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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 9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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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承载力的评估方法与研究趋势展望
    杜文鹏, 闫慧敏, 杨艳昭, 刘芳
    2018, 9(2): 115-124.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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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人地耦合关系的深入研究,生态承载力作为联系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系统的关键纽带逐渐成为生态学、资源、环境等领域的交叉研究热点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工具;但由于生态承载力受众多因素和不同时空条件制约,相关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现阶段,国内外研究大多集中于生态承载力评估方法上并没有揭示生态承载力的内在驱动机制。本文在综述生态承载力演变发展与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重点介绍生态足迹法、生态系统生产力消耗占用法与生态系统服务与消耗法三种针对于生态承载力的评估方法,并从生态承载力驱动机制、阈值界定、综合评价体系构建、多生态要素耦合动态模型建立等方面阐述生态承载力未来研究热点与发展方向,以期为未来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提供借鉴。
  • 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从单要素承载力研究走向综合研究
    封志明, 孙通, 杨艳昭, 闫慧敏
    2018, 9(2): 125-134.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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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初期承载力概念提出,到21世纪作为描述发展限制的重要工具,从理论到实践,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走过百年,已成为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据。本文回顾了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的源起以及从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环境容量）等单项承载力研究向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能值分析、生态足迹等综合研究的发展进程。总体而言,综合研究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中的地位将日趋重要。然而,综合研究尚存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尽管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一套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标准体系,但目前尚未真正建立;第二,针对开放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以及承载力动态性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第三,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理论、承载机制、阈值率定以及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可比性等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标准化、数字化与系统化有待加强,以满足实用化、业务化的国家需求。
  • 我国资源环境承载约束地域分异及类型划分
    张雪飞, 徐勇, 李丽娟, 戴尔阜, 徐卫华
    2018, 9(2): 135-145.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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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资源环境承载约束地域类型研究是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本文以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潜力、人均可利用水资源潜力、环境胁迫度、生态制约度为关键指标,通过构建分步式或集成式测算方法,按县级单元分别对我国水、土、环境和生态等资源环境要素的承载约束进行了测算、空间差异分析和地域类型划分。结果表明：（1）我国有近90%的国土已处于资源环境的强约束状态,其中近半受到双要素的强约束,且主要分布在贺兰山-龙门山线以东的人口产业密集区。（2）我国东、中部人口密集地区以及青藏高原已处于土地资源缺乏的强约束状态;华北、西北、东北、四川盆地以及南方城市地区已处于水资源缺乏的强约束状态;华北平原、长三角及苏北、川渝黔桂省区、东北平原、黄土高原地区北部等地已达到环境胁迫强约束程度;生态强约束区域主要集中在天山-大别山线的西南部,该线东北部的黄土高原、阿拉善盟、东北周边及苏北沿海也有成片分布。（3）资源环境承载约束的要素交叉类型多样,多要素约束类型空间分布相对集中,除青藏高原为土地-生态约束类型外,其它交叉约束类型主要集中在贺兰山-龙门山线以东地区。
  • 不同规模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差异分析——基于11个粮食主产省2172个农户的调查
    李莎莎, 朱一鸣, 李先德
    2018, 9(2): 146-153.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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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我国11个粮食主产省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基于二元选择Probit模型,探析了不同经营规模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得出结论：不同规模组农户中,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样本比例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大规模组农户使用比例最高,小规模组农户比例最低;从外在因素看,粮食实现增产、测土服务、施肥信息渠道、施肥技术培训对三组农户测土配方肥使用行为具有显著正效应,其中测土服务的影响程度最大;市场化程度和规模化程度高的农户倾向于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 西部山区农户生计资产综合评价——以遵义市为例
    刘志飞, 陈倩茹, 谢花林
