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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 6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5-11-25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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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生态补偿的现状与趋势
    谢高地, 曹淑艳, 鲁春霞, 张昌顺, 肖玉
    2015, 6(6): 355-362.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5.0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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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补偿的内涵在国际上指的是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在国内一般被认为是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等,运用财政、税费、市场等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制度保障。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对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确保生态服务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行生态补偿的财税机制主要包括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和市场化模式三大类。通过总结我国生态补偿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草原生态补偿制度、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等构成的生态补偿制度框架。在该制度框架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和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体来看,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还没有根本确立,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利益调节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对生态环境保护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今后生态补偿的发展趋势有：（1）生态补偿投入力度的增强;（2）政府责任的强化;（3）补偿方式的多元化发展;（4）制度体系建立。
  •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研究
    孙新章, 鲁春霞
    2015, 6(6): 363-368.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5.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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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启动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目前形成了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主体的补偿制度。从实施效果看,现行的生态补偿制度的确为改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效果呈现减弱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现行的补偿制度本身存在许多问题,突出地体现在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不合理、利益相关者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和补偿方式单一等方面。从未来看,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生态补偿制度：（1）坚持纵向补偿为主、横向补偿为辅、纵横结合的总体思路,考虑设立国家生态补偿转移支付;（2）以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生态服务价值作为补偿标准的确定基础,在补偿效果评估方面增加反映经济绿化程度的指标;（3）逐步建立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补偿资金使用机制,建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4）积极培育以生态服务为产品的新兴业态,促进生态服务产业的繁荣。
  • 生态系统对生态补偿的响应研究——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为例
    鲁春霞, 余付勤, 刘晓洁
    2015, 6(6): 369-374.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5.0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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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补偿是保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保障。评价生态补偿政策的生态效果则有利于分析生态补偿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而为生态补偿政策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为例,通过研究生态系统对生态补偿的响应特征,反映生态补偿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生态效果。研究选择了反映生态系统结构、质量和功能6个指标,分析自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来,2000年到2010年研究区生态系统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退耕还林（草）工程促使研究区坡耕地规模减少1571 km2,生态用地面积扩大了1337 km2,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系统结构,减少了人类活动对土地的干扰,有利于自然植被的恢复;（2）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研究区不同生态系统植被盖度和NPP均有增加。从2000到2010年,草地、荒漠和林地生态系统的植被盖度分别增加了10.89%、8.34%和4.24%。平均NPP在10年间增加了51%左右,年均增长达5%左右,表明生态补偿促进了生态系统质量的改善;（3）从2000到2010年,研究区总生物量平均增大了2倍,各县区生物量年均增长率达11%左右,说明生态系统固碳功能显著增大。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和林地拦截的径流量增大则意味着水土保持功能正在增强。显然,生态补偿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也是非常积极而显著的。
  • 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受益区研究
    肖玉, 张昌顺, 徐洁
    2015, 6(6): 375-385.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5.0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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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服务以某种物质、能量或信息作为载体,通过特定的方式从供给区到达受益区,满足受益区人类需求。现有的研究更多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有关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及其空间位置的研究还需深入。本研究在分析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服务从供给区到受益区空间流动过程基础上,研究水源涵养服务产生的各种惠益,确定了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服务的受益区域。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服务为1.67×105 km2 水田和1.01×105 km2 水浇地提供灌溉水源;为2.64×104 km2 城镇建设用地的城市居民和工矿企业分别提供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以及为3.73×104 km2 农村聚落的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在下游形成6.64×104 km2 内陆水面可用于淡水养殖;形成通航河道1.31×104 km 用于内河航运。位于长江中上游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受益区更大,影响范围更广,在功能区保护中应该更关注水源涵养功能的维持和改善。部分受益区最多可以受到来自9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水源涵养提供的惠益,其受益面积占总受益区面积的17%,受益航道长度占总受益航道长度的7%,在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同时考虑多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本研究结果可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
