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中的碳强度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脱碳和绿色发展逐渐成为世界主要趋势之一，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因此，在当前俄乌战争和俄经济、金融受到外生冲击的国际形势下，研究俄罗斯的碳排放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全球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俄罗斯碳强度居高不下，这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实际投资水平下降、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油气产业、2014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受到外部冲击及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旨在确定2014至2018年俄罗斯经济和金融部门受到外部冲击期间的碳强度变化趋势，并解释其原因。首先，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2014年以来俄罗斯碳强度的变化，结果表明，2014年以来，俄罗斯碳强度显著增加；其次，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模型进行影响机制检验得出，2014年以来，俄罗斯产业结构并未得到积极改善，反而加重了对资源产业的依赖，进而提高了碳排放。结合尾部效应分析发现，近年来，俄罗斯面临重大经济压力，其碳强度在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2014年前的状态。

本研究旨在评估Shivapuri-Nagarjun 国家公园（SNNP）人与动物冲突事件较多的10个缓冲区居民组（BZUG）的三个不同社区的居民对救济基金计划的态度。通过对家庭的半结构化问卷调查，研究了居民态度的差异及其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如年龄、教育、经济状况、作物损害的数量对现行救济计划的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共调查了162个住户，获得有效调查问卷153份，占研究区377个住户总数的40.5%，采用非随机抽样方法进行了调查。居民对救济计划的态度分为三个级别(积极、消极或中性）（卡方检验用于确定居民的态度和救济计划是否具有依赖性）。本研究中卡方被用来确定不同社会经济因素的依赖性以及人们对救济计划的态度。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对救济计划不满意（持消极态度），26%持中立态度，只有18%持积极态度（满意）。对研究区平均101美元的作物损失，仅提供了41.93美元的救济金。同样，对每只124美元的牲畜（山羊）损失救济金额只有73美元。由于补偿款不足和支付延迟，救济基金计划未能使居民的满意度发生变化。因此，建议定期修订救济准则，以解决救济款不足和延迟的问题。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野生动物损害救济计划及其成本效益和适当措施，以弥补该计划的缺陷。

提升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为表征的绿色发展效应，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2001-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将能源与环境因素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运用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GTFP及其分解项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GMM方法实证检验三种类型环境规制、FDI对GTF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中国GTFP年均增长2.13%，绿色技术进步是GTFP增长的源泉，GTFP区域差距呈扩大趋势；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不存在非线性效应，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协议型环境规制与GTFP之间分别表现出“U”形和倒“U”形关系；控制型规制没有通过FDI对GTFP产生间接效应，而激励型和协议型规制则可以通过FDI间接促进GTFP的提升；不同类型环境规制、FDI的GTFP提升效应呈现出区域异质性特征。探究环境规制的绿色发展效应及其特征，对于选取合理化环境规制类型，采用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实施双轮驱动助推GTFP增长，实现环境规制与FDI良性互动，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极端降雨和洪水对城市安全的威胁日益严重，迫切需要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的韧性。此外，基于生态系统的防灾减灾（Eco-DRR）是目前国际上韧性城市的重要理论之一，对提高城市雨洪韧性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提出了一种提高海绵城市雨洪韧性的方法，并以上海江川路街道城市设计为例进行实践。我们利用雨洪模型模拟了江川路街道的洪涝灾害，在模拟结果的基础上，结合该区域的人口和财产状况，通过风险矩阵进行综合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施生态防灾减灾措施，提高江川路街道城市雨洪韧性。最后，构建江川路街道的生态基础设施，在生态基底的基础上创建安全健康单元，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表明，基于Eco-DRR的雨洪韧性提升途径可以有效缓解江川路街道的雨洪风险。同时，基于生态基础设施建立的安全健康单元也有助于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文基于Eco-DRR构建了一种海绵城市韧性提升途径，同时也为安全韧性城市的规划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

