。结果表明:(1)不同土地利用发展情景下,草地仍然是三江源地区的优势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比始终大于67%。(2)RCP4.5气候情景下,年产水量和土壤侵蚀量增加幅度分别超过7%和3.9%;RCP8.5气候情景下,年产水量和土壤侵蚀量的减少幅度分别超过3.3%和1.3%。(3)气候变化在产水量和土壤侵蚀量变化中起主导作用。气候变化对产水量变化的贡献率高达89.97%–98.00%,对土壤侵蚀模数变化的贡献率在60.49%–95.64%之间;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对区域产水量变化的贡献率仅在2.00%–10.03%之间,对土壤侵蚀模数变化的贡献率在4.36%–39.91%之间。因此,三江源地区土地开发策略应综合考虑区域发展、退耕还林还草的投入及产生的生态效益等多方面问题。
  • Eric Ariel L. SALAS, Raul VALDEZ, Stefan MICHEL, Kenneth G. BOY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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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很少见到关于气候变化影响亚洲北山羊物种栖息地的研究。通过调查气候变化对塔吉克斯坦东部亚洲北山羊(Capra sibirica)分布的影响,并采用生态位建模比较了亚洲北山羊的适宜栖息地的当前与未来分布情况。预计到2070年,现有适宜栖息地的18%(2689 km2)将变得不适宜亚洲北山羊的生存,损失的区域主要位于研究区域的东南部和西北部地区。新的适宜栖息地可能会扩展到当前亚洲北山羊范围之外:到2070年将扩展30%(4595 km2)的范围,这些区域与亚洲北山羊现有的分布有很强的相关性。东南部的损失与该地区当前大多数的亚洲北山羊栖息地重叠,主要出现在比研究区域海拔低得多的区域(3500–4000 m)。当同时考虑损失和收益时,亚洲北山羊可能会净扩展到新的适宜栖息地。到2070年,亚洲北山羊的平均栖息地增加量约为30%(1379 km2),表明适宜栖息地已向北部低温栖息地转移。研究结果有助于规划气候变化情景下塔吉克斯坦东部山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潜在影响。应该特别注意东南地区的高地山羊种群,那里的栖息地可能由于气候对山区生态系统的影响而变得不适合该物种继续生存。
  • 李海萍, 高戈, 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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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利用遥感和GIS技术,分析盐城自然保护区1983–2018年的景观格局变化,建立了基于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安全格局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生态安全变化的空间特征和成因。结果表明,1983–2018年由于人类活动加剧,研究区内景观格局变化强烈,从以自然景观为主发展到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并存。在整体生态安全方面,目前保护区的生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从保护区丹顶鹤的生存状态看,保护区总体上还是适宜丹顶鹤栖息的,但由于人类活动的增加以及政策的调整,丹顶鹤的栖息地呈现破碎化并向核心区和缓冲区等局部区域聚集。我们应从管理、政策制定以及当地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上增加宣传和投入,并相应减少保护区内人类活动的强度。
  • 鲁小波,陈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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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区是生态旅游最主要的实践场地。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全球各地大量的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旅游实践探索,并且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生态旅游在自然保护区实践中的主要经验包括:建立生态旅游认证体系,成立促进社区参与的管理机构和构建生态旅游实践标准。本研究中以辽宁省的白石砬子、医巫闾山和海棠山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田野调查、访谈等方法对当地居民、游客、景区工作人员、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当地媒体等群体进行调查,获取一手资料。通过综合分析发现,当前生态旅游在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包括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普遍性阻碍因素,具体包括:(1)环境教育的缺失;(2)社区参与的不足;(3)游客管理的不规范;(4)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与当地政府的矛盾冲突(条块矛盾)。第二个方面的阻碍因素是由于每个自然保护区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不同而引起的千差万别的各个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具体性阻碍因素。针对生态旅游在自然保护区实践面临的阻碍因素,本研究提出了五项措施:(1)正确认识并且尽力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诉求;(2)完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协调机制体系;(3)增加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社会效益职责;(4)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经营权、监督权分离;(5)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游客的环境教育。
