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实现我国水资源合理配置,缓解北方广大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大战略性基础工程。建立跨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水资源永续利用的关键核心,而生态补偿量的测算与分配是建立补偿机制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通过机会成本法和支付意愿法,建立了针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的横向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引入分别反映水源区和受水区自然资源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整系数,共同确定水源区受偿量和受水区补偿量的分配权重系数和具体金额。结果表明：（1）贯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的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为25.2亿美元,下限为22.0亿美元。（2）不同受水区的支付标准和水源区的受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受水区支付横向生态补偿的出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 河南省出资40.71%,河北省出资35.04%,北京市出资13.67%,天津市出资10.58%。供水区接受横向生态补偿的受偿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 陕西水源区受偿68.45%,湖北水源区受偿21.56%,河南水源区受偿9.99%。（3）影响受水区居民支付意愿的显著性因素包括居民年龄、居民受教育程度、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对南水北调工程的了解程度和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5项。本文基于理论分析,通过实证案例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的有关问题,为我国建立行之有效的水源地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并对其政策化和法制化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生态退化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十分严峻,尤以中国典型脆弱生态区为甚。在2016年开始实施的“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议题。然而,长期以来,生态治理研究工作缺乏实施效果评价、忽视生态技术应用、忽略生态技术地域和经济适宜性。针对这些问题,科技部在201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启动了“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包括8个领域的37个项目。其中,“生态技术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及全球生态治理技术评价”（2016YFC0503700,2016-2020）项目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牵头,参与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和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项目总体目标为辨识生态技术,构建典型脆弱生态区退化生态系统治理的生态技术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评价生态治理技术,筛选满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生态技术;找出国外生态技术需求,推介适合发展中国家生态治理需求的生态技术模式。项目设置了6个密切相关的研究任务：生态退化分布与相应生态治理技术需求分析;生态技术评价方法、指标体系与模型开发;不同类型生态技术识别、演化过程与评价;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关键技术评估;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技术筛选、配置与试验示范;生态技术评价平台与集成系统研发。本专辑将介绍本项目研究迄今取得的进展,包括生态技术辨识和评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概述,中国及代表性国家水土流失、荒漠化和石漠化治理技术演化和评估案例等。希望本专辑对同类研究以及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为了解“十二五”期间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情况,在资料收集、典型调研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从工程管理、工程建设、实施效益三个方面共选取24个指标,运用层次分析-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各省区工程实施效果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结果表明：(1) 大部分省区工程建设得分>0.65,得分较高,工程管理和实施效益得分多在0.45-0.65之间,总体得分偏低;(2) 综合评价结果呈正态分布,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综合得分分别为0.71,0.68和0.67,实施效果良好;吉林省、辽宁省得分分别为0.38和0.42,实施效果有待提升;其余各省得分均在0.45-0.65之间,效果中等;(3) 评价结果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地带性规律,西南岩溶区实施效果最好,其次是西南紫色土区、西北黄土高原区、北方土石山区和南方红壤丘陵区,东北黑土区实施效果有待提升。

沙障是风蚀工程治沙的主要措施之一,已在荒漠化防治领域广泛应用。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法,对国内外沙障应用以来在沙障类型、研究内容等方面的工作进行简要归纳和总结,指出了沙障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详细论述了沙障研究规律及发展趋势,认为科技、需求和发展理念是沙障研究的三大驱动因素,发展环境友好的生态技术,促进沙区经济产业化是沙障研究的方向。

水土保持技术对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治理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向相关专家咨询并查阅文献,结合对70余年来纸坊沟流域水土流失治理过程的分析,梳理所采用的水土保持技术,明确其所产生的生态经济社会背景。结果表明：水土保持技术包括水土保持工程技术、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和水土保持生物技术;在不同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阶段,因人们的需求及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一致,其水土保持技术种类也有所差异。纸坊沟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Ⅰ、Ⅱ阶段,主要以水土保持耕作技术为主,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第Ⅲ阶段综合采用水土保持工程技术、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和水土保持生物技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调整产业结构。为了加快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应更加注重于改善林分结构、提高林草质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功能、促进水土保持生态资源后续产业发展、形成水土保持与农业产业-资源优化耦合等方面的水土保持技术的研发与实施。