淮河流域经济是典型的大流域经济之一，推动其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战略选择，对于新时代区域乃至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基于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从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特殊性与实践特征出发，以2003-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改进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及面板Tobit模型，考察分析其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提升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总体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1.4824，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阶段性波动明显；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流域内的下、中游城市，具有“双核引领”的空间集聚特征，而上游城市始终处于“低水平稳定增长陷阱”阶段；超变密度是引致区域差距的主要原因；人均产出、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和政府干预驱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上、中、下游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性。探究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发展现状及其演进规律，对于分析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提升路径、促进淮河全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基于2000-2018年全国30个省份（港澳台、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能源效率及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不同区域对碳排放均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区域的抑制强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规律；产业结构合理化在不同区域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差异较大，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在东部地区抑制作用不显著；各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均较为显著，抑制强度呈现“西部>东部>中部”的规律。进一步通过中介检验发现，不同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在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的作用中具有部分和完全中介效应，能够促进和加强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因此，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是促进碳减排的有效手段，但单独依赖产业结构升级的碳减排效果并不理想，需与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相结合才会对碳减排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研究大型食草动物的食物组成和偏好，不仅有助于理解大型食草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评估种群的生存能力及其栖息地质量。本研究于旱季（2-4月）在中国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以确定该地区的一个亚洲象小种群的觅食偏好。通过样线调查和相机陷阱调查，我们观察记录到大象采食了31 种植物。通过对野外收集到的亚洲象粪便样本中的rbcL 基因进行第二代测序，在象粪样本中共发现90 个物种。在所有样本中，科水平上检出率最高的依次为禾本科（Poaceae，47.69%）、桑科（Moraceae，21.25%）和芭蕉科（Musaceae，11.24%），在物种水平检出率大于1%的只有9 种。我们还分析了性别、年龄组和个体之间的食物组成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只在个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项研究为亚洲象的觅食偏好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自然保护区内大象与其栖息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为该地区和国内其他亚洲象分布区的物种保护管理决策提供科技支撑。研究建议，生境恢复和食物源基地建设项目可考虑种植本研究发现的9种丰度较高的核心植物种类，不建议在食物源基地建设中选择大象喜食的农作物，应考虑将种植园转移到相对远离村寨的地区，以减少可能的经济损失。

探究草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及其驱动因素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藏北高原作为我国重要的草地生态系统，其碳储量现状，空间格局以及驱动因素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基于藏北高原150个实测样点数据，通过克里金插值和统计方法，评估分析了藏北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地上生物量碳密度、地下30 cm深度根系碳密度和土壤碳密度及其空间分布，以及各碳库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藏北高原地上生物量碳密度平均为0.038 kg C m^-2，地下生物量碳密度平均为0.284 kg C m^-2，土壤碳密度值最大，平均为7.445 kg C m^-2。藏北高原草地生态系统总碳储量约为4.08 Pg C，其中植被碳库0.58 Pg C（包括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土壤碳库2.58 Pg C (其余分布在裸地中)，碳储量分布格局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植被碳库0.58 Pg C（包括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约占青藏高原植被碳库的28.29%；土壤碳库2.58 Pg C，约占青藏高原土壤碳库的26.60%。降水、温度和土壤质地均影响生态系统碳储量，其中降水作用最显著，三因素结合对地上生物量碳密度解释率高达86.47%，藏北高原草地生态系统地上碳库最易受到气候因素调控，地下和土壤碳储量的空间格局机理更为复杂。本文研究结果可为藏北高原固碳能力评估提供基础资料。