  • 赵宇鸾,任红玉,李秀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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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深入研究黔桂岩溶山区森林转型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山区森林恢复措施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本文从空间形态和功能形态两方面测度了森林转型特征,并采用SPSS和地理探测器等技术手段,从自然环境因子、社会经济环境因子2个方面分析了森林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如下:(1)1990–2015年,黔桂岩溶山区林地面积增加了673.5 km2,总体上呈现U型曲线变化特征,即林地面积变化呈现“先减少再增加”的趋势,转折时点为2000年,黔桂岩溶山区正处于森林转型的后一个阶段——林地面积净增加的阶段。年均降水量、年均温度、到最近河流的距离、到最近农村居民点的距离、地形起伏度和坡度等6个影响因素对森林空间形态转型的贡献率最大。(2)研究时段内,研究区植被覆盖度等级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极高覆盖度增幅最为明显,面积为154173.71 km2。其他植被覆盖度等级在25年间均呈减少趋势,植被生态总体处于恢复过程中,其等级变化在空间分布上整体表现为北高南低的特征。森林功能形态转型受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年均温度、夜间灯光亮度、海拔和年均降水量是森林功能转型最重要的控制因素。从森林在空间形态和功能形态上的转变趋势来看,未来生态建设应从促进森林面积空间扩张为主向提升森林质量的内涵建设为主转型。
  • 段呈,石培礼,宗宁,张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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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牧结合是高寒牧区放牧系统的一项重要的实践,具有实现农业和牲畜业可持续生产的重大潜力。然而,目前青藏高原的农牧业分离已经导致集约化农业、草地退化和饲料短缺的问题产生。因此,为探索高山放牧系统中农牧结合的潜力,本研究以中国普兰县为例,基于多数据源,分析了牧草生产潜力和牲畜产量,并从饲草供给角度评估了农牧结合的潜力。结果表明:普兰县可用于人工种草的潜在边际土地约560公顷,基本位于环境条件较好的普兰镇周边。而积温是牧草种植的主要环境限制因子,今后牧草种植应注重品种的抗寒性和生长周期,同时也要注意人工草地建立后的退化和沙化问题。另外,虽然2012–2016年普兰县牲畜数量明显下降,但高寒草地放牧牲畜数量依然高于农牧景观的牲畜放牧数量。该地区目前放牧牲畜数量一般维持在约11万只羊单位,而人工草地和作物秸秆能够提供约1.1万只羊单位的饲料,约占农牧景观中牲畜数量的一半。普兰县农牧结合可以适当补充放牧条件下牲畜饲料的缺额,尤其是在农牧区的普兰镇。本研究结果对未来牧草生产和发展农牧结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何思源,李禾尧,闵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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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GIAHS)项目来保护重要农业遗产以及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许多国家将这一项目作为维持传统农业系统活态性的政策工具。本研究以浙江兴化垛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案例地,研究这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保护实践是否能够有效推动保护政策实施。研究采用社会调查,在遗产核心区以问卷形式来了解农民对农业系统的理解及其相应的保护意愿。研究发现垛田农业系统作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仍然面临着人口老化与农业人口外流问题。农民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并不熟悉,很少将其与所依赖的农业系统相联系。他们认为前者是一种能够带来经济收入的头衔,而后者具有值得保护的非经济价值。由于农民认为GIAHS能否带来经济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认为政府在保护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所以,当GIAHS 无法促进农业系统地非经济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时,它作为一种保护工具尚未有效地鼓励农民积极参与保护。基于这一研究结果,我们建议GIAHS概念应当与农民认知相匹配,从而为农民提供保护动力。
  • Raju RAI, 张镱锂, Basanta PAUDEL, Narendra Raj KHANAL, Bipin Kumar ACHAR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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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扩张是反映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但随意的城市扩张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城市土地管理问题。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城市扩张的过程对于指导城市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基于遥感影像的监督分类方法,分析了甘达基流域内的两个大城市—博卡拉和巴拉普尔1990–2018年的城市用地变化。结果表明:在过去的28年,博卡拉和巴拉普尔的城市面积分别显著扩张了300%和近500%。