降雨的年际变化可导致碳通量显著变化。因此我们利用涡度相关(EC)技术观测西藏高原北部的一个高寒草甸连续2年(2005-2006)的CO₂净生态系统交换(NEE),以分析不同降水年份下CO₂通量的差异和控制因素。2005和2006年的降水量分别为489.9 mm和241.1 mm,相比于476.0 mm的多年平均值,前者属于平水年,后者属于干旱年。2006年的NEE的年际累积表现为净排放量(87.70 g C m^-2 yr^-1),而2005年则表现为非常微弱的吸收(-2.35 g C m^-2 yr^-1)。因此该高寒草甸在平水年是碳中性的,但在干旱年是碳源,这说明如果未来气候变暖继续恶化加剧土壤干旱的条件下,高寒草甸有可能成为一个CO₂释放源。在干旱年份,总初级生产力(GEE)、叶面积指数(LAI)以及生态系统碳吸收持续的时间都明显降低,由此引发干旱年份生长季旺盛时期每日NEE最大吸收速率、最大光合速率(P_max)以及表观量子效率(α)只是平水年的30%-50%。在其他因子的调控方面,半小时尺度的GEE和NEE与光合有效辐射(PAR)密切相关,但这种响应会受空气温度(T_a),土壤水分含量(SWC)和水汽压亏缺(VPD)的影响。NEE的吸收速率会随着T_a和VPD的升高以及SWC的下降而减少。当PAR超过合适的范围值时,由于较高的辐射加剧了土壤干旱的情况,会减少白天NEE的吸收速率。NEE吸收速率的最适T_a和VPD值分别为12.7℃和0.42 KPa,而且NEE的吸收速率也会随着SWC的增加而增大。LAI的季节变异能够解释GEE和NEE变异的77%。半小时尺度上的生态系统呼吸(R_e)的变异主要依赖于土壤温度(T_s),但SWC会在一定程度上调控R_e对T_s的响应。

本研究选择了中国52个主要城市,使用智慧低碳强度商数（SLSQ）这一创新量化模型探讨城市智慧低碳发展的水平和状态。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低碳城市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即具有高SLSQ的领导型,具有平均SLSQ的稳定发展型和具有低SLSQ的滞后发展型;（2）中国主要城市的SLSQ水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区域间存在差异”的空间变化趋势;（3）中国主要城市的SLSQ在城市规模上表现出“从大到小递减,规模内存在差异”的变化趋势;（4）中国主要城市的SLSQ水平在行政等级上表现出“从高向低递减,等级内存在差异”的变化趋势;（5）基于SLSQ水平,中国主要城市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动态模式：领导模式,稳定模式和准备模式,其中稳定模式占绝大多数。

城市空气质量恶化是我国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以第一阶段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为例,通过比较2013年各区域城市每日和每时的空气质量指数变化,总结空气质量变化的时空特征,并借助SPSS18.0软件,采用相关分析中的二次曲线拟合法探讨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趋势。结论认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季节性变化特征显著,空气质量春冬差,夏秋好;从污染天数看,城市空气污染形势严峻且有加重态势;从小时变化看,城市空气质量与社会生产生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时间耦合性;城市空气质量总体空间格局表现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且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不同区域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单位GDP能耗、城市化水平等是影响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共同因素。

理解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有机质矿化的温度和湿度敏感性的变化对于估计全球变化背景下土壤碳贮存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采集了位于中国东南部亚热带地区的果园、农田和四个不同森林类型的土壤,测定了土壤有机质的矿化量及其对温度和湿度的敏感性。通过室内培养的方法,我们获得了土壤有机质对不同温度(5、10、15、20和25°C)和湿度(土壤持水量的30%、60%和90%)的响应。结果表明,果园和农田土壤的碳矿化速率和累积量高于森林土壤。随着培养温度的增加,土壤碳矿化速率和累积量显著增加,随着土壤持水量的降低而减小。土壤碳矿化的温度敏感性不受土地利用类型和培养湿度的影响。在所有的温度处理下,土壤都表现出相似的湿度响应。相比于其它土壤,农田土壤对土壤湿度更加敏感。我们的发现表明,在中国东南部亚热带地区农田和果园土壤比森林土壤有较高的CO₂释放的能力。