藏北地区平均海拔4500 m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屋脊”，同时也是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主体，但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藏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变化明显，部分区域出现退化趋势。2009年我国开始实施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旨在恢复和保育高原的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而水源涵养是藏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最为重要的服务功能之一，工程实施以来，藏北草地的水源涵养功能如何变化、生态工程的效益如何?本文基于InVEST模型评估了2000-2020年生态工程前后藏北草地水源涵养功能的变化，量化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其中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藏北各类型草地的水源涵养能力虽然差异较大，但工程实施后水源涵养的功能均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产水量比工程实施前增加10.07%，水源涵养服务上升8.86%。其中高寒草甸区的水源涵养变化速率增长最大，由工程前的-1.84 mm yr^-1 转变为工程后的2.24 mm yr^-1；其次是高寒荒漠草原和高寒草原，在工程的影响下水源涵养功能下降的速率明显减缓。（2）气候变化仍是藏北草地水源涵养功能的主要影响因素，但生态工程对藏北各类高寒草地水源涵养功能变化的作用明显，在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区分别达到了13.99%、8.75%、3.71%，有效地促进了藏北草地的水源涵养功能的改善。

本文探讨了印度中部喜马拉雅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对生计可持续性的评估和支付。本文数据收集自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主要和次要来源——有形商品和无形服务。生态系统服务与高地（提供者）和低地（受益者）相互关联，并为广大人口提供生计支持。该区森林覆盖了约63%的区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同时水资源也很丰富，恒河及其支流满足了全国约42%的用水需求，并且水力发电约为30000 MW。由于环境清洁无污染，环境可持续性指数较高。尽管耕地仅占18%，但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当高，这里生长着多种作物品种。然而，由于地形崎岖、偏远和不利的环境，高地人民无法以最佳方式利用这些生物多样性资源。高地人民贫穷，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粮食短缺问题。因此可以考虑对有形和无形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估价，并进行支付。对下游群众使用的无形资源进行征税，向上游群众发放绿色红利。

在科学识别城市建成区的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2000-2015年中国城市PM_2.5浓度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2015年中国城市PM_2.5浓度呈倒“L”型增长，而PM_2.5浓度高的城市具有大规模集聚的特征，城市群即是PM_2.5浓度高的城市聚集区，受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城市形态因素共同作用。在2000-2005年，中国城市PM_2.5年平均浓度从31.19 μg m^-3增加到46.00 μg m^-3，河北、山东、河南交汇地区出现小规模高浓度集聚。在2005-2010年、2010-2015年两个阶段，城市PM_2.5浓度年平均增长率放缓，2010年为47.67 μg m^-3，2015年为48.72 μg m^-3。高浓度集聚区域不断扩大，在2010年扩张至京津冀、长江中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研究期末已经扩大至整个华北平原、哈长地区。

印加孔雀草原产于南美洲温带草原和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1990年在我国北京植物园首次发现。1994年白玛达瓦从印度北部山区将其作为藏药引种至米林县卧龙镇岗江村自家庭院内。2010年前后学者发现印加孔雀草在我国多地入侵并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印加孔雀草种子质量小、颗粒多、具芒刺，易于传播，种子发芽率高，繁殖投资占比20%；植株耐贫瘠，抗干旱，适应昼夜温差大的气候和强光照条件；叶、花中富含芳香物质，可用于药用、食品、调味、保健、化妆品等；根系中的噻吩和精油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具有抗炎、杀菌、驱虫、灭蚊蝇等效果，对本地物种化感作用明显。印加孔雀草的生物、生态学特征为其种群扩散奠定了物质基础。建议：根据藏族民俗，最好采用物理方法或生物防控技术进行生态防治；加强开发应用技术研究，引导其在藏传佛教用品中发挥经济效益。

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大型城市。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象郑州市为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分析框架与城市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本文揭示了快速扩张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系统演化规律、子系统间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以及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逻辑。研究发现：郑州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逐步从生态环境效益偏好型（1998-2005年）向社会经济效益偏好型（2006-2019年）进行转变，并呈现典型的“倒U型”演化特征。伴随这一演化过程，郑州市的城市空间快速增长了461 km²。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的分析显示，郑州市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幅度最大的是草地、耕地、林地以及水域等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其在22年间不断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并成为郑州市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特征和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关系演化态势，主动实施差异化的城市土地利用策略，同时积极把握城市增长边界划定契机，持续推进城市发展转型升级和生态城市建设。

