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均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且双边贸易额巨大。由于两国在基础设施、技术、装备水平、能源综合效率和资源禀赋上存在差异，使得通过中美商品贸易，美国将大量的碳排放转移到了中国。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结合经济、能源与贸易3个系统，建立了基于国际商品贸易的碳排放转移模型，并分别测算了1997与2002年中美商品贸易中各相应部门的碳排放转移量。研究表明：（1） 1997与2002年，基于中美商品贸易的中国产业部门通过出口转移到美国的载碳量分别达到4010.13×10⁴ 与5056.21×10⁴ t C，分别占中国相应产业部门载碳总量的6.61％与8.33％；而美国产业部门出口到中国商品的载碳量仅为290.65×104与335.61×10⁴ t C，相应的仅占美国产业部门载碳总量的0.53％与0.66％；（2）1997与2002年，中美商品贸易的碳转移总量分别达3719.75×10⁴与4719.60×10⁴ t C，其中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业是主要的碳转移部门。（3）1997与2002年，通过国际商品贸易，美国分别有相当于其相应部门碳排放总量的6.77％与9.32％的碳被泄露到了中国，中国为美国的碳减排做出了很大的潜在贡献，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气候与环境友好型技术援助。

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一直以来都是生态学和水文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基于新开发的InVEST模型对澜沧江流域的水源涵养功能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果：(1)澜沧江流域年均供水7.24E+10 m³ y^-1,其中干流贡献率为23.87%,而支流贡献率为76.13%,从上游至下游呈明显递增趋势。(2)草地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量贡献率共计达71.66%;对不同组成结构生态系统类型的水源涵养能力进行比较,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针叶林>灌木林>草地。(3)澜沧江流域三分之二的水由占总面积40%的热点区域提供。研究为澜沧江流域水资源的有效管理提供一定依据。

能源消费是人类活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行为之一，对能源消费导致的碳足迹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应用能源消费碳足迹的相关概念和方法，计算得到了甘肃省1990年-2009年的总碳足迹、各能源消费类型的碳足迹、碳足迹产值和碳足迹生态压力；然后利用STIRPAT模型进行岭回归函数拟合，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最后通过脱钩指数分析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结果表明：碳足迹从1990年的每人0.091 ha上升为2009年的每人0.191 ha，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各能源消费类型的碳足迹构成中，煤和石油占据了绝对地位，其中又以煤所占比重最大，石油次之，天然气所起的作用甚微。碳足迹产值由1990年的1.18万元 ha-1增加为2009年的2.51万元 ha^-1，碳足迹生态压力也从1990年的0.10上升至2009年的0.24。人口和人均GDP是驱动碳足迹增长的主要因素，且回归分析和脱钩指数分析都表明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地球系统的碳库变化和碳循环过程机制是气候变化成因分析、变化趋势预测、减缓和适应对策的科学基础，受到科技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学者就开展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工作，并且在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文在回顾中国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发展历程基础上，重点评述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及其空间格局方面的研究成果，评价有关研究的不确定性以及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分析表明，中国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经过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前期研究、区域尺度生态系统碳循环综合研究、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对环境变化适应性实验研究，以及生态系统碳-氮-水耦合循环及其区域调控管理研究4个主要发展阶段。大多的研究表明，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及其空间格局是温度和降水控制的。全国土壤、森林和草地植被储存约为97.95 —118.93PgC；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植树造林和林业管理、草地保护、农作制度改革和保护性耕作等措施发挥了重要的固碳功能，但是各种方法评估的结果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今后的研究重点工作是建立天地空一体化碳储量和碳汇动态监测体系、开展生态系统碳-氮-水耦合循环及其区域调控管理的前瞻性研究，定量评价中国区域生态系统的碳收支状况和增汇潜力，评估各种典型生态系统增汇技术的经济效益，为国家尺度的温室气体管理和碳交易机制与政策体系的建立提供可报告、可度量和可核查的科学数据和技术支持。