草地净初级生产力（NPP）的空间格局受到各种环境要素的影响。当前大量研究探讨了不同环境变量对草地NPP的影响,但各种环境变量对其空间格局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尚未统一结论。而基于模型模拟的草地NPP会加剧这一不确定性。因此,本研究基于文献资料搜集获得我国北方草地602个样点的生物量和产草量数据,构建1980-1999年草地NPP实测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关分析和主导因素分析法定量探讨了环境变量对NPP空间变异的单独和联合影响。研究表明,北方草地NPP的空间分布明显异质,在4.76 g C m^-2a^-1 to 975.94 g C m^-2a^-1间波动。草地NPP与年降水量显著正相关,而与年均温度显著负相关,其中降水对荒漠草地的影响最大,其次为草原和草甸。由于水资源的限制,随着海拔的增加草地NPP降低。草地NPP与坡度呈正相关,与坡度的关系微弱。土壤质量越好,草地NPP越大。就各种环境要素的联合影响而言,年降水量是影响草地NPP空间格局的最主导要素,其次是高程。

耕作措施由于其对于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而备受关注。明确土壤团聚体结合碳的矿化过程有助于探讨耕作对于土壤碳库动态变化的影响机理。本研究测定了火山灰土耕作与免耕处理不同粒径土壤团聚体的全碳量和碳矿化速率。免耕与耕作处理下的小粒径团聚体（< 0.25 mm）的全碳含量皆高于大粒径团聚体（> 0.25 mm）,因为火山灰土的小粒径团聚体含有较高比例的细壤粒和粘粒,而细壤粒和粘粒能够吸附较多的有机物质。免耕与耕作处理的碳矿化速率和全碳量呈显著相关（R² = 0.6552, P = 0.002）,证明土壤团聚体结合碳的矿化速率受粒径大小的影响。免耕处理可以改善火山灰土的土壤结构。耕作能够增加碳矿化率较高的小粒径团聚体数量,从而增加了耕作处理土壤的碳流失。与团聚体粒径不同,耕作处理对于同一粒径土壤团聚体结合碳矿化速率没有显著影响。

成功的生态系统的监测取决于准确的分类结果。本文试图对沼泽湿地的生态特征进行监测。遥感分类常被用于描述生态系统或土地覆盖的格局情况。不同空间分辨率的的遥感影像反映的景观类型,景观特征均存在差异。本文利用不同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对洪河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在群落尺度上进行监测。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是典型的内陆原始沼泽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地,以草本沼泽植被和水生植被为主。根据SPOT-5不同分辨率10 m × 10 m、20 m × 20 m、30 m × 30 m的影像,以及30 m空间分辨率的Landsat TM影像,利用最大似然法（MLC）对洪河保护区进行分类。为了验证分类结果的精度,本文利用航空影像分类数据作为样本,对SPOT-5和TM分类结果进行KAPPA精度验证。由分类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分类结果验证数据对结果的影响很重要;（2）不同传感器的影像对地面生态系统的表达内容不一样,即使是处于相同的光谱波段,同一空间分辨率的情况下。分类结果不仅取决于生态系统类型的多样性和斑块形状,还取决于面积维数和斑块的聚合度。（3）洪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湿地保护最好,其次是缓冲区,最差的是实验区。实验区已经有大面积的湿地被人类开垦成农田,湿地生态系统已经退化的很严重。因此,对珍稀生态系统的保护应该与人类的活动区强制的隔离开,才能保护原始湿地生态系统多样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背景因素和最大价格信息对BDM拍卖支付意愿的影响。为了分析农村居民对饮用水水质改善的支付意愿,本文选取便携式水过滤器为BDM的拍卖物。来自中国、柬埔寨和菲律宾的354名随机样本参与了本研究的实验,其中有一半的样本来自于家里有自来水的家庭,另一半来自于家里没有自来水的家庭。样本再被随机地分成两组：一组样本被告知拍卖物的最高价格信息,另一组样本不被提供拍卖物的最高价格信息。研究结果表明：被提供拍卖物最高价格信息的样本给出的平均支付意愿高于不被提供最高价格信息样本的平均支付意愿,但二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参与者的背景因素(家庭是否有自来水供给)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收入、年龄和教育水平等)对参与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影响。没有自来水供给的家庭比有自来水供给的家庭对饮用水水质改善有较高的支付意愿;收入较高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对饮用水水质改善有较高的需求;菲律宾和柬埔寨的农村居民对便携式水过滤器的需求明显高于中国的农村居民。