随着中国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实施，黄土高原未来的城市增长将进一步快速发展。然而，区域尺度城市增长的时空动态模拟研究还很有限。基于历史土地利用数据和SLEUTH模型模拟，得到1995-2050年1-km分辨率的城市覆盖数据，并利用指标化空间制图方法发展了一种城市增长量化与制图的集成分析方法。在黄土高原的研究表明：城市发展政策、自然环境和行政职能影响了不同等级城市的城市增长速度和空间格局；15个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在2050年的总面积大约是1995年的8.12倍，1995-2015年和2015-2050年城市总体增长率分别为5.97%和3.2%；总体而言，1995-2015年的城市增长模式主要是跨越式增长，21世纪30年代以后，边缘增长模式将成为城市增长的主导模式，内生型增长模式仅对兰州、西宁等个别河谷型城市发展具有贡献作用。基于高分辨率地图集的多层次城市增长时空变化分析可为区域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城市管理提供重要信息。

对物种栖息地和物种分布格局的研究是开展物种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栖息地质量对濒危物种的种群健康和种群恢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作为高原山地生态系统关键物种的顶级捕食者雪豹而言尤其如此。本研究在新疆天山中东部通过红外相机调查方法获得194个有效雪豹分布位点，结合12个环境特征变量，采用最大熵模型（MaxEnt）和GIS技术对雪豹在天山中东部的潜在分布区及适宜栖息地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雪豹在天山中东部的适宜栖息地总面积约为15919 km²，高质量适宜栖息地主要集中分布在天山中部乌苏、呼图壁和乌鲁木齐南山一带；（2）刀切法（Jackknife）分析结果表明，土地覆被类型、平均气温日较差、等温性、坡度及海拔是影响雪豹分布的重要因素，海拔2500-5000 m的落叶针叶林、草原和植被稀疏的裸岩地带是雪豹在天山中东部地区出现概率较高的区域。本研究初步确定了雪豹在天山中东部的重点分布区域，为有效开展雪豹及其栖息地保护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本研究通过总结相关文献探讨了森林砍伐与农业之间的关系，并评估了气候变化对其潜在影响。选择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西高止山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各个研究主题下的相关结果，我们详细探讨了包括森林砍伐的根本原因，森林土地转化为农业用途，农业、森林砍伐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气候驱动的农业脆弱性以及如何在保护森林与发展农业之间取得平衡。研究发现，农业的转变已经成为引发森林砍伐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对农业的主要影响体现在作物产量的下降。印度的干旱和亚热带地区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较高，这很可能是由于印度的热带森林遭受了较严重的砍伐。西高止山区联合森林规划和管理区域的树木密度较高，这为剩余土地用于非森林用途（如农业）创造了潜在的机会。

由于光学遥感穿透性差，不能穿透林冠层识别林下植被，基于单一光学遥感提取的植被覆盖度，难以反映林下植被信息，从而无法为土壤侵蚀评价提供有效植被覆盖因子。针对此问题，本文以白洋淀-大清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结合实测数据，探究不同光子点分类下光子计数ICESat-2/ATLAS植被覆盖度采样的能力，并实现了研究区内星地协同植被覆盖度采样。在此基础上，联合Sentinel-2和Sentinel-1以及DEM等多源数据，基于随机森林回归模型方法实现植被覆盖度反演，并与传统常用的NDVI像元二分法提取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相比于传统的NDVI像元二分法提取的反演结果，利用本研究中构建的随机森林回归模型估算的植被覆盖度精度更高，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茂密森林的林下植被进行监测，避免了光学遥感存在的林下植被信号缺失的问题。在0.05、0.1和0.15不同的植被覆盖度误差容忍范围内，精度分别提升-4.1%、5.3%和9.4%，分别达到55.6%、71.1%和94.3%。