    2018, 9(2): 154-163.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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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农户生计结构基础的生计资产状况是其拥有选择机会、采用生计策略和抵御生计风险的基础,也是获得积极生计成果的必要条件。准确量化农户生计资产可以从本源上对农户未来发展态势进行识别,对掌握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生计策略以及了解农户的生计现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地处西部山区的遵义市为研究区,釆用分层抽样方法与参与式农村调查评估法收集农户的生计资产属性和生计策略等相关数据,构建了农户生计资产指标评价体系,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产特征进行了评价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产总值差异较小,主要是因为不同类型生计资产的拥有结构上差异较大。（2）纯农户拥有较多的自然资产和物质资产,但其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较匮乏。（3）非农户和兼业户拥有较多的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但拥有的自然资产和物质资产较匮乏。
  • 旅游生态补偿视域下的自然保护区利益关系结构分析——以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陈海鹰, 何琳思, 李鹏, 曾小红, 游长江
    2018, 9(2): 164-173.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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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有关利益主体在特定区域和事物发展情境下的角色及互动关系,是界定各主体的权、责、利内容并构建相应补偿机制的基本前提。自然保护区作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的地域系统,存在生态保护的公益性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私利性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不同主体围绕生态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以生态经济利益为基本内容的复杂利益关系。旅游发展相关要素注入将导致自然保护区原有利益主体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化。旅游生态补偿实施过程,是对旅游背景下利益主体之间权-责-利匹配关系的重构过程,也是形成不同主体间利益平衡和制约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以尚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探索进程中的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案例,对旅游背景下该保护区利益关系主体及其基本利益诉求特征进行分析;借助Mitchel等提出的三要素评分法,界定该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所涉及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属性特征,将补偿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外围层三个层次。在此基础上,分析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关系以及各自在旅游生态补偿合理实施后的利益变化情况;继而,以旅游生态补偿实施对各主体的相关利益影响为切入点,解析补偿实施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配置和影响制约关系,构建该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系统共生界面的利益关系结构模型。本研究可帮助人们进一步认知旅游生态补偿这种新型生态补偿途径的运作机理,并为自然保护区旅游背景下多方主体利益关系协调路径探寻提供有益参照。
  • 游客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呼伦湖自然保护区为例
    王朋薇, 钟林生
    2018, 9(2): 174-180.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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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研究游客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以呼伦湖自然保护区为例,使用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了游客对呼伦湖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采用实地调研方式,使用双边界问题启发技术对被调查者进行支付意愿的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08份。通过引入10个变量以进行数据录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并在模型中引入了社会信任因素及游客保护区意识因素,通过两个报价得到第一报价方程和第二报价方程。研究结果表明：1、2015年,游客对呼伦湖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为14 710 389元,大多数的被调查者(79.9%)愿意为了保护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进行捐款,21.1%的被调查者反对支付,被调查者反对支付的主要原因是认为保护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资源应该是政府的职责;2、两个报价方程中,收入和被调查者的保护区意识对支付意愿具有极其显著影响(p<0.01),对保护区管理部门信任度对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p<0.05);3、为了进一步提高游客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增加游客的信任感,保护区管理部门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和资金机制,如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建立资金台账制度等方法,改变目前“一地多牌”的管理体制,同时对游客进行生态知识的教育和宣传。
  • 广东省旅游业发展的空间错位分析
    陶慧, 文捷敏, 朱鹤, 张琪
    2018, 9(2): 181-190.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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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基于2015年广东省旅游经济、旅游资源及交通相关数据,运用重力模型、二维矩阵等方法,选取旅游收入指数、A级景区指数、旅游区位指数作为评价指标,定量分析了广东省旅游业发展的空间错位关系,并通过ArcGIS软件将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研究发现：广东省21个地市的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丰度、旅游区位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错位,旅游经济重心、旅游资源重心和旅游区位重心分别位于（113.55° E,23.00° N）、（113.69° E,23.21° N）和（113.74° E,22.86° N）;从二维组合矩阵来看,旅游收入-资源丰度组合中呈现同步发展的地市为10个,旅游收入-旅游区位的组合中呈现同步发展的地市为7个,广州、深圳2市在两组组合中均处于同步-双高区,佛山、清远、阳江、中山、揭阳5市在两组组合中均处于偏离-负错位区,省内绝大多数地市的旅游发展仍呈现错位趋势。根据分析结果,结合各地市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 风-水两相作用区内河床沉积粒度对地貌过程的响应：以内蒙古黑赖沟流域为例
    顾畛逵, 师长兴, 阳辉