本文基于协整、线性和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探讨了我国1961-2010年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CO₂）和经济增长（GDP）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和因果关系的证据,意味着经济发展会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会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线性和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的单向因果关系,即GDP增长是CO₂排放强度的原因。从建议政府制定政策应该考虑目前的环境因素,这有助于让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重视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遏制碳排放量。

光伏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能源产业发展很快,近些年来在我国西北沙漠、戈壁地区也建立了一批光伏发电厂。那么,在沙漠、戈壁上建造光伏电厂有无生态学意义,有何生态学意义呢?本文运用河西走廊的气象资料和民勤沙区的光照观测资料以及植被观测资料,对此作了探索性分析。结果表明,1 m²的光伏电池板转换的太阳能相当于民勤沙区260.75 m²沙漠植被利用的太阳能。我国沙漠、戈壁面积广大,沙尘暴和风沙流发生频繁。沙漠、戈壁地区光照资源丰富,在沙漠、戈壁上发展光伏产业,不仅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显著的生态学意义：一方面能有效调节地表的热力平衡,防止和减少沙尘暴和风沙流,光伏发电与防沙治沙相得益彰,是一种经济产出和生态防护双赢的产业。另一方面,无需占用耕地和其他可用土地资源,有利于保护国家的耕地“红线”。沙漠、戈壁地区也是多风的地区,光伏发电厂辅之以风力发电均有利于转化、消耗沙漠、戈壁地区沙尘暴和风沙流的动力源,由此减少沙尘暴和风沙流的发生。

在农业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国家的政府制定了一些诸如农业合作的政策以帮助农民提高自己的盈利能力并提高区域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研究了日本于2006年制定的多产品经营稳定计划及其影响,该计划旨在通过农业合作,提高农业生产单元的规模等以使得农业生产与全球化相适应。对该政策有效性的评估结果表明,地区和县代理商试图发展农业合作时存在明显的困难。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这些政策会使得发展农业更有利可图、更有竞争力,但日本农民并不认为该政策是实用的或可持续的,相反甚至还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为了解及合理开发大型真菌资源,通过线路调查法对安徽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的野外系统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安徽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种类共有101种和变种,按经济价值分为食用菌、药用菌和毒菌,分别有59种、20种和8种,隶属5纲13目43科67属,另有14种是食药不明的菌类,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它们广泛分布于阔叶林、混交林、针叶林、竹林、荒地等植被类型中。该区大型真菌资源丰富,在食用、药用和营林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开发前景。

野生动物友好型耕作(Wildlife-friendly Farming,WFF)实践是一种维持农田生态恢复的良好方式.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影响日本佐渡岛农民实施WFF的因素和提出影响这种实践传播的政策.对佐渡岛上把大米销售给日本农业合作社(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JA)的5010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总共收到2231农户反馈问卷(反馈率45%).通过与未经认证农民的态度和属性对比,我们确定了影响农民实施WFF的关键因素.与未经认证的农民相比,已认证的农民:(1)对生物多样性和WFF的经济效益表现出更高的兴趣;(2)拥有更多的已认证农民朋友;(3)感受到了来自消费者的更多的压力和期望;(4)当实施WFF时,不受恶劣劳动力或农田条件的限制.为了在佐渡岛进一步宣传WFF,我们建议把WFF实践对稻田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性信息应用到公共教育中,并在非认证农民和已认证农民之间、农民与消费者之间创建交流的机会.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过高,已经引起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尤其是自然资源约束的变化威胁着未来我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我国自然资源的制度基础及经济条件,本文提出了资源规制的概念.资源规制是政府规制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应用,其目的在于调节和控制区域发展,是政府对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经营和保护等行为的约束.资源规制包括了两层涵义：一是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二是以自然资源为工具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我国资源规制的基本框架主要由法律规制、规划规制、标准规制和具体的指标规制四个层次构成,而其他的社会参与、监督、监测、评价和奖惩对于资源规制框架的构建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的资源规制主要集中在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和环境资源的规制上,而对于海洋资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规制力度则较弱.总体来说,我国的资源法律规制、规划规制和标准规制的基本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具体的指标规制则较为分散和破碎,建立完善的资源规制体系仍任重道远.