在公开发表数据基础上,本研究评价了全国6大稻作区10类稻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服务包括稻田初级产品生产、气体调节、氮素转化、土壤有机质累积以及水调节和洪水控制等5项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结果显示,稻田谷物产量为4.71-12.18 t ha^-1 y^-1,稻草为4.65-9.79 t ha^-1 y^-1;O₂调节量为8.27-19.69 t ha^-1 y^-1,温室气体调节量为-2.13-19.24 t ha^-1 y^-1 (CO₂ 当量);氮素输入量为209.70-513.93 kg N ha^-1 y^-1,输出量为112.87-332.69 kg N ha^-1 y^-1;土壤有机质库变化为0.69-4.88 t C ha^-1 y^-1;水调节量为-19 875-6430 m³ ha^-1 y^-1,洪水控制量为1500 m³ ha^-1 y^-1。研究结果还显示,10类稻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8605-21 405 美元 ha^-1 y^-1,除了初级产品生产以外的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仅占74%-89%。在施氮量为275-297 kg N ha^-1时,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对较高。目前仅以农产品生产来计算稻田生态系统的价值显著低估了稻田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随着越来越多的森林、草地等转为城市和工业用途,农田特别是稻田生态系统将具有越来越高的生态重要性。农田生态系统农产品生产以外的生态系统服务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国内和国外生态系统服务物理量和价值量的评估都难以得出让公众和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结果，这反映了该领域研究方法还不成熟，需要继续完善。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单位价值量是核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核心。由于中国缺乏完善的市场环境，如何选择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作为衡量生态系统服务的单位价值量仍然还是一个难题。目前普遍采用的市场价格很难真实反映消费者剩余，从而导致单位价值或者说最终价值评估结果的不准确。本研究将生态服务划分为食物生产、原材料生产、景观愉悦、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土壤形成与保持、废物处理、生物多样性维持共9项，就森林、草地、农田、湿地、水体和荒漠6类生态系统的9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对生态重要性进行了问卷调查，进而形成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单价体系，通过结果对比发现，该生态系统服务单价体系与基于物质量估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可较准确地反映中国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对重要性，在没有其他更为可靠的方法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该方法对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可以作为适合中国生态系统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工具。对上述方法的合理性我们也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约70%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评估方法，约20%的被调查者认为并不合理，可以肯定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技术取得更新的一些研究成果之前，这种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的方法将长期存在争论。本方法仍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动态性有待考虑，具体应用时可采用生态服务价值生物量调整因子来做进一步修订。

森林是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碳汇。1990-2007年间全球森林平均每年从大气中吸收固定2.4±:0.4PgC,但对全球森林未来固碳量的评价多是基于气候因素的过程模型的模拟结果,很少有基于森林调查样地数据评价全球森林固碳潜力的研究。我们收集整理野外调查和已发表的成熟林生物量数据728条,建立全球成熟林生物量数据库。根据成熟林地上生物量碳储量空间插值,得到全球森林地上生物量碳容量,进而评估全球森林地上生物量的固碳潜力。结果显示:(1)全球成熟林地上生物量自赤道向两极整体呈递减趋势,但最大值出现在中纬度区:(2)气温和降水是影响成熟林地上生物量的重要因素:(3)全球森林地上生物量碳容量约为586.2±:49.3PgC,其地上生物量固碳潜力为313.4PgC。因此,充分发挥现有森林的碳吸存能力,减少对现有森林碳库的干扰,是土地利用变化之外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又一可选途径。

矿业开发活动产生了大量的废弃地,本文综述了我国露天煤矿排土场、采煤沉陷地和煤矸石山等矿山迹地生态恢复的理论与技术进展,并对今后研究的重点问题进行了展望。采矿迹地生态恢复涉及到很多学科,需要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同时介绍了采矿迹地生态恢复的实用技术和示范基地建设情况,未来应重点关注矿山迹地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与机理、采矿废弃地复垦利用的结构优化和采矿迹地生态恢复新技术等问题。