揭示喀斯特城市流域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机制，对喀斯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贵州典型喀斯特城市流域—南明河流域为例，基于Arc GIS技术平台揭示了2000-2020年3个时期流域的土地利用时空演变规律，采用In VEST模型对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表明：（1）流域土地利用以林地、耕地和草地为主，土地利用变化方式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的增长，增长了13.07%；（2）流域水源涵养功能显著提升，碳储存功能略微减弱，空间上两者的物质量均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3）林地对流域水源涵养和碳储量的贡献率均超过57%，林地转为建设用地，耕地转为林地分别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减弱和增强的两种土地利用变化形式。本研究可为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水土资源开发和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提供重要数据支撑与科学参考。

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38582-2020），综合运用生态学、经济学理论和水土保持原理，采用现行市场法、影子价格法、机会成本法、瑞典碳税法等方法，对平凉市境内葫芦河流域果树经济林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进行量化分析，结合国内有关生态站现有实测数据，定量分析和定性评估相结合，核算果树经济林生态系统在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营养积累、净化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生态服务价值，并系统分析与其价值相对应的生态功能量动态变化特征。（1）平凉市境内葫芦河流域果树经济林4个发展阶段中，生态功能服务价值呈现不断递增的趋势，其中：第一阶段（2005-2009年）总价值贡献1298873.74 ×10⁴元，第二阶段（2010-2013年）总价值贡献2497418.09×10⁴元，第三阶段（2014-2017年)总价值贡献2661986.48×10⁴元，第四阶段（2018-2020年）总价值贡献2774123.44×10⁴元。（2）果树经济林生态功能服务价值构成中涵养水源的价值最高，所占比重最大，占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32.96%，对于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地区调节流域水文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净化环境功能价值相对较小，仅占总价值的0.19%，其次为物种保育功能价值，占5.42%。按照服务价值大小排序依次为：涵养水源、释放氧气、固碳、营养物质积累、保持土壤、保持肥力、物种保育、净化环境，其生态功能价值分别占总价值的32.97%、25.94%、11.63%、11.34%、6.37%、6.14%、5.42%和0.19%。本项研究结论与国内其他成果基本符合。与同期果树经济林年产值对照表明，生态服务总价值是同期果品年产值的2.42倍。由此可以看出，果树经济林在提供大量的鲜果产品、为人们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同样具有巨大的生态服务价值增溢，对地方GEP的贡献大于GDP的贡献。（3）平凉市境内葫芦河流域果树经济林（2005-2020年）涵养水源量为25.8753 ×10⁸ m³，固土量21.3549.97×10⁸ t、保肥量22.64×10⁴ t、固碳量956.82×10⁴ t、制氧量2561.57×10⁴ t、营养物质积累量92.78×10⁴ t、净化环境功能量11.3651×10⁴ t （其中：吸收二氧化硫量94656.02 t、吸收氟化物量1793.82 t、吸收氮氧化物量6406.50 t、降尘量10794.95 t）、提供负离子量1.564×10²⁵个，极大地调节并改善了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结果表明，在稳定的栽植周期内果树经济林具有和生态公益林几乎无差异的生态服务功能，对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生态具有巨大的补偿作用和影响，因此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必须首先考虑可能带来的生态公益损失。

在计算机和手机革命之后，电器和电子垃圾成为对城乡社区的严重威胁。在发展中国家，预防危险暴露和适当管理具有挑战性。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一种方法是从这种废弃电子电气设备（WEEE）中提取金属，这可将废物转化为金属矿石。微生物的参与可以通过一种生态友好的技术方式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伤害，进而增加收益。本文回顾了生物浸出过程中涉及的机制、使用的微生物、用到的方法和限制情况，以及从WEEE中金属的生物浸出过程的最新进展和未来展望。