20世纪80年代我国鄱阳湖流域实施造林再造林工程,该区域森林面积大幅增加.大规模植物造林可能极大地影响该区域森林碳库与碳收支的变化.因此,气候变化背景下鄱阳湖流域碳平衡对中国碳循环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对于该地区长时间尺度的碳平衡,特别是在未来气候变化和CO₂浓度上升的条件下森林生态系统碳源/汇趋势的了解不多.本研究利用过程模型InTEC模型结合区域气候模式(RIEMS 2.0)模拟的未来气候资料估算了鄱阳湖流域1981-2050年碳收支情况.1981-2000年,年NPP的快速增加主要归因于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森林土壤有机碳(0-30cm)在植树造林初期每年降低1%.同时该地区森林在过去20年期间从碳源转化为碳汇.2040-2050年森林总碳库相比较2001-2010年增加0.78 Pg C.基于气候变化和CO₂浓度增加(A1B)背景下,鄱阳湖流域NEP趋向于稳定(20-30 Tg C y^-1),除了少数年份因为干旱引发了大的碳汇损失.模拟结果同样表明水分是控制该地区NEP年际变化的主要因子而NPP的年际波动主要受到温度的影响.

人类活动导致的大气氮沉降也许已经改变了凋落物分解速率和物种组成,从而影响生态系统氮循环和碳储量.本文在呼伦贝尔草甸草原,采用凋落物袋的方法,结合低剂量氮添加处理实验(对照：无氮添加;低氮处理：1 g N m^-2 y^-1;高氮处理：2 g N m^-2 y^-1),研究了在28个月的分解实验期间,氮沉降对三种优势种地上部凋落物分解剩余重量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我们的研究中,无论高氮还是低氮添加均对单物种凋落物分解没有影响,但是低氮添加轻微地抑制了混合凋落物分解.凋落物分解明显地受到物种类型的影响.我们的结果说明,初始凋落物质量可能是凋落物分解的主要决定因素,自然生态系统中低剂量的氮沉降并不会影响单物种凋落物的分解.

全球气候模型(GCM)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来评估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并可预估包括人类活动因素驱动在内的未来气候变化情景.然而其较低的分辨率并不能捕捉到那些地表特性复杂区域的气候变化特性.因此,使用包括区域气候模型(RCM)、偏差校正法和统计方法等方法在内的降尺度方法来处理GCM的原始数据以达到评估区域的气候变化的目的.本研究应用使用偏差校正法中的delta方法将24个GCM在IPCC 三种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月尺度数据水平分辨率降尺度到0.5℃,进而用于分析新疆未来气候变化格局.基于降尺度后的计算结果与GCM模型原始数据比较表明：降尺度方法可以改善复杂地表和地形的区域气候变化预估特征,并降低GCM生成的气候数据在新疆地区的不确定性.结果表明：A1B、A2和B1 三种情景模式下年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在21世纪早期具有相似的空间格局与变化趋势,到21世纪中期会产生波动变化.年平均气温在A1B,A2和B1 三种情景下到21世纪末将分别达到10℃,11.1℃和8.5℃;与此同时,年降水量将会有波动性的增加趋势.在2020-2070年间,A1B情景下区域年平均气温大于其他两个情景.A1B情景下的年降水量在2020-2040年间也大于其他两个情景.然而,在不同的情境下年平均气温与年降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同情景下年平均气温的差异达6℃,而年平均降水差异大约200mm.在区域气候变化格局方面,到21世纪末,在天山中部、伊犁河流域、天山南部和塔里木河下游的年平均气温的增长要比准噶尔盆地、帕米尔高原和昆仑上北坡的小.年降水量在南疆西部呈现出轻微的下降趋势,但是在昌吉,吐鲁番,哈密和阿尔金山北部呈现出增长趋势.