    2018, 9(2): 191-202.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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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赖沟流域位于内蒙古风-水两相交互侵蚀区域,主河道的泥沙输移特征较为复杂。为了分析河道沉积粒度与地貌过程的关系,文中主要通过探讨粒度参数与外营力特征的关系对沉积粒度的成因机制进行了研究。在分析过程中首先对河床沉积粒度参数、风成颗粒的最大粒径、河流功率和面积-高程积分值沿河道方向的连续变化值进行了计算,分别对不同河段的外营力活动特征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将粒度参数作为因变量,其余三者作为自变量,建立了多元回归函数。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河段外营力对河床沉积物的影响特征不同,其中上游河段河床沉积物主要受径流和风力作用影响;中游河段主要受河流作用影响,沉积颗粒的分选性最差,沉积颗粒的大小与河流功率关系密切,粗质颗粒难以被搬运到下游河段;下游河段受库布齐沙漠影响的可能性较大。就河道整体特征来讲,河道两侧地貌的侵蚀演化特征对河道内的沉积颗粒影响不显著,河床沉积物特征主要受河流和风力作用,其中沉积颗粒的平均粒径主要反映了河流功率的大小,风力作用对沉积颗粒的分选性具有一定影响。河道内的风成颗粒主要来自流域西部,粒径值不会大于0.88f,其中下游河段内的风成颗粒比上游河段略粗。总而言之,河流作用对河道沉积粒度特征的影响起主要作用,风力作用次之。
  • 西藏青稞生长和生物量对短期实验增温的响应
    付刚, 孙维, 李少伟, 钟志明
    2018, 9(2): 203-208.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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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稞是西藏主要的粮食作物。青藏高原正经历着显著的气候变暖。尽管如此,有关青稞生长和生物量分配对气候变暖的响应研究仍然很少,这限制了我们预测气候变暖情景下青稞将如何变化的能力。2014年5月,在西藏的一个青稞农田,通过布设红外辐射器实现了两个不同幅度的增温。2014年9月14日,测量分析了青稞生长参数（株高、地径、茎长和叶片数）、生物量参数（总生物量、根系生物量、茎生物量、叶片生物量和穗生物量）和碳氮浓度参数（根系碳含量、根系氮含量、根系碳氮比、茎碳含量、茎氮含量、茎碳氮比、叶片碳含量、叶片氮含量、叶片碳氮比、穗碳含量、穗氮含量、穗碳氮比）。低幅度和高幅度增温分别显著增加了1.52℃和1.98℃的土壤温度。虽然低幅度增温并没有显著降低土壤湿度,但是高幅度增温显著降低了0.03 m3 m-3的土壤湿度。低幅度和高幅度增温都没有显著影响青稞株高、地径、茎长、叶片数、总生物量、根系生物量、茎生物量、叶生物量、穗生物量、根系碳氮含量及碳氮比、茎碳氮含量及碳氮比、叶碳氮含量及碳氮比和穗碳氮含量及碳氮比。低幅度和高幅度增温处理间的青稞株高、地径、茎长、叶片数、总生物量、根系生物量、茎生物量、叶生物量、穗生物量、根系碳氮含量及碳氮比、茎碳氮含量及碳氮比、叶碳氮含量及碳氮比和穗碳氮含量及碳氮比也都无显著差异。因此,在西藏,青稞生长、总生物量、根系生物量、茎生物量、叶生物量、穗生物量、根系碳氮含量及碳氮比、茎碳氮含量及碳氮比、叶碳氮含量及碳氮比和穗碳氮含量及碳氮比对气候变暖的响应与增温幅度并不是线性关系。
  • 浏阳河流域空间异质性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研究
    王明宽, 莫宏伟
    2018, 9(2): 209-217.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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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GIS空间关系角度分析,区别于前人通过生态学中土壤质地、生物量、碳存储、氧释放量和水体质量等微观层面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地理空间数据为基础,空间分析为核心技术,对浏阳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异质性进行了研究。首先以1×1 KM格网形式将流域划分,然后将地形、地质灾害点、道路、景点、关心点等人类活动热点分布以及植被覆盖度、植物净初级生产力作为影响因子,然后结合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这些因子对生态系统每个服务价值的权重,权重可以反映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的程度。受空间异质性影响每个格网都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格网中土地利用类型种类数量不一,存在多种土地类型的格网就构成了微型景观,其复杂的物种组成,稳定的内部结构,提高自身调节,生态系统稳定性也就增强,因此这种景观格局方式使格网内生态服务总价值应该大于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代数累加之和。研究发现：9个指标因子中植被覆盖度、植物净初级生产力和道路分布情况对生态服务价值影响最显著,植被覆盖度高、植物净初级生产能力强,道路网密集会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同土地类型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也不一样：耕地、草地和水体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突出,林地的调节和支持服务突出;在各地类中,耕地和水体生态服务价值受空间异质性影响较大,因为耕地和水体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受自然和人类双重因素影响,而林地和草地由于多位于远离人类的山地和丘陵区,主要受生物和地理环境影响,受空间异质性影响相对较弱。本研究针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定量分析每个格网的自然和社会特征因素对生态服务价值估算影响,为精确科学评估生态服务价值提供参考。
  • 专业知识共享和服务研究与实践——以地理资源与生态专业知识服务系统为例
    陈祖刚, 孙九林, 杨雅萍
    2018, 9(2): 218-226.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8.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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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共享与服务是消除知识贫困、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已有的知识共享与服务主要在某一机构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之间开展,本研究提出建设一个地理资源与生态专业领域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公益性知识共享与服务平台的设想,并进行了实践。知识共享与服务平台建设需要考虑五个方面问题即：用户需求、标准规范与政策、知识资源现状、技术条件和运维服务。知识资源可以通过“两步走”方案进行整合：第一步,建设单位构建知识资源核心库;第二步,通过“付出与收益对等”的机制、开放知识资源上传接口等方法,实现分散知识资源的整合集成。知识共享与服务系统可以使用基于Hadoop分布式集群架构的四层结构实现,即依次实现资源层,资源访问层,应用层和服务层。实践证明,坚持“共建、共享”的理念、采用“付出与获益对等”的机制,能有效的促进知识资源的汇聚、调动全体社会成员开展知识共享与服务的积极性,实现缩小社会群体间知识鸿沟的目的。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次在地理资源与生态领域提出了建设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公益性专业知识共享与服务平台的理念和方法,明确了知识资源整合的方案,搭建了基于分布式集群架构的知识共享与服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