基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构建资源环境成本核算模型以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度、相对协调发展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同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其驱动因素进行解析。计算出1983-2012年长江经济带7省2市资源环境成本由4736.55×10¹²元攀升至15 359.45×10¹²元、占全国同期比重由31.1%降至19.7%，协调发展度由0.295升至1.506，各时段相对协调发展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3、1993、2003年3个时段驱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环境成本相对较低，研究区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均做出较大贡献；2012年以后随着我国第一、三产业增加值整体上持续增加，长江经济带的比较优势趋于弱化。未来，长江经济带有关省市应积极完善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细则，抓住机遇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各个层面实施生态恢复补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损失成本等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流域产水量的计算与分析对水资源的规划、管理以及水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InVEST中的产水量模型应用于西苕溪小流域。该模型的数据需求主要包括土地利用/覆被,年均降雨量和潜在蒸发散,土壤深度,植被可利用水量。为验证模型的精确度,利用基期的降水径流关系,得到2003-2007年的平均自然径流量。经过反复校验,当Z系数为6.5时,产水量为8.3亿m³,与自然径流量最为接近,从流域产水量的分布来看,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单位面积的产水量较高。

“双轮驱动” 发展模式背景下,我国建设用地扩展特征明显.建设用地变化的碳排放效应是导致大气中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因素.运用安徽省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改进的Kaya恒等式及LMDI分解模型,对安徽省1997-2011年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定量测度.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建设用地扩展、人口密度变化对碳排放具有增量效应,经济增长为第一驱动因素,年平均贡献率达266.32%,建设用地扩展为重要驱动因素,其碳效应年均值为640.57万t,年均贡献率为187.30%,人口密度变化对碳排放驱动影响较小.能源结构变化、能源强度下降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年均贡献率分别为-212.06%、-58.115%.基于碳排放因素分解结果,针对性提出了碳减排的政策途径,可为政府通过合理组织土地利用,实现碳减排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安徽生态省建设及减排目标实现,也可为省域尺度建设用变化的碳排放效应研究提供借鉴.

本文针对中国西南山区作物病害发病高峰与降雨高峰重叠难以防治的难点，进行了生态调控马铃薯与玉米种植结构避雨避病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时间上提前和推后马铃薯种植避开了降雨高峰，平均降低晚疫病病情指数44.3%。空间上行距拉宽株距缩小，通风透光减轻病害，套种玉米的大斑病平均降低病情指数为14.8%,小斑病平均降低22.5%。本试验的另一重要结果表明，通过调整马铃薯种植结构可以大幅度提高耕地产出率，马铃薯与玉米套种，提前和推后种植马铃薯分别提高土地利用率1.738–1.766。本文研究结果对作物病害的生态防治和增加粮食产量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时空优化作物与环境的配置，合理利用农业生态结构，适应最佳生态环境，实现优质高产高效。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人们在致力于采用合适的原位修复技术以加速对现有人为污染的石油烃的降解与净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至今，原位植物修复，即采用高等植物去除、稳定、降解和/或代谢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方法，已经成为对石油烃污染环境治理修复的具有前途的新兴技术。杂草植物由于具有大量的纤维根系和极为强壮的特征，因其有助于穿透污染土壤而建立一个强大的根际圈，进而在植物修复方面一般表现为巨大的潜力。本综述首先对石油烃污染土壤实施植物修复所涉及的一些重要机制，包括植物积累、植物稳定、植物降解、植物挥发和根际降解作用，进行了概述和探讨。近年来，在进一步促进石油烃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效率方面，改进并研制了相当数量的实验方法。此外，来自实验研究结果的成功给予研究人员以极大的鼓励，尤其促使人们在田间尺度上实施石油烃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然而，所有这些工作均存在着诸多局限和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从而使我们的研究从实验室的尺度发展到田间的应用上。