  • 东江湖流域及其受益区水供给服务供需平衡时空格局分析
    徐洁, 肖玉, 李娜, 王浩
    2015, 6(6): 386-396.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5.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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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水供给服务对区域水循环和水量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东江湖流域是国家重点流域和水资源生态补偿试点,水供给服务是该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重中之重。本文利用InVEST模型和社会经济数据、水资源数据分析了东江湖流域及其受益区水供给服务的产生与使用的时空分布格局,并对水供给服务的供需平衡进行时空计算,探究水供给服务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表明：（1）1995-2010年东江湖流域及其受益区范围内的产水量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在9350-12 400 m3 ha-1 y-1之间变化,2000年的平均产水量最高。各年产水量的空间分布格局相似,由上游向下游产水量逐渐减少,且城市群周边地区产水量减少的趋势比较明显。（2）1995-2010年东江湖流域及其受益区平均用水量在2900-4450 m3 ha-1 y-1之间变化,各年用水量的空间分布格局相似,均从城镇建设用地向四周递减,呈现较明显的城乡梯度变化,此外,河流两岸和湖泊周边地区的用水量较多,明显高于其他区域。（3）1995-2010年城镇建设用地及其邻近区域、河流湖泊沿岸地区的水供给服务供不应求,其他区域的水供给服务能够满足需求,其中长株潭城市群形成的品字形区域是受益区范围内供需状况最为紧张的区域。
  •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壤保持
    张彩霞, 张雷明, 李士美, 张昌顺
    2015, 6(6): 397-404.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5.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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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侵蚀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土壤保持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一项重要生态服务功能。本研究基于气候、地形、土壤和植被覆盖等空间数据,利用土壤通用流失方程,借助ArcGIS分析了我国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2010年的土壤侵蚀和土壤保持状况。结果表明：由重点生态功能区内植被覆盖和水土保持而产生的土壤保持效果显著,与潜在土壤侵蚀相比,现实土壤侵蚀的微度和轻度侵蚀区域面积增加了26.2%,强度到剧烈侵蚀区域面积减少了25.1%,且藏东南高原边缘森林生态功能区、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海南岛中部山区热带雨林生态功能区和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等南方生态功能区的土壤保持量最高;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土壤各养分元素保持量与土壤保持量和土壤自身各养分元素含量有关,各土壤养分保持量由高到底的顺序为：土壤有机碳、土壤全钾、土壤全氮和土壤全磷,且以藏东南高原边缘森林生态功能区和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各类土壤养分元素保持量最高。建议加强单位面积现实土壤侵蚀量较高区域的植被保护和管理,提高植被覆盖度和增强水土保持措施,从而增强土壤保持功能,减少土壤养分流失;同时巩固潜在土壤侵蚀量较高区域的植被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防止土壤侵蚀恶化。
  • 纳入偏好异质性的石羊河流域生态服务恢复价值评估
    赵敏娟, 徐涛, 史恒通, 姚柳杨, 刘冰洋, 陆迁
    2015, 6(6): 405-411.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5.0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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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可以将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相连起来,价值评估成为生态恢复政策分析的重要工具。近些年来,已有不少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研究。相对而言,针对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生态的关注与研究较少。内陆河流域对于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内陆河流域的上、中、下游间截然不同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条件,在价值评估中需要考虑异质性问题。本研究以石羊河为实证案例,运用流域上、中、下游选择试验调研的714份有效住户数据,通过混合logit模型回归获得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均值和支付意愿标准差;运用最小二乘法（OLS）测算了外生变量对各个生态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及程度。研究证明：内陆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异质性,而且异质性同时受到个体特征和地域特征的影响。因此,相关内陆河流域生态政策中,需要纳入生态系统价值及异质性,这将有助于政策获得公众的支持。
  • 生态服务价值实现机制
    张昌顺, 刘春兰, 李娜
    2015, 6(6): 412-419.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5.0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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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生态服务具有价值且可以量化已被人类社会广泛接受。尽管各级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及休闲旅游、有机质产品的实物贸易与消费和各种民间资本资助的碳汇造林基金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一些生态服务的部分价值,但生态系统产品——生态服务的价值要像工业产品一样获得经济上的实现,以支撑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却依然任重道远。本文分析了生态服务价值构成、流转与消费格局,揭示了生态补偿、生物产品消费、休闲旅游及生态服务交易在生态服务价值实现中的作用,由此提出生态服务信用概念和生态服务交易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期为跨区生态补偿、发展生态服务产业、生态服务交易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 生态服务付费：市场机制还是多元模式?
    刘艳红, 郭朝先
    2015, 6(6): 420-426.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5.0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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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服务付费是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各地逐渐兴起的一种以“购买生态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环保理念和环境管理办法。环境经济学派强调生态服务付费,作为生态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一种自愿交易机制,有助于增加投入和提高效率。生态经济学派则认为生态系统自身及政策环境的复杂性不仅会制约市场机制的作用空间,而且不应忽视效率优先目标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造成的负面影响,因而主张交易机制只是诸多生态补偿模式中的一种。本文认为,生态服务付费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以增加投入、提高效率见长的环保工具,虽然在现实运用中面临较多的制约条件,但其在可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生态服务领域的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与其他政策工具相配合的情况下,生态服务付费还能帮助提高公共管理环境项目的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