旅游环境条件是影响旅游体验的关键因素。综合评价旅游环境适宜度，对辅助旅游规划决策、有目标地提高旅游环境适宜度、保障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全球热气候指数、降水量、植被指数、大气细颗粒物浓度、紫外线辐射强度等指标，量化温度舒适度、天气影响、植被状况、大气环境、紫外线辐射等，结合AHP-TOPSIS算法对我国旅游环境适宜度进行综合评价，并对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等3个典型旅游区旅游环境适宜度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旅游环境适宜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华东、华南地区旅游环境适宜度最高，西北内陆地区旅游生态环境适宜度较低。从3个典型旅游区总体来看，珠三角地区旅游环境适宜度最高，其次是长三角地区，京津唐地区旅游生态环境适宜度最低。从3个典型旅游区分别来看，京津唐北部地区、长三角南部地区、珠三角周边地区，更加适宜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PM_2.5是京津唐、长三角旅游环境适宜度的限制因素，故而大气环境治理是提高旅游环境适宜度的有效途径。

科学识别生态修复优先区域，是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的关键和难点。本文以南方生态脆弱区修水县为例，基于格局-过程原理，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包含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生态系统敏感性在内的生态修复区域识别的指标体系，探讨区域生态修复优先区域的识别方法。结果表明：（1）案例区生态修复优先区总面积为2880.64 km²，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3.93%。（2）在主要生态修复优先区内，耕地面积为210.83 km²，建设用地面积为122.52 km²，分别占总面积的55.35%和51.43%。确定不同等级生态修复优先区可以为决策者区分生态退化区域修复需求的轻重缓急，也能够为不同程度退化区域采取有针对性的生态修复措施提供依据。生态修复优先区的确定为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的保护和建设提供了基础信息，对于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的改善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新乡市2010-2020年各类土地利用数据，综合运用动态度、转移矩阵、景观格局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新乡市“三生”空间的数量结构变化、相互转化、景观格局特征，并对影响特征变化的驱动因子展开分析，揭示“三生”空间变化的规律及当前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新乡市“三生”空间的变化明显加快，整体表现为生产空间持续减少，生活空间不断增加，生态空间变化较为稳定；（2）在空间转移特征上，生态空间主要向生产空间转化，生产空间主要向生活空间转化；（3）在景观格局特征方面，新乡市景观类型在组分上呈多样化的趋势；（4）新乡市“三生”空间分异受到社会经济因子和自然因子的综合作用。根据实证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为新乡市“三生”空间利用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而且也可以为黄河流域各地级市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科学借鉴。

以市场激励为导向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内容。采用熵值法构建六个维度指标全面刻画城市韧性水平，进而利用双重差分法和调节效应模型考察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高达三分之二的城市处于低韧性水平，2007年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增强了城市韧性且效果逐年提升，节能减排效果、市场化水平以及创新活力是城市韧性提升的重要机制。此外，城市自身的绿色发展程度越低，排污权交易制度对城市韧性的提升效应越显著；对资源型城市而言，城市韧性的增强效果由大到小依次为成长型、再生型、成熟型和衰退型。提升城市韧性水平需要依据地区禀赋差异，释放区域协调向纵深化发展政策红利。研究结论可为深化环境治理市场化改革和促进韧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参考。

本文主要研究山地户外旅游发展对地域经济、人文环境、基础设施、人才服务等的影响，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分析山地户外旅游发展过程中对区域发展的优势和不足，结合实际调查提出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措施，为最终实现山地户外旅游业及居民和谐共赢提供一定指导和实践作用。以四姑娘山为调研地域，采取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访谈法，运用SPSS26和Smartpls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相关维度影响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山地户外旅游目的地吸引物和目的地人文环境对旅游地游客满意度产生高度的显著性关系；山地户外旅游目的地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对游客满意度的显著性关系；其中山地户外旅游目的地消费的路径系数接近0，显著性水平大于0.05，至此，山地户外旅游目的地消费对游客满意度未产生影响的关系。通过Smartpls相关分析，得出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目的地游客满意度主要受山地户外旅游地的人文环境、旅游吸引物和旅游设施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最终结果分析表明，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环境和旅游吸引物这两个因素对游客的满意度有较高的正向显著关系，而旅游目的地设施对游客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关系较弱，而旅游目的地的服务因素对游客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关系较微弱，最终形成“两强一较弱一微弱”的功能关系。最后本文从人文环境、基础设施、人才服务、旅游地综合发展等提出优化和提升游客满意度的建议，其对游客满意度提升和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古以来，药用和芳香植物（MAPs）在尼泊尔就被广泛种植并用于医疗保健和治疗实践，在尼泊尔社区拥有很重要的文化、宗教和经济价值。近年来，MAPs部门在尼泊尔尤其是喜马拉雅山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商业部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生计机会。本研究评估了MAPs对尼泊尔卡纳利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卡纳利省共鉴定出58种MAPs。人们发现，这些一年生、两双年生和多年生植物的各个部分都可被用作药物、香水和食品。在2019/2020财年，卡纳利省的MAP产生的经济产出为1607.38亿尼泊尔卢比（13.9亿美元），相当于卡纳利省GDP的1.03%，相当于全国GDP的0.02%。然而，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未纳入药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用途，目前的GDP估算低估了MAPs部门对国家GDP的贡献，如果将人们从这一部门获得的所有收入和环境利益都体现在国民账户体系中，进行估价和记录，那么MAPs的GDP将远远高于本研究中的估算值。我们得出结论，MAPs对卡纳利省和尼泊尔的GDP有合理的贡献。