本研究以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为实证数据，试图刻画我国城市资源－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并分析影响这一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研究中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全国285个城市的资源－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城市平均资源－环境效率指数为0.6381，该指数的分解结果表明城市的纯技术效率指数为0.6964，低于规模效率指数0.9225。对城市资源－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资源－环境效率与城市收入水平呈U形关系。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三个渠道影响城市的资源－环境效率：规模效应（包括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经济结构效应以及空间效应。城市资源－环境效率的提高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需依赖于技术创新和有效管治等手段。因此各级政府、企业和组织必须实施一系列应对措施才能确保城市的高效发展。

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硝酸盐污染已成为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随着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增加,N₂O(氧化亚氮)也得到IPCC越来越多的关注。反硝化在水生生态系统氮循环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反硝化过程中,厌氧细菌将硝酸盐转化成可溶性亚硝酸盐,最终以N₂形式排放到大气。为理解自然湿地生态系统的脱氮机理,以日本千叶县的越智小流域为例开展研究。沿地下水流动方向取原状土,包括2个非饱和带点和2个饱和带点。用乙炔抑制法和带ECD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于0, 2, 6,12, 24h测定土壤反硝化能力。同时分析土壤全碳、全氮和反硝化细菌。结果发现,饱和带的反硝化能力高于非饱和带。乙炔抑制后,N₂O排放从0-1.17 g Nm^-2h^-1,前6h增至最大,随后降低。

生态交错带(Ecotone)是指两个群落或两类生态系统之间的过度带,具有脆弱、敏感和易变等特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典型生态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生态交错带逐步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点。中国地域广阔,地质、气候、植被等生态类型复杂多变,蕴育了不同类型、不同尺度和不同规模的多种生态交错带,不仅为科学研究奠定了广阔空间,而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文根据我国大尺度下生态交错带的地理分布及其生态环境特点,构建了以土地利用类型、自然气候特征和农业经济发展“三位一体”指标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对中国典型生态交错带进行了划分和空间分布范围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北方森林草原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川滇农林牧交错带和东部海陆交错带的动态变化、基本特征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对全面认识我国生态交错带自然演变规律,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泾河流域是农业旱灾的多发地区,但是对该地农业旱灾的发生规律、旱灾影响及旱灾恢复和准备措施方面开展的研究还较少。本文根据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理论框架,建立了1km栅格精度的泾河流域农业旱灾风险空间评估模型,并对农业旱灾致灾因子危险性及农业承险体脆弱性进行评估,最后综合评估该地区农业旱灾风险。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区农业旱灾危险性、承险体脆弱性及风险的空间特征。本研究采用Z指数方法评估泾河流域农业旱灾致灾因子的强度,选取农作物生长季缺水率、土壤有效含水量、有效灌溉面积比以及坡度等4个指标评估研究区1km空间尺度的农业旱灾脆弱性。农业旱灾风险综合评估的结果表明,泾河流域农业旱灾风险的高风险区位于该地区北部,低风险区位于该地区南部,且不同等级风险区呈现出自东向西、自南向北逐渐降低的总体趋势,但不同等级风险区呈现间隔分布的趋势。

藏北高寒草地系统生态脆弱且区位重要,草地退化和沙化的治理是目前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本文采用遥感解译、模型模拟、地面取样验证等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藏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退化的现状、趋势和原因,以实验为基础,总结了退化草地恢复的几种重要模式.数据分析表明：藏北羌塘高原轻度退化草地占62.0%,中度和重度退化草地占15.1%,1991年以来,退化面积快速增加,2000年以来重度退化面积增加趋势明显.藏北西部的草地轻度退化可能由气候暖干化所引起,而中部、东部的重度退化主要由超载过牧引起.总结出轻度退化草地的“封育”、中度退化草地的“施肥+封育”、重度退化草地的“补播+施肥+封育”三种草地恢复模式.提出了退化草地恢复和保护的间接途径“南草北上”生态工程的战略构想.