本文选取甘肃省正宁县1995,2000和2010年土地利用数据和相关耕地统计数据为分析依据,以ENVI, ArcGIS和Fragstats为主要工作平台,对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变化进行了分析.为了避免了评价指标选取的主观性,在景观水平上针对土地利用斑块数量、形状和蔓延度等特点选取了相应的景观指数,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了区域土地利用的生态风险评价指数.为了研究生态风险的空间变化和验证生态退耕政策实施的效果,本文引入了生态风险质心迁移模型和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模型,定量描述了甘肃正宁县实施生态退耕工程前后生态风险的相对大小和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生态退耕工程的实施使得正宁县东、中、西部的生态风险均减小,减小幅度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东部为生态风险防范管理的最重要地区;(2)正宁县生态退耕前后生态风险质心向西南方向迁移了4288m,东部和西部景观破碎度的大幅度变化对县域生态风险质心的迁移起到了主要的作用.研究结果提示：为了进一步加强正宁县生态安全管理,东部地区应以林地和草地生态保护为主,中部地区应保证耕地的质量并强化对新增建设用地的规划和控制,而西部地区则需构建水土保持型农业生态系统.

藏北高寒草地系统生态脆弱且区位重要,草地退化和沙化的治理是目前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本文采用遥感解译、模型模拟、地面取样验证等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藏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退化的现状、趋势和原因,以实验为基础,总结了退化草地恢复的几种重要模式.数据分析表明：藏北羌塘高原轻度退化草地占62.0%,中度和重度退化草地占15.1%,1991年以来,退化面积快速增加,2000年以来重度退化面积增加趋势明显.藏北西部的草地轻度退化可能由气候暖干化所引起,而中部、东部的重度退化主要由超载过牧引起.总结出轻度退化草地的“封育”、中度退化草地的“施肥+封育”、重度退化草地的“补播+施肥+封育”三种草地恢复模式.提出了退化草地恢复和保护的间接途径“南草北上”生态工程的战略构想.

水资源短缺是三北防护林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在对我国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区水资源时空格局及其演变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对三北五期工程区623个县的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显示：三北防护林工程区水资源约束下适宜造林的县区有387个,较适宜造林的县区有185个,次适宜造林的县区有60个.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西部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然而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造成了碳排放量的大幅增加,严重影响了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为了有效地控制西部地区碳排放量的急速增加,我们必须全面分析引致西部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的视角出发,利用1991—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碳排放量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这种关系更加显著.同时,检验还发现西部地区的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对碳排放量增加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三次产业间结构变动的影响系数达到16.4,二次产业内部采掘业和重工业比重上升的影响系数达到14.3,人均居住支出和人均交通支出的影响系数也分别达到5.6和6.5,而传统的人口规模、收入规模则对西部地区碳排放量的影响微弱,影响系数仅为0.73和0.86.因此在制定西部地区“十二五”节能减排战略时,需要更多的从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视角出发.

湿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然而,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加之长期过度开发已经使得我国的湿地生态系统已经不堪重负.因此,为了改善和恢复湿地的多种功能,如减缓径流、蓄洪防旱,净化水质等,在适当的地域恢复和重建湿地是当今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本文从退化湿地生态恢复的基本概念入手,阐述了湿地恢复的基本原理以及湿地恢复的基本流程;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分别阐述了退化湿地生态恢复的三个基本模式,以及退化湿地生态恢复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策略;最后还对湿地恢复项目的评估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当前我国农户兼业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基于在内蒙古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研究区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农户兼业现象十分突出,而兼业程度不同的农户,其经营土地的方式差异明显.非农就业户通过将其土地转给其他农户而脱离了农业耕作,这同时满足了其他农户扩大土地经营面积的愿望.种植结构差异不大,均体现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作物具有优势;对于有耕地利用行为的纯农业户、I兼型农户和II兼型农户,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物质投入增加,说明农户兼业使其资金约束减小,增加了资金投入能力,但是在劳动力约束下,兼业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减少,且务农劳动力“妇女化”、“老龄化”和“文化低”等现象突出;作物单产和土地净收益纯农业户大于兼业农户,说明劳动投入对土地产出更为重要.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