位于Garhwal喜马拉雅山的Bhagirathi（HA-BV）谷地是一个生态和文化重要性极高的地区，但当地居民的生计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基于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方法（CB-CCA）已成为一种增强地方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福祉重要策略，并提高了社区发展的韧性。本文旨在研究HA-BV地区的CB-CCA和生计保障计划，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所面临挑战的策略。研究认为优先考虑适应该地区崎岖的地形和恶劣的天气条件的可持续生计选择至关重要。例如，与山谷独特的土壤和气候动态相适应，推广温室种植和农林复合种植等替代农业，可能会带来较好的结果；此外，鼓励养蜂、手工艺和生态旅游等替代生计途径不仅可以创收，还能保护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为了鼓励当地居民实施这些环境友好的生计措施，政府和利益相关者需要进行战略性投资，基础设施的完善（包括道路建设和电力供应）可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研究结果可为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为类似情境下未来构建气候韧性和保障生计的努力提供参考。

全球大气氮沉降急剧增加对内陆水生态系统产生不良影响。中国是全球三大氮沉降热点地区之一，为了充分了解氮沉降对中国内陆水体的影响，制定合理的水污染治理方案，需要清楚地量化内陆水体的氮沉降通量。为此，本文利用LMDZ-OR-INCA模型结合内陆水体面积数据，获得了近三十年中国内陆水体氮沉降数据集，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内陆水体氮沉降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公开共享该数据集 (https://ecodb.scidb.cn/detail?dataSetId=892431070195089408)，并提供在线访问和下载服务。

本研究旨在考察Kulekhani流域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LULC）动态变化及土壤侵蚀情况，并对2000年至2020年不同LULC类别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Kulekhani流域森林土地比例从2000年的60.72%上升至2010年的62.43%， 2020年达到64.75%。水域面积有小幅增加，2000年占比为1.07%，2020年增加到1.08%。相应地，荒地面积从0.21%增至0.35%。相反，农业用地比例逐渐减少，2000年为38%，2010年为36.24%，2020年降至33.82%。使用改进的Morgan-Morgan-Finney模型估算土壤流失量显示，2000年到2010年期间，加权平均土壤流失量呈下降趋势，而2010年到2020年期间略微增加。计算得出的土壤流失值分别为2000年8.64 t ha^-1 yr^-1、2010年7.12 t ha^-1 yr^-1和2020年7.30 t ha^-1 yr^-1。土壤侵蚀易感性图表明，2000年到2020年期间，非常低风险的土壤侵蚀区域有所增加，主要集中在森林地区，而农业区域则显示出低到中度的易感性。此外，荒地区域显示出中高度的土壤侵蚀易感性。为解决这些问题，建议未来的努力应包括在荒地地区进行造林计划，在农业区域实施保护耕作方式，并采取适当的道路稳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