以西藏自治区申扎县的部分村落作为典型藏族社区,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法,从社区居民参与的5个方面分析典型藏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1)大部分居民支持发展生态旅游,愿意参与生态旅游政策决策制定与开发,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2)大部分居民认为生态旅游可促进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居民能力提升和提高居民对环境与文化的保护意识,但部分居民认为开发生态旅游会破坏自然环境与本地民俗文化。(3)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水平还很低,但参与潜力较大。(4)大部分居民可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主要方式为:旅游开发的劳动力、提供藏族特色住宿餐饮、表演藏族歌曲和销售旅游商品。(5)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能力较差,缺乏资金与技术,居民普遍对政府是否会帮助与支持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经营出缺乏信心。(6)制约典型藏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障碍性因素为:语言障碍、资金与技术缺乏、生态旅游的基础设施不足。最后构建申扎县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水平的提升机理。

水质评价对决策者决定水的使用功效尤为重要。水质综合评价系统中涉及到大量因子与指标,因子之间相互作用，致使水质的评价工作相对困难。主成分分析法可以消除因子间的相关性，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水质评价,但其忽略了数据离散程度的问题。熵值法则考虑了数据的离散特点。为更好地进行水质的综合评价，本文提出把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结合起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建立了水质评价模型，并采用该模型对郑州市金水河再生水2009年的水质情况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与单独采用主成分分析或熵值法的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与实用性，能够为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中国作为世界上受荒漠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旱地面积约332万km²（占国土面积的34.6%,包括干旱区、半干旱区和亚湿润干旱区）,其中超过262万km² 归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定义的“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全国18个省、区、市。超过4亿人生活在荒漠化地区,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40亿元。中国治沙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最近30年,先后通过“三北防护林”工程（1978年启动）、全国防沙治沙工程（1990年启动）、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2000年启动）等一系列国家级生态治理工程的实施,以年均0.024% GDP的投入、治理和修复了大约20%的荒漠化土地。目前,以现有技术评估,可治理的沙化土地约有50×10⁴ km²。考虑到全球变暖的影响,预测未来50年需要治理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大致在55×10⁴-100×10⁴ km² 之间。若按照每年1.5×10⁴-2.2×10⁴ km² 的治理速度,大约需要45-70年之久。规划安排到2015年治理完成22×10⁴ km²、到2030年治理面积新增33×10⁴ km²,到2050年治理完成45×10⁴ km²。基于国家生态修复投资战略的总体安排,未来防沙治沙决策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眼：一是强化多部门协作的综合治理;二是确立优先治理区,并在适当地方建立“生态特区”;三是改变投资模式,由目前政府直接投资植树改为投资买林、买绿;四是完善土地承包制度（70年权属不变）和实行生态补偿。

天然橡胶产业生态系统管理是实现天然橡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途径。本文在系统分析天然橡胶产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以海南为例,提出了天然橡胶产业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模式,其中重点探讨了天然橡胶产业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原则、管理步骤及管理途径,旨在为天然橡胶产业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作为北京市母亲河的永定河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三家店以下一直处于断流，河床裸露、河道两岸土地沙化严重，是北京春季沙尘天气的主要沙源之一，由于地下水超采严重，加之无水补给地下水，使得北京西部地区第四纪地下水已经基本枯竭，永定河的生态系统已经受到严重破坏。要想恢复或治理受损的河道生态环境，作为生态系统中最活跃最重要的水分多少要先算清楚。本文采用湿周法计算了永定河官厅水库下游三个控制断面（官厅水库（坝下）、雁翅、卢沟桥）的河道内生态需水流量，计算结果为：官厅水库（坝下）站的河道内流量为3.7 m3 s-1（平水年P=50%，1978年），占年平均流量的20.7%，雁翅站的河道内流量为4.1 m3 s-1（平水年P=50%，1981年），占年平均流量的20.1%，卢沟桥站的河道内流量为1.3 m3 s-1（平水年P=50%，1978年），占年平均流量的22.1%。若能按照计算的流量来补充河道水量，即可使永定河恢复其基本的生态功能，按照Tennant法的标准，基本能使当地的河道生态系统处于较为良好的状态。