人口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和便利的生活方式引起周边地区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是造成本研究区城市扩张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不断变化的城市定义和城市边界的扩张是造成城市快速扩张的关键因素。由于上述两个城市拥有高水平的商业活动以及现代化的设施,未来城市规模可能继续扩大。应当通过城市规划和政策减少随意的城市扩张,从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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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大量人口在城市的集聚,经济、社会和环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最优城市规模问题逐渐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国内外广大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有必要对最优城市规模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本文根据国际上历年来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通过运用对比分析与归纳分析两种分析方法,本文详细梳理了最优城市规模的概念与理论进展,介绍了最优城市规模研究的两种经典范式,即Henry George定理与新古典分析方法,同时对各种理论与方法的优点和不足进行了比较与评述。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了供给导向的动态模型(SOUDY模型),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与一般均衡分析的城市最优规模模型。结果表明:(1)单纯的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来自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不能克服由于生产函数相同、城市最优规模相同的缺陷;(2)作为最优城市规模的经典分析范式之一,亨利?乔治定理近年来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研究最优税收和公共产品问题,并逐渐失去了与最优城市规模的理论联系;(3)新古典主义的最优城市规模分析主要包括影响最优城市规模的外部性、城市规模的均衡和最优模型、最优城镇、产品多样化和城市规模分布等三种,这类研究仍处于城市最优规模研究的主流。并且与单一的最优城市规模相比,城市规模的最优分布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4)以供给为导向的动态模型能够将空间维度融入到最优城市规模的经济研究中,并且放松了城市职能与城市规模之间的约束,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同时,一般均衡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研究方法,为研究最优城市规模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供给导向的动态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这两种新的研究范式,在最优城市规模的分析中更值得关注。
  • Tesfahun BERHANE, Molalign ADAM, Guriju AWGICHEW, Eshetu HA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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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旨在构建一个期权定价模型以减少与埃塞俄比亚咖啡价格波动相关的风险。我们使用从埃塞俄比亚商品交易所(ECX)获得的2011年5月31日至2018年3月30日期间记录的埃塞俄比亚每日(WSDA3)咖啡价格来分析其咖啡价格的波动。本文使用跳跃扩散模型对咖啡价格进行建模和期权定价,应用最大似然法估计模型参数,使用均方根误差(RMSE)来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Merton和双指数跳跃扩散模型的RMSE值分别为0.1093和0.0783,模型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非常吻合,说明采用蒙特卡罗技术得到的WSDA3价格来对期权定价时,双指数跳跃扩散模型比Merton模型更为有效。
  • 梁一行,甄霖,胡云锋,闫慧敏,张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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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过度利用使得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食物消费需求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哈萨克斯坦作为全球生态问题最突出的国家之一,人地、草畜矛盾非常严峻。因此,探究哈萨克斯坦食物消费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而提高食物消费可持续性、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2012年、2016年哈萨克斯坦食物消费数据为基础,通过对消费模式的划分及其变化分析,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受消费习惯、食物供给和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哈萨克斯坦存在三种食物消费模式,分别为以奶、谷物消费为主的模式,以奶、谷物和肉类为主的模式,以奶、谷物、肉类、蔬果消费为主的模式,三种消费模式特征差异明显,分别分布在哈萨克斯坦的北、中、南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食物消费有向以奶、谷物和肉类为主的模式变化的趋势。面对不同的食品消费模式及其变化趋势,政府可通过转变食物生产观念、加大国内外区域间交流合作来增加当地居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