2009和2010年夏天沿藏北高原高寒草地样带调查了高寒草地生态系统(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和荒漠草原)在围栏禁牧和自由放牧管理下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研究结果显示:自2006年起藏北高原围栏禁牧在植被类型和区域尺度上没有显著改变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主要受生长季降水驱动,超过87%的变异可由生长季降水来解释。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在自由放牧和围栏禁牧2类样地对生长季降水的响应方式一致。物种丰富度随降水呈指数型增长关系,多样性指数则呈现正线性关系。研究结果预示藏北高原地区生长季降水的变化对于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管理至关重要,在未来高寒草地保护研究中应予以重视。

采集东北三省224个不同规模畜禽养殖场饲料和粪便样本，并测定其中铜含量，在此基础上估算了辽宁省主要污灌区农田畜禽粪便铜负荷以及畜禽粪便铜的流失量。研究结果显示，猪、鸡和牛饲料中铜含量分别为179.8、16.6和20.8 mg kg^-1。粪便样品中铜含量介于1.5-1521.2 mg kg^-1。猪粪中铜含量平均为642.1mg kg^-1，高于鸡粪(65.6 mg kg^-1)和牛粪(31.1 mg kg^-1)。污灌区农田畜禽粪便铜负荷介于12.3-35.4 kg km^-2，以小凌河污灌区负荷水平最高。污灌区畜禽粪便铜随土壤输入河流的流失量均低于0.76 kgkm^-2，其中锦州市西部和鞍山市南部流失量较大。研究认为，东北三省畜禽粪便中铜残留浓度较高，长期农用将导致区域土壤和地表水体铜潜在污染风险增加。

中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一直在探索适应不同自然条件的农业生产方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遗产。当今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面临生态系统退化、面源污染严重、遗传资源丧失、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等问题，促使人们转而学习传统农业的智慧与经验。本文从基于文献的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和基于实践的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研究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进展。指出，积淀深厚、成果丰富的农业历史和农业考古研究，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发展生态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则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内涵、农业生物多样性、多重价值、替代产业发展以及法律与政策保障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未来研究中应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改进研究方法，深入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探索等。

Angstrom-Prescott公式的气候学计算法是应用较广的太阳辐射模拟方法，其系数一般通过线性回归确定。近年来，许多研究显示该系数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异性，常见的解决方法是将研究区划分子区域逐个拟合。本研究采用1961-2010时段日照时数与太阳辐射站点资料，以天文辐射为起始值，基于地理加权回归得到全国尺度连续变化的Angstrom-Prescott系数。通过高精度曲面建模方法（HASM）构建的日照时数资料和天文辐射曲面，得到国家尺度太阳辐射曲面。空间非平稳和误差比较检验等结果表明，系数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平稳性；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模拟方法效果较好。

2012年农业部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以来,通过两批申报与评选,有39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涉及林业19项、种植业14项、农业复合系统4项、其他2项.从遗产系统的起源来看,历史在1000年以上的农业系统有24个.从民族特征来看,20个遗产系统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前,农业文化遗产地普遍面临着生态系统的退化与破坏,传统农业技术和农业景观的遗失与废弃,农业规模化与产业化发展滞后,农户的利益分享与激励不足等问题.相对其他遗产类型,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更为复杂和困难.为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财政扶持功能,探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市场化途径与适应性管理,建立多方参与和惠益分享机制,加强农业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工作.

南水北调工程是目前我国最大的调水工程。随着工程的建设和运行，由不确定性问题引起的风险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工程运行的风险分析也摆在管理者的面前，如何识别、评估、降低和控制风险的发生成为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次将贝叶斯网络理论引入到南水北调综合风险分析中，选取东线工程宝应抽水泵站为研究对象，利用贝叶斯网络推理功能得出宝应站运行综合风险发生的概率为0.025%，风险发生的等级为“较低”。利用情景分析的方法，得出在影响综合风险的因素中，泵站的管理维护状况条件改变时，综合风险变化最大，因